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章节选自作者出版作品《红色管理》
他们还注意到，在初创和起步时，这些“草根浙商”既没有所谓的完美战略和流程，甚至也未定好企业发展的远大愿景和目标。 而恰恰是这些企业，却成为了中国最为优秀的民营企业，有的甚至还“活”得很健康，“活”得很潇洒，其原因到底何在？ 我们以上述原理来分析，可以很好地找到破解这一困惑的密钥。在一个组织系统中，战略和流程做到近乎极致的完美，恰恰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僵化，并因此而束缚了手脚。而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当危机来临时，由于不能快速机动地做出反应，这样的企业必定会遭受灭顶之灾，并因此而步入消亡。 尤其在企业的起步阶段，这些企业的承载能力有限，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更加需要的是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如果盲目的追随世界500强这样的成熟企业去追求完美的战略和流程，最为可能的结果，会是更快地促使其消亡。aihuau.com 因此，即使是再强大的组织或企业集团，除了较为完美的流程和制度外，也还需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中国的企业大部分还处在初创和起步阶段，缺少的是规模经济的优势，在起步阶段迫切要建立的是“船小好掉头”的竞争优势。所以，这些中小企业在初创时如果就去盲目地追从完美的战略和流程，其结果往往会是学得越快死得越快。 当然，当企业一旦做大和做强以后，就必然要求建立起企业的流程和制度，“一人之治”已很难再适应大企业的运作。我们对“草根浙商”的分析，并非是要鼓励中国的企业都要“船小好掉头”。 事实上，已经开始做强、做大的“草根浙商”正在失去“船小好掉头”的竞争优势，而这些“草根浙商”也在实施“转轨”和进行“二次创业”，它们亟待处理的问题有：战略的缺位、错位，信用和信任危机，家族式管理，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和用人机制等等。 那么，我们反过来看，共产党已经从过去的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导向，在此过程中强调要加强民主集中制，提倡“以法治国”，实际上是共产党在政权得到稳固后，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开始的历史性转变，而民主集中制正是“人治”和“法治”的完美结合，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需要完善民主集中制度，让它更好地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服务。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尤其对那些已经做大做强的企业来说，制度也是立业之本，如果没有了制度的约束，那么强大的企业集团也会变得毫无生命力可言，它是一种用制度来约束和规范执行者的行为。 为什么在中国许多企业中，企业的规章制度往往会沦为墙上的废纸？为什么诸多老板事必躬亲、苦不堪言，却从未能体验现代企业如臂使指的愉悦？为什么“富不过三代”成了很多创业成功者挥之不去的心病？ 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商业、企业管理缺乏对组织基本的尊重，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蔑视制度。缺乏制度的企业必定不能规范执行力，也就只能靠老板的“一人之治”去解决问题，结果，老板们忙得“苦不堪言”，而员工们反倒在一旁“幸灾乐祸”。 假如一个员工偷窃了自己店里的东西，应该如何处置呢？按照组织制度管理原则，当然是按照制度赔偿、开除甚至是报警，但中国传统管理却不会简单地这么做： 在一个描写中国老字号“全聚德”的电视剧里，老板面对偷窃了店里鸭的大师傅，并没有采取制度规定的开除的方法，反而是通过事先设置计谋，在大师傅偷窃烤鸭的瞬间突然出现，并且当众宣布大师傅是首先发现了窃贼、并赶跑了窃贼的人。 就这样，一个组织内部的“内贼”，在老板的巧妙设计安排下，反而成了擒贼的“英雄”。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计谋管理，它所破坏的是组织的公平、公正的管理制度，但换来的却是大师傅更加感恩的工作。仅仅就这个独立的事件本身来说，我们不得不为中国人聪慧的计谋式管理叫好：既警告了大师傅，又保全了他的面子，同时还赢得了心知肚明的员工的敬佩，可谓“一石三鸟”。 仅就这个事实的结果来看，中国的企业完全有理由嘲笑和蔑视制度，因为这样做的效率和效果，远比简单地开除更好。一个中国特有的商业现象被忽视了——一个创造了巨额财富的伟大商人，与其所领导的企业的规模、产品、影响力，常常不匹配，甚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事实上，对于“富不过三代”的担忧其实正是因为利润是来自于企业家的个人能力、而不是来自于组织能力。“组织能力”可以被不断沿袭下来，但“个人能力”却只属于企业家个人。他们的思维模式与赢利能力，依旧停留在“商人与客户”的关系阶段，他们所具有的情感投入、察言观色和人情练达的能力，所匹配的正是传统的一对一、面对面的传统商业赢利模式的要求。 因此，企业家、管理者个人的去世，也就意味着组织的消失，显然，在这样的状况下，能够“富足三代”已经实属幸运。