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章节选自作者出版作品《红色管理》第三章 作风建设展示组织精神 aihuau.com 改造我们的学习：作风建设 近些年来，随着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一书的中译本传入中国，该书所推崇的“学习型组织”一词正风靡全国，为中国企业界所广泛传播和宣讲，并迅速渗透到其他领域中去。“学习”、“学习型组织”、“组织的学习”一时成为最时尚、神秘、华贵的词汇。 其实，早在《第五项修炼》传入中国之前，还有一本名为《学习的革命》的书，已经在国内被炒作得沸沸扬扬，但随着炒作之风一过，该书已经渐渐被人们所遗忘。然而，在《第五项修炼》被国内所热炒的同时，人们可能再次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 早在20世纪上半叶，共产党就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学习型组织”。在共产党的辞典中，“学习”一词的分量是人所共知的。对学习的重视也成为共产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全球范围内，迄今还没有哪一家企业在学习方面能达到共产党数十年前的高度。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不难发现，这三大作风其实都与组织的学习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今天流行的种种关于学习型组织的理论甚至在有意无意间不同程度地与这三大作风相暗合。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和时局》等名篇之中，系统地阐述了组织学习的理论与实务；还在1939年5月20日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热情洋溢地号召“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他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共产党不仅在党员干部中大兴学习之风，针对目不识丁的普通战士的“扫盲运动”也从来没有松懈过。共产党在红军时期就广泛开展了文化学习运动，并且发明了许多生动活泼的学习方法。比如，一些部队经常在行军出发前，每个人都事先找好一块树皮或木板，把当天学习的生字写在上面，然后挂在前面战士的背包上，一边走一边念，一路上，教字念字的声音此起彼伏。 看看今天在企业中雷声大雨点小的所谓“学习型组织”的时尚潮流，就如当年爆炒的“学习的革命”一样，未能形成真正的风气，相反许多人的学习心态却越来越显得浮躁和急功近利；再回首当年深入党心和军心的“学习运动”，其制度贯彻之顺利，其效果之斐然，令人叹为观止。 其实，真正的学习需要的是静下心来，形成一种良好的学习风气，这种风气并非单凭炒作就能形成。那些舞文弄墨，故作玄虚的姿态，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学习态度，而是一种附庸风雅的表现。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就提出了要整顿三风：一是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二是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三是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学习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党的遗留问题，并且学以致用，而不是做官样文章。共产党学习的优良作风实在值得那些处于浮躁中的人们去重新回味。 这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在这一系列党的原则中，反对宗派主义，也就是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是很重要的一条。“三要三不要”中讲团结，反对分裂，与延安整风时反对宗派主义是一个精神。党员要按照党的章程办事，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搞宗派主义，树山头、垒山头，或者站到这个山头、那个山头。如果这样，党就分裂了，就没有战斗力了。延安整风就是解决这些问题，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把全党团结起来。没有那次整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还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自我批评”三大作风，为夺取抗日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保证。 在我们今天的企业管理中，存在着“走动管理”，强调要做“服务型领导”，这其实正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做法。 在西方管理学中，还有一种“三明治”式的批评方法，所谓三明治式批评，就是厚厚的两层表扬，中间夹着一层薄薄的批评。即表扬—批评—再表扬。这种批评方式，效果较好，被批评者容易接受，不会对领导者产生反感。为什么呢？因为人们通常有这样一种心态：批评是一种否定，表扬是一种肯定。三明治式批评，用了两个肯定，一个否定。肯定的多，否定少，使被批评者心理容易平衡。实际上，批评并不是否定，而是对一个人的帮助与改进。这里只不过是利用了这种不正确的心理反应罢了。 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早就提出了“团结—批评—再团结”的沟通方式，批评的目的是帮助对方克服缺点，增进团结，共同前进，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而倡导“批评和自我批评”，则是一种更为高明的方法，是一种自发的学习型机制，无需别人批评，就能自动自发地去纠正不足。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要继续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为我们胜利地夺取全国政权和经受住执掌新中国政权的初步考验发挥了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在新世纪之初，中国共产党再次提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并把其提到“生死存亡”的高度。这对于按照“三个代表”要求，胜利地完成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完成新世纪的三大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将会起到重要的保证作用。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所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指出：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决定》在充分肯定党的建设的主流的同时，以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特有的胆识和勇气指出了目前党风存在的问题，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 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独具特色，并自成体系，不同阶段都分重点地进行相应的作风建设，从而保持了共产党的先锋队的性质，起到了模范的先锋带头作用。