爱华网摘要：世界又冒出了“中国特殊论”。中国有特殊的历史背景，特殊的价值观，特殊的政党制度，是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有自己的特色：特色的建国理念，特色的发展思路，特色的宏观调控。但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和基本规律没有变，中国经济仍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未来，也有些特别的问题需要解决：高速增长的惯性还会持续下去，难点是民主法治体制的完善和权力的监督能否到位。我们已走过了一条“铁腕救国”、“铁腕建国”之路，我们是否也能实现“铁腕治国”？关键是能否有效解决“民主与法治”和民主监督问题。
近二十几年,中国经济一直以8%——9%，从去年开始已进入两位数增长，现在也没有出现衰退的迹象。世界的舆论也发生了变化。从崩溃论，怀疑论，现在又出来了“特殊论”。并且说“特殊论”颠覆了西方经典，说“美国例外论”成功地解释了美国式的道路，“中国特殊论”是否也会得到全世界的认同？
要认识“中国的特殊论”，就要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中国的过去有三大“特殊”。
一是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近几百年的历史是用鲜血写成的历史，是悲壮的历史。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古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受尽了列强的侵略，割地、赔款。中国沦为殖民主义、半殖民主义地。国家是一穷二白；社会是一盘散沙；人民被称为“东亚病夫，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是三座大山。多少仁人志士为之浴血奋战！推翻了满清王朝，又出来一个袁世凯称帝，张勋章复辟；经过了北伐战争赢来国家统一，却又出来十年内战。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人民，粉碎五次反围剿战争，经过已二万五千里长征，接下来就是八年抗战。这八年抗战，我们牺牲3500万同胞，一次南京大屠杀，日本鬼子就杀了我们30万人啊！好不容易迎来了抗战胜利，紧接着就是三年解放战争。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又爆发了抗美援朝！我们用原始的武器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胜利来之不易啊！我们有五代人没有吃饱饭啊！实在是穷怕了！残酷、艰苦的战斗生活造就了大批卓越的建国人才，铸就了不怕苦、不怕难的坚强意志和惊人的敬业精神，孕育了高达46%的储蓄率。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站起来，富起来了，在世界讲话也响了！中国人民是多么高兴啊！人民十分珍惜这个机遇，专心致志谋复兴，孜孜不倦奔发展。但是我们的建设环境也不是平静的。内有阶级敌人的反抗、破坏、干扰，外有敌对势力的封锁，建设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些都逼着我们走一条特殊的路。在前进的路中，我们有没有错误？有！人民有没有意见？有，可能还不少，但是没有人想起来造反。据最近发表的《世界价值观调查》，96﹒7%的中国人表示相信他们的政府，而相信政府的美国人仅占37﹒3%。同样，83﹒5%的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为所有人民而不是少数利益集团服务的，美国持这种看法的人仅占36﹒7%。美国带着日本，天天对着中国搞遏制，日本首相一而再，再而三参拜靖国神社，的确帮了我们“大忙”，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血泪仇，要排除万难谋发展。至于说“一党专政”，人民自有自己的想法。
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原有那些封建思想，还没有受过资本主义思想的冲击，一些历史思想会延续下来，当然也包括有些不健康的。在西方看来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而我们中的多数人却很习惯。先看看我们的戏剧，帝王将相的内容比较多，我们对包公也情有独钟。为什么我们的百姓喜欢上访？不找法院却选择上访？一是客观条件有限制，二是有点历史习惯，他们是在找“包公”替他说话！中国人民的思想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是中国人民也讲实际的。既然中国共产党能领导大家推翻了三座大山，全神贯注地建设新中国，百姓的生活也一天天好起来！路也好了，房子也好了，吃好了，穿也好了，为什么还要反对共产党？对于广大基本群众来说，要先解决吃饭问题，孩子读书问题，对民主和自由还是停留在一些感性认识上。
二是特殊的价值观。中国是孔孟的家乡，讲究中庸之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崇尚价值观中立论。所以中央提出的：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大家很听得进去。自然百姓要跟着中央走，有时间或发几句牢骚，但不会想起造反。中国有56个民族，但没有像中东那样发生民族斗争；中国有很多宗教，共产党讲无神论，但没有宗教冲突。中国人民向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田园式的生活，要求不高，只要能和和平平地生活，就好了。现在共产党领导大家奔发展，不是很好吗？这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特殊的政党制度。中国有一个特殊的政党，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有坚强的”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党；中国共产党是经过十分残酷、长期武装斗争打出来的党，而不是一般党,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谁也取代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但是国家的治理仍然是通过政党和少数代表人物来实施的。