如果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不能清醒地区分自己企业的利润空间是来自个人能力、还是组织能力，那么，就意味着依旧处在危险的混沌状态；如果中国的企业家不能创造出强大的组织能力，那么，渴望实现所谓的企业基业长青，就成为了一张空头支票。文化、制度和训练：三个方面提高组织战斗力 在中国，谈到管理，很多人言必称海尔、联想、万科，这些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创造了我们这个时代繁荣的企业领袖们，如海尔的张瑞敏、联想的柳传志、万科的王石、华为的任正非、科龙的潘宁、广夏集团的孙广信、华远的任志强、宅急送的陈平等等，都是军人出身。据统计，截止到2004年底，以营业额计，在中国排名前500位的企业中，具有军人背景的总裁、副总裁就有200多人。 实际上，多数管理史学家都认可这样的观点:管理正是起源于军事和战争。由于战争的需要，军事领袖或政治领袖需要通过科学的组织和有效的管理将有限的资源充分地运用起来，他们设定军事目标、制定计划、组织资源、运用策略、展开进攻、获取胜利，这一切都贯穿了管理的基本原则、方法和基本的管理理论。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为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能成为一支铁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组织建设方面有什么特殊之处？ 在人们心目中，与军队和军人密切联系的概念主要是奉献牺牲、忠诚敬业、团队精神、纪律和服从等。实际上，在成为军人前，他们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学生或者工人，甚至街头的小混混，有着同普通人一样的平凡意识和行为。为什么在进入军队，经过军队的训练和教育之后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呢？ 通过对军队管理内容和管理过程的分析，我们发现，实现这种变化离不开三个要素:文化、制度和训练。这三者中，文化是基础，制度是保障，训练是手段。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提高战斗力的训练内容来看，他们主要从思想教育、日常行为规范标准化、军事业务能力三个方面提高战斗力。 首先是思想教育。军队通过思想教育引导士兵转变思想，认识军人保卫国家的职责，提高个人素质，让军人发自内心地认同训练的意义和价值，自觉提高战斗力训练水平。思想教育又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对军人的服从性教育，二是政治性教育。服从性教育是军队教育的基本内容。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电影或者电视中，我们都会看到士兵对军官的命令基本上是“坚决完成任务！”、“是！”之类的回答。我们不会看到哪一个士兵在回答军官的命令时会用商量或者讨价还价的口气。在企业中常见的下达任务时讲价钱、讲客观理由的现象在军队中是不可想像的。政治性教育则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国家安全教育、战斗精神教育等，这是让士兵知道为什么要服从，服从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最早在军队中建立政治工作机构的国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军队中党的领导被取消了，军队中的政治机关也被取消了，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大部分都退出了现役，俄军的思想工作一度陷入停顿。上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军队逐渐认识到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又开始逐渐恢复军队中的政治教育机构。一开始叫文体人员工作机构，设一名指挥员助理，负责全体人员的思想工作。后来逐渐恢复了各类政治机构，负责此项工作的指挥员助理也提升为单位副职。到2004年，俄罗斯军队已经把苏联解体时撤销的政治工作机构又逐渐恢复起来了。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是世界知名的电器公司，1933年7月，松下幸之助在日本第一家用文字明确地将自己的企业精神表达出来。1937年，松下企业精神已明确地形成七条标准： 1.产业报国精神。 2.光明正大精神。 3.友好一致精神。 4.奋斗向上精神。 5.礼节谦让精神。 6.适应同化精神。 7.感激精神。 松下的企业精神首先是通过对员工的教育训练来体现和坚持的。松下电器公司非常重视对员工进行松下精神的教育训练，并且形成了制度化。 1.每天上午8时，松下遍布日本的8万多名员工同时诵读总裁松下幸之助概括的七条精神，一起唱公司歌。松下幸之助认为，让员工反复诵读和领会公司的目标、使命、精神和文化是把它铭记在心的有效方法，让职工把这些铭记在心，时时鞭策自己，鼓舞自己，才能使松下精神持久地发扬下去。 2.公司所有员工每隔一个月要在他所属的团体中进行至少十分钟的演讲，内容是说明公司的精神和公司与社会的关系。松下幸之助认为，说服别人是说服自己的最有效的办法，员工在演讲过程中加深对公司文化精神的理解并把它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 3.每年一月份举行隆重的新产品出厂仪式。新产品出厂这一天是对员工进行教育的好机会。这一天，松下幸之助兴致勃勃，亲手书写文告，说明“新年伊始举行隆重而意义深远的庆祝活动，是本年度我们事业蒸蒸日上兴旺发达的象征”。