我们的企业组织要形成良好的风气，也需要从改进员工的工作作风着手，以形成员工良好的行为习惯，最后，当习惯沉淀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良好的onmouseover=displayAd(3);onmouseout=hideAd(); onclick=linkClick(3);>企业文化。 习惯成为文化的显著标志就是：人们从潜意识里认为习惯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公理，是必须遵守的，甚至认为不这么做是不符合道德伦理的。 在企业组织中，标准化的流程逐渐变成一种条件反射或者是潜意识行为的时候，流程、规范和制度也就成为企业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如果企业能依着这种路径和方式，逐步推出更多的规范和流程，相信员工也不会觉得时时刻刻都有条条框框在约束自己。 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境界中，员工的行为不知不觉的已经被大幅改变，当越来越多的制度和规范被员工接受并遵守，这也就意味着，员工都有一致的行为模式。行为模式的统一与协调一致，形成了大家共有的习惯。当习惯经过沉淀成为一种大家认同的行为模式，就会被员工接受并成为他们探讨的焦点，并慢慢成为企业群体的主导文化，这种文化反过来也会潜移默化地推动思维模式的改变，直至大家形成一致的价值观、认识观。这就能从整体上推进组织的执行力，从而获得良好的企业组织onmouseover=displayAd(1);onmouseout=hideAd(); onclick=linkClick(1);>绩效。反腐倡廉，永葆组织不褪色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至理名言。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作风，一个党有一个党的党风，作风好坏，既能鉴别人的品格，也能检验党的素质。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为什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仅仅三五年就垮掉了？ 除了政治反动以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腐败透顶，丧失民心。共产党能够赢得解决战争的胜利，取得全国政权，除了有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和英明的军事战略战术之外，还在于党在长期的斗争中培育出了艰苦奋斗，廉洁清明、密切联系广大群众的优良作风。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同任何腐败现象根本不相容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注意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地同剥削阶级影响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努力保持党的纯洁性，重视加强廉政建设。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领导制订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1944年，毛主席号召全党学习郭沫若总结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教训的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告诫全党“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5年7月，毛主席在同黄炎培谈到共产党如何跳出由盛而衰的历史周期率时，提出了依靠民主、依靠人民监督政府、防止消极腐败现象发生的重要思想。 在建国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再一次提醒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扫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保持党和国家机关清正廉洁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在进城以前，毛泽东已经预见到胜利以后党内可能会滋长浮躁情绪和攀比心理。 果不其然，进城后不久，有的军队干部就提出军队要增加薪水，理由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毛主席不同意，批评这些人说“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毛主席的这个话说得很幽默，但是非常深刻，值得我们深思。 毛泽东的这番做法，透露的是一种高瞻远瞩的“危机意识”，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一种居安思危的“危机管理”。 在企业组织中，如果员工进入公司后的经历一帆风顺，就容易产生麻痹松懈、骄傲自满的情绪，进而以“功臣”自居。当这种情绪汇聚起来，形成一种风气后，一旦遇上风浪，那是极其危险的。 海尔的张瑞敏就制定了海尔的生存理念：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以打破现有平衡，使每个员工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危机感，逃出“周期率”厄运，确保海尔这艘“大船”高速、安全地远航。 在对环境敏感方面，长寿企业都善于居安思危。比尔·盖茨曾说微软只有三个月寿命。此话并非危言耸听，它是对互联网时代软件业竞争态势的正确判断。正是具有这种危机感，微软才能不断创新，推出更多更好的软件，一次又一次地把竞争对手甩在后面，保持着利润的持续增长。 在国内的企业管理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危机意识。在长虹集团，企业就多次向中层干部推荐《红楼梦》，提醒他们，荣宁二府家业庞大，表面看很热闹，其实已是亏空并日趋崩溃。企业做大了，必须时刻看到危机，调整战略，改进管理。 在企业处于顺境，发展迅猛时，要保持清醒，对顺利的主观条件冷静分析，发现其中的危险因素。切莫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更不能被虚假的繁荣迷惑了双眼。须知，市场是一个怪物，顺起来可使你一蹴而就顶峰，逆起来则使你眨眼间跌入谷底。只有“不为浮云遮望眼”，才能随机应变。 企业的经营活动也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和国际环境等许多方面的影响，因此要在顺境中看到潜伏的危机，并非易事，企业经营者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敏锐的眼力和缜密的思维。 共产党人的光荣在哪里？共产党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共产党为什么受人民群众爱戴，受社会的尊崇？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决定了我们的领导干部和“大款”注定是两种不同的人。 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也讲到这一点。他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这些年，不少地方的经验也证明，只要认真去抓，反腐败斗争就能取得成效。中国共产党鲜明地提出和坚持进行反腐败斗争，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有力量的表现。 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同样十分重视党风建设。陈云同志曾尖锐地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也讲到：“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