中国的建设也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还有一套特殊的决策程序，领导全国人民创造新生活，不能简单说是“一党专政”。党在做出每一项重大决策前，政治局先请教授上课，学习有关知识；再分头下去搞调研，组织专业班子起草方案；方案搞好后，先分发到专家论证，放到下面讨论，广泛征求意见，也包括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协商在前，然后交人大讨论，形成决议。实行的是一条将执政党依法治政与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所以共产党的领导不能简单等同于“一党专政”，是一种新型的执政方式。此外，中国共产党还有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一支听党的话的军队，全面掌握着党、政、军大权。所以中国的问题，只要共产党做出决议，能够行动起来，原因也就在这里。可以说，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走的是精英治国路线，行的是集权体制，兴的是铁腕救国，铁腕建国，铁腕治国之道。虽然共产党也有过错误与缺点，新的执政方式也有不足之处，但现在还没有一个党、一个新的执政方式能够取代。
中国的历史背景，中国的文化基础，中国共产党，构成了中国的主流。中国人民决不会让鸦片战争后那段历史重演！中国人民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一定要把中国建设好；即使有些人有过挫折，还可能受过不公正对待，但仍痴心不变；中国人对外国人还有戒心，中国人要走自己的路。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主流！
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们曾预测中国奇迹将消亡，他们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务是一只纸老虎，只会产生泡沫，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能力控制通货膨胀、进出口平衡和经济增长速度。但是，自1996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发展，现在已进到两位数增长，社会仍然稳定，居然向西方经典理论叫起板来了！其实，持怀疑态度的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特点。
中国的现在，也有三大特色。
一是有特色的建国理念。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邓小平的两论：“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大胆探索，谨慎前进！这是一条务实路线。
二是特色的发展思路。这就是邓小平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概括为：特色的经济制度，特色的政治体制，特色的发展模式，特色的执政理念。我们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决心吸收世界一切有用的经验、办法，在创新中，战胜资本主义，走和平崛起之路。
三是特色的宏观调控。中国的发展，既融合了资本主义发展原理，又坚持了社会主义宗旨；既认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又坚持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既主张少数人先富起来，又不忘提高亿万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我们既参加了经济全球化行列，而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几十年来，虽然也遇到危机，但都能平安渡过，且保持高速增长，宏观调控功不可抹。我们坚持“政府推动，双轨增长”、宏观调控与市场化的结合之路，西方许多专家们断言中国的经济，中国这种治理结构，一定要发生危机，有些甚至预言等着美国来接收，而结果是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发生危机，而且发展是越来越快！国外传说，“中国发展中饱含非经济因素，无视经济规律却一帆风顺”，并且现在已进入了两位数增长期，奥秘何在？为国际经济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其实就在于中国发挥了政府的作用，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坚持以人为本，协调各方利益，维护市场秩序，推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我们的宏观调控有自己的特色。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考虑的主要经济变量：汇率、利率、通胀率、失业率、财政赤字等，但一般不涉及具体的行业指导及行政控制政策。在中国，西方国家运用的调控手段，我们都用，如果当发现只靠央行调整利率或汇率及财政预算，无法达到稳定宏观经济的效果时，就配上由各部委共同协调并由国务院出面推出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我国宏观调控不仅有丰富的政治资源，而且还有雄厚的、可供直接调节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还有那近二百年千锤百炼磨练出来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坚强信念，我们能够加以组合，灵活运用，保证了我们经济高速增长。我们的宏观调控具有极大的综合性、全局性、人民性。它不仅具有集中力量干大事的发展潜力,而且具有非凡的宏观调控手段。为了推行出口导向型工业政策，即对先进行业务和外向型企业提供税收和信贷等方面的优惠。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我们用发行建设债券8000亿，投资于公共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5——2个百分点，使当年经济发展速度仍达到9。