松下幸之助认为，当一个集体完成一项重大任务的时候，每个集体的成员都会感到兴奋和自豪，因为从中可以看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而这时便是对他们进行团结一致教育的良好时机。新产品出厂庆典有利于发扬松下精神，统一职工的意志和步伐。 4.“入社”教育。进入松下公司的人员都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入选之后由人事部门进行公司的“入社”教育。首先要严肃认真地诵读并背诵松下宗旨、松下精神、学习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语录”，学唱松下公司之歌，参观公司的创业史展览。新员工往往被轮换分配到许多不同性质的岗位上工作，以增强其适应性。公司还有一个惯例，所有的专业人员都要从基层做起，每个人至少要用6个月时间在装配线或零售店工作。 其次，是对军人日常行为进行规范标准化。这是进行组织制度建设的重要手段。以解放军为例，军队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等条例条令来规范军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行为，比如对礼节的规定，军队对于礼节详细列举了近30种场合和情况，并明确规定各种场合下的执行标准。总之，军队对军人生活和工作可能会涉及的每一种行为进行了明确、具体和详细的规定，使军人能够非常清楚自己的行为规定，从每个细节来训练军人站、立、行、坐。通过长期的日常行为规范的训练，任何一个正常的普通人都会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人，基本具备军人的外在形象和内在素质。我们常常会十分准确地判断出谁是军人，就是因为他们身上与常人不同的强烈的军人气息，这种气息和素质的形成正是靠日常行为规范的训练才得以实现的。
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样，美军在这方面要求也极为严格。美军士兵的训练标准是这样要求的： 5时30分起床，6时体能训练，7时30分早饭，8时30分开始训练，12时30分午饭，13时又开始训练，17时30分晚饭，18时准备次日训练、思想工作、额外训练，20时至21时熄灯之间的1个小时为士兵个人时间。 从这张美国陆军训练中心的新兵作息时间表，大致可以看出美军训练新兵之严格。美军把新兵入伍训练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是“基本战斗训练”，时间为9周，旨在将从社会上招募的“平民志愿者”变成“经过基本训练的士兵”；后半部分是“高级单兵训练”，就是对拟担任不同岗位工作的士兵再进行一定时间的专业训练，把“经过基本训练的士兵”培训成“军中学徒”。美军认为，新兵从入伍到训练合格，需要在管理教育方面施以全面控制、行为塑造、提出要求、赋予责任、给予特权等一系列的外部影响，使之彻底完成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美军十分注重严格管理。从新兵走入军营那天起，美军规定男兵只准留平头，女兵只准留短发。新兵宿舍一律是大房间，每个房间里七八十张高低床排列得整整齐齐，对内务整洁的要求也颇高。美军明确规定，酗酒者要受到严肃处理，发现有服用或保存麻醉品者、偷盗者、体检蒙混过关者，则立即予以开除。另外，一些部队还规定，训练中不准看报，不准看电视，不准听广播，不准上网；抽烟的士兵每天只能在指定的地点抽3支烟，违者将给予纪律处分。 最后，提升业务能力。军队是专业的战斗组织，以打仗取胜为目标，战斗力最终要体现在军人的军事业务能力上，因此军队训练的重点最后必须落实到军官指挥技能和战士军事技能上。军官重点进行现代作战理论学习和指挥技能训练。现代作战理论和各级各类指挥技能由国防大学、指挥学院、军兵种和大军区学院进行;士兵重点进行武器和专业技能训练。由士官学校、教导队和基层军官、士官、班长进行。基层指挥军官和班长要成为“四会”(会讲、会做、会教、会做思想工作)教练员，具备指挥、训练和管理部属的能力。 对比军队的训练，我们会明显地发现，很多企业的培训存在以下几个误区: 重视业务技能提升，忽视思想教育和行为规范的训练。许多企业往往只重视对员工业务能力提升的训练，忽视对员工的思想教育和日常行为规范的训练。其实没有思想教育和日常行为规范作为基础和前提，员工业务能力的提高缺乏基本的保障，业务能力提升的效果肯定大打折扣。要提高企业的业务竞争能力，企业就要在思想教育和行为规范教育上多下工夫。 重视基层员工的培训，忽视高层或者最高领导的学习和训练。很多企业进行培训的时候，管理者常常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很少参加培训，即使参加也会在培训的过程中忙里偷闲，处理其他事务。假如军队只重视士兵的训练，而不注重对军官或者最高指挥官的培训和教育提升，指挥官依靠过去的经验指挥部队，这样的军队是很难打胜仗的。在中国，对于各级军队指挥官就有各级学校对应进行培训和教育，对将军的教育和培训就由国防大学进行，即使你是大军区司令甚至总参谋长也不例外，对校官、尉官的教育和训练则由各类指挥学院以及军兵种和大军区的军事学院进行。 培训随意性强，计划性差，不愿对新进入的员工进行技能培训。很多企业的培训没有明确的目标，随意性强，计划性差，对培训资源缺乏合理的使用。在军队中，不管以前你是预备役军官，还是射击运动员，进入军队都必须接受统一的和基础的训练，以保证你能同其他人成为一个整体，可以协同作战。通过组织变革适应时代需要 近些年来，组织变革的最重要和最普遍的类型之一是结构变革。这种类型的变革很受欢迎并具有渗透性。它改变了组织的“形状”、管理层的数量、工作的性质和数量，或构建组织所遵循的原则。 