1%，既度过了危机，也为基础设施打了基础。 我们有一支基本队伍，蕴藏着丰富的组织资源。几十年来，我们完成了许多史无前例的巨大工程，都是得力于我们强大的组织能力。 最近动工的36公里长的钱江大桥，总投资118亿元。是政府牵的头，吸纳各方资金。民间资金比重达50.26%。大桥建成后，将使宁波从原耒的交通末端变成交通节点。对促进以上海为中心的世界级大型都市圈的形成，加快长江三角洲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用这种办法建设了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渤海经济区、西北经济区，这些经济区建成后，对全国经济的发展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全国经济有影响的还有全国十大工程建设，在协调中国经济的发展中都是功德无量。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因经济中的自发作用，生出了经济危机，而中国因为有自己特色的宏观调控，即使经济运算行中出现了一点非正常苗头，就采取微调，这样就保证了我国经济长盛不衰。上半年，中国投资呈加速增长势头，创三年新高。为遏制投资过快增长，有关部门出台了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收紧土地闸门，逐项清理“亿元级”新开工项目等措施，后来又调整利率，改革了外汇制度，投资过热趋势得到了遏制。充分反映了中国宏观调控：“综合性、全局性、人民性”的特点。中国宏观调控不仅适应性强，而且效果也十分突出。它不仅保证了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平稳、高速发展，而且也没有出现西方所担心的排斥民营经济的现象。民间资本、私人资本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内，由几乎为零迅速增长到目前的约6万亿元。如今，私营企业占中国法人企业的60%以上；它创造了中国GDP的约40%，创造了中国GDP增量的约60%；它解决了中国城镇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大半，解决了社会新增的非农就业的80%以上；它提供了中国税收的约1/5；它提供了商品与服务，成为彻底扭转中国短缺经济面貌的一个重要力量，成为中国人民生活质量得以根本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也是中国人民为什么愿意跟共产党走的内在因素。西方许多现代化的理论家不明白，中产阶级私有财产集团是民主、自由的重大动力，并且在成长后会对现有政权产生巨大的威胁与反叛，但是中国中产阶级已成型且逐渐强大，各个阶级的私有财产也呈飞速增长，但是他们没有成为麻烦的制造者，而且有些人还要求入党；发展经济学有一大理论，贫富分化必然导致社会动荡，中国基尼系数虽然超过了临界点，但是全国社会秩序井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有一个宏观调控，他们的困难，政府主动通过宏观调节，解决了，或者正在逐步解决，动乱、反叛都没有必要了！
可见，对中国的发展，不必怀疑，也没有什么特殊，就是因为有中国自己特殊的历背景，特色的价值观，由有中国特色的党领导大家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事物本来就是多样性的。我们可以设计一条轨道，让火车在轨道上跑；我们也可以修一条公路，让汽车在公路上驶，而飞机则在天上飞。市场活动有客观规律，但是市场行为是可以调控的。因此市场经济也会出现多样化。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没有改变。市场经济仍然是利益经济、竞争经济；价值规律仍然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市场在资源分配中仍然起基础性作用，只是使那些妨碍、干扰上述这些法则的行为受到抑制或纠正。中国经济发展不是如有些人所说，没有规律，而是有些人还没有或不愿意承认这些规律。
中国的未来，也有一些特别问题需要解决。
中国的未来有两大议题需要解决，一是经济发展能否继续保持高速好发展，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改革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核心是解决民主法治和民主监督问题。
可以预见，在一个不短的时间内，中国的未来还可以高速发展。因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都是很好的。国内社会稳定，全党、全国人民全神贯注谋发展，又有一条件好发展思路和好的开端，科技创新工作也有好的进展，同时这几年的宏观调控也消除一些经济发展的诸如电力、煤炭、农业等瓶颈因素，可以预见经济高增长的惯性仍将继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我们的增长模式仍然是“双轨增长，政府推动”的模式，即常人称为“双轨制”。这种模式有一条底线：能否守住市场仍然资源分配的基础性作用。在这个发展模式中，干部仍然处在一个特殊位置，权力很大的。许多事情，好也干部，坏也干部。干部能否按改革要求归位，权力监督能否跟得上，那要看政治体制改革。比较起来，单纯经济方面出的问题容易解决，由干部问题引起的经济问题，解决起来就不会那么容易了！所以说，摆在中国面前的困难还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这是一项前无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后无退路可走的“艰巨工程”，我们还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摔跤。
我们现行体制是一个特殊的体制，仍是高度集权的体制，它可以成为既有集中，又有民主的体制；也可能成为民主不多，监督乏力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中，要解决的难点就是用内部监督取代异体监督，内部监督机制能否建立起来，是个大问题。为建立内部监督机制，我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制定了关于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性建设等10多个文件，今年又出台了关于加强政协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若干文件，不断推进民主选举、监督建设，连续颁发了诸如：《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关于党内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等5项法规文件，至于各项工作条例则更多了，可贵的是创设了一些具有实效性的监督形式，进一步完善了监督程序，理顺了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是民主法治建设一大进步。接下中央计划召开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这些都是开创性的，是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大事，人民也寄于丰厚的希望。当然我们也要估计到可能遇到的困难。 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封建思想的影响。
我们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建立起来的，我们没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封建思想受民主、自由思想冲击、荡涤的那一段经历，封建思想中某些思想还在计划经济中以某种合法形式保留了下来。王权思想、等级观念、官尊民卑和刑不上大夫等意识还是很有市场的，有时甚至招摇过市。“民主与自由”也只是在近几年见之于报上与中央首长的讲话之中。商品经济是利益经济，竞争经济，它的本性就要求平等与自由。商品经济是利益经济，但不是自私自利经济，它要求既有利己的动机，又要求要有利于他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封建思想的核心思想，但它是反动的、是被清除的对象。我们能否有效地清除封建思想，将会深刻影响两大改革的彻底性。
（一）影响政治体制的彻底性。在我们这样的政治体制中，干部是骨干，中央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在不断解决干部中问题，出台许多工作条例，惩处了不少违规、违法干部，今后能否形成一项经常性制度？“法”能否真正成为“普遍的约束力”？必须看到我们干部的权力是很大的啊！经济发展起来了，国家有钱了，钱的分配权在干部手中，干部能眼不红，手不伸？所以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干部问题，干部的选拔制度问题，干部的监督问题。做到确保公共权力不被滥用，切实依法行政，维护社会公正，其关键是要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将权力运行的每一个部位、每一个环节都置于有效监督之下；同时，又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关键还在体制，在干部。在市场经济中，初看起来，中心是市场与企业的问题，但是在集中型体制中，工人与企业主、企业与企业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政府与群众的问题，或者说，政府官员与群众的问题。而解决干部问题的中心议题是解决干部的特权思想。官与民在法律面前能否人人平等；人民能否有效地监督干部；干部能否与民同甘共苦，不是嘴上说说的，它要有一套完备的制度，严格的法律保证，还要有一个好的体制，否则都会走过场。在我们这种体制的干部，是处在一个特殊地位的国家干部，许多工作要有求于干部，要干部不滥用手中的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在政治上对自由、民主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政治改革能否跟得上，将成为社会稳定中一件大事。民主与法治自然而然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干部与群众的矛盾自然而然会演变为社会矛盾，会引起社会动荡。这不是危言耸听。
（二）影响社会主义市场改革的彻底性。市场利益多元化的趋势愈来愈突出，宏观调控愈来愈倾向于经济调控；宏观调控成效是否显著，取决于市场主体的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的活力在于能否有一个平等、公正的竞争环境；而具备这一条件的先决条件是国有企业能否没有特权，但有活力。只有国有企业有了实实在在的活力，国家才会放开手让大家在一个起跑线展开有序的竞争，国家才能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通过调节经济变量进行宏观调控，从直接调控为主逐步过渡到间接调控为主，以保证经济平稳持久、快速增长。而构建市场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中，就看政府能否一只手摊平，其核心也是平等问题。归根结底又是一个文化、思想建设问题。
由此可见，隐藏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背后，还有一个深层次的文化、思想建设问题。这种改革的深度不亚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我们会有场“攻坚战”。从某种角度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巩固与否主要看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度与广度，能否处理好权力与权力监督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权力与民主法治之间的关系。
如果中国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算大功告成，中国也变得更加强大了！
在十分落后、贫困的中国，我们依靠铁腕救国、铁腕建国，能否也能依靠铁腕治国？关键是能否有效解决“民主与法治”与“民主监督”问题。（2006年9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