变革一定是基于市场环境、经济环境和战略变革的需要进行的。 这种变革还包括流程再造，是通过对业务流程进行根本的重新设计，带动组织文化、结构和信息技术的变革，以取得顾客服务、质量、成本和速度等方面onmouseover=displayAd(1);onmouseout=hideAd(); onclick=linkClick(1);>绩效的显著改善的一种跨职能活动。 企业的组织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该随时根据市场和客户的需要实施动态的组织变革，使企业永远充满活力。企业的组织结构惟有实施动态管理，才能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 在企业管理中，这种组织的变革还要包括产品及服务变革、战略和结构变革、文化变革、技术变革等等。对于一般传统的制造业企业，我们建议在2年内对企业的组织结构进行一次检查，研究它在市场上的适应度，检查客户的反映和满意度。如果需要调整，就要果断地进行组织结构变革，以最大限度地适应市场和客户的需要。对于从事信息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我们建议每年从组织结构的角度进行一次市场适应度和客户满意度的调查，并依据回馈，做出必要的调整。 高层经理人员要定期评价组织结构，判别这种结构是否适合组织变化的需要。许多组织在试用了一种组织结构后，又重组为另一种结构形式，为的是找到内部报告关系和外部环境需要之间的更恰当的匹配。例如，康柏计算机公司为促进新产品的开发，从职能型结构转变为事业部型结构，但大约一年之后，为避免产品线间的竞争，又调整回到了职能型结构。 在发生下列情况时，组织变革也许就应该发生：决策迟缓或质量不高；组织不能创造性地对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明显过多的冲突。 现在许多大型组织都在削减层级、压缩总部职员，同时授予低层人员更大的决策自主权，而不是给他们施以诸多的规章条例控制，这都是在打造动态的适应性组织，以应对时代变局的重大转变。 组织必须快速行动，以便跟上周围所发生的变化。组织必须调整自身，这种调整不是偶尔的，而应该是持续不断的。大型组织必须设法能像灵活的小组织那样行动。有许多环境因素驱动着组织做出重大的变革。技术进步、国际经济一体化、国内市场的成熟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等带来的强有力影响促进了全球化经济的诞生。经济的全球化进而影响到每一个企业，不论规模大小，它们不仅拥有更多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更大的威胁。 变革，而不是稳定，成为当今的准则。
在今后工作的几十年中，组织所面临的变革压力将很可能继续增大。因此，组织的领导者必须开发个人的素质、技能，采用适当的方法使他们所领导的企业永葆竞争力。
组织变革包括结构变革、技术变革、人员变革、onmouseover=displayAd(3);onmouseout=hideAd(); onclick=linkClick(3);>企业文化变革等。它是根据市场需求的拉力、市场竞争的压力、科学技术的推动力来进行的。 同时，组织变革也会遇到个体基于习惯、安全感、经济因素等的阻力，还有基于组织本身的结构惯性、群体惯性等的影响。 一般而言，组织变革要经过一系列的步骤或要素而渗透到组织，首先是组织成员意识到可能发生的创新，接着评估其适用性，然后再评价和选择实现这种创新的具体构想。其基本步骤包括提出构想，决策者适应变革的需要采纳变革意见，最后进入到实施阶段。变革不会自动地发生，无论是提出还是实施某个新构想，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资源投入。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多次进行组织结构改革，在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无论是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中国共产党都是采取渐进式、分阶段、持续性的方式进行的。 渐进式变革表现为一系列持续的改进，这些改进依然维持着组织的总体平衡，而且通常只影响到组织的一部分。与之相反，激进式变革打破了组织的基本运行规则，使整个组织发生改变。 同样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方式就比前苏联时期的改革方式要高明得多。前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采取的是激进式的变革方式，并且一开始就是自上而下的，而中国共产党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大多采取的是渐进式的变革方式，并且是自下而上的。 最为激进式的变革莫过于革命战争年代，那是一种水火不相容斗争，产生的变革将是革命性的。但在和平时期，渐进式的变革就体现了其优越性，这种渐进式的变革照顾到了系统的稳定性。 具体来说，为照顾到系统的稳定性，对一个系统的变革采用的应该是小刀子战术，不能采用牛刀子战术。前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采用的是牛刀子战术，用牛刀一刀切下去，结果导致了整个系统的坍塌和崩溃。这种激进的改革往往会带来很大的破坏性，前苏联的那种激进式改革就是个很深刻的教训。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的组织结构的变革，这种变革具有持续性，正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体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深入以及新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这种持续的组织变革必将还会深入地开展下去。 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谈“稳定压倒一切”，但并未真正停止过组织机构变革，这使很多人都难以理解。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中国的每一次精简组织机构的改革都只取得了短期的效果，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机关组织结构臃肿的问题。从马克思唯物论的观点来分析，这种观点存在片面的地方，要知道，任何的机构改革都不可能一劳永逸。 就如没有绝对完美的万古适应的理论一样，机构改革也要“与时俱进”，如果通过几次的机构改革就能一步到位，这样的组织机构势必会走向僵化，并且再也不会有发展的余地。在当今这个世界环境都在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停止变革，就等于走向没落！ 中国历届政府的机构改革都推进了政府的民主进程，事实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们不能就此止步，在当前，只有继续进行持续的、渐进式的机构改革，才是更好的解决问题的良方。外界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在快速地发生变化，我们的机构改革也要快速地跟进，所以持续的机构改革就成了必然。 组织是指这样一个社会实体，它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性和精心设计的结构与有意识协调的活动系统，同时又与外部环境保持密切的联系。反过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机构改革，对我们的企业管理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精兵简政，提升组织效率 毛泽东曾向中国大众推荐过一本小册子——《官场病——帕金森定律》，该书由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诺帕金森教授通过长期调查研究写成。帕金森教授对于机构人员膨胀的原因及后果作了非常精彩的阐述：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第一是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第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第三是聘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 这第一条路是万万走不得的，因为那样会丧失许多权利；第二条路也不能走，因为那个能干的人会成为自己的对手；看来只有第三条路最适宜。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则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他们不会对自己的权力构成威胁。两个助手既然无能，他们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 早在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提出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在当时，由于日伪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明显缩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相应地缩小军政机构，才能克服物质困难，以适应战争的需要。 在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当时米脂县参议会议长、开明士绅李鼎铭等11人便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精兵简政”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对此主张立即采纳，并于当日起开始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广泛施行，中共中央指出：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 中共中央要求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党、民众团体脱离生产的人数必须缩减，务求全部脱离生产的人数不超过、甚至更少于居民的3%。中央军委也发出相应指示。要求全军整顿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中共中央还指示，精简下来的干部不应降级使用，而应集中于山地或送一部分到中央，加以长期培训，以备将来使用。这一系列的措施保证了精兵简政的顺利进行。 此后，中国的历届领导人都进行了精兵简政工作。自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政府就先后进行了4次大的行政改革。尤其是1998年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通过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使中国基本改变了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行政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并逐步形成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框架。 政治学中有这样的命题：在一个政治结构中的人数越多，有效性反而往往越低。同样，在企业管理中，也需要“精兵简政”，避免人浮于事的现象。 根据彼得原理，在层级组织里充满了“排队木偶”现象，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将晋升到自己不能胜任的阶层。如果他目前还能胜任，只是说明他还未升任至自己不能胜任的阶层。例如，如果将一个一流的中层人才提拔到高层的位置，他很可能会变得很不称职，甚至会变成一个平庸者。 对一个组织或企业而言，一旦相当部分人员被推到其不称职的职位，就会造成企业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状况，导致平庸者出人头地、发展停滞。因此，企业要改变单纯地根据员工的贡献大小来决定晋升的机制。不能因某人在某个岗位上干得很出色，就推断此人一定能够胜任至更高一级的职务。我们一定要全面地考虑晋升者的综合素质。 在中国共产党的机构改革中，正在构建的是一种能进能退，能上能下的人事机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一直在做出警示：做官是为了党和人民，进退服从于工作需要的干部人事制度，而不能再让官员把官位当成特权的象征。要把官员能不能正确对待进退，作为判断党的干部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要大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决不能使这一制度成为鼓励官本位思想的温床，而应使之成为保证共产党人能够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优良制度。 帕金森认为，人浮于事的另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一个人的知识、能力、经验和精力是有限的，因此管理的幅度也是有限的。这里管理的幅度指的是管理者有效管理的下属组织机构和人数。 实际工作中，管理幅度的宽度因具体情况而有所区别。美国管理学会对100家大公司的调查中，向总裁汇报工作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从1人到24人不等，平均数是9人，而在41家小公司中，25个总裁有7个以上的下属。一般来讲以不超过8人为好。 由于一个管理人员有效管理下属的人数是有限的，因此产生了管理层次。管理层次与管理幅度呈反比。在传统管理模式之下，当组织规模扩大时，因管理幅度有限，管理层次就会逐步增加。这样一来，企业的管理人员就会越来越多，组织机构林立。 组织结构一般情况下不宜随便变动，但当组织层次过多时，就容易出现人浮于事、沟通困难、指挥调动不灵等情况，或公司经营战略发生重大改变时，就必须进行组织变革了。 在新世纪，随着电脑等现代办公设备的普及，以及管理者个人能力及下属素质的不断提高，有效的管理幅度有增大的趋势，因此组织也开始趋向于扁平化。我们有必要根据管理幅度变宽的社会整体发展趋势，对组织的结构进行“变形”，采用管理层次少的扁平式组织结构。 在企业管理方面，GE公司的杰克·韦尔奇是对官僚机构的改变取得重大成效的人物。20世纪80年代初，韦尔奇接手通用电气时，对公司的状况极为不满，认为公司染上了不少美国大公司都有的“恐龙症”，即机构臃肿、部门林立、等级森严、层次繁多、程序复杂。为改变这种状况，韦尔奇明确提出要以经营小公司的方式来经营通用电气，彻底消除官僚主义，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 韦尔奇一上台就大刀阔斧地削减重叠机构。当时，全公司有40多万职工，其中有“经理”头衔的就达2.5万人，高层经理500多，副总裁就有130人。管理层次有12层，工资级别竟多达29级。他至少砍掉了350多个部门，将公司职工裁减为27万。他在裁减冗员的同时，大力压缩层次，强制性要求在全公司任何地方从一线职工到他本人之间不得超过5层次。这样，原来高耸的宝塔型结构一下子变成了低平而坚实的扁平结构。 通用电气有13个事业部，每个事业部都有一定的生产经营领域，如照明、电力设备、工程塑料、发动机等等。公司对事业部高度授权，使其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但是，通用电气在某些方面又高度集权化。除了金融事业部以外，其余的事业部都没有注册为独立的公司，全部统一在通用电气的名下，都同属于一个法人。另外，通用电气的资金也是统一控制和使用，每个事业部可以按照年度预算计划使用资金，但所有的销售收入都必须归入到公司的统一账户上，即不能有“利润留存”，也不参与公司进行“利润分成”。各事业部发展需要的投资，均统一由公司计划安排。 有人问韦尔奇，在企业管理中是独裁领导好还是民主领导好？他说最好是二者的结合，即决策前应该广泛征求意见，但决策时必须一个人说了算。通用电气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一方面，公司普遍推行“群策群力”，让广大职工有参与管理的机会；另一方面，各级主管经理都享有最充分的自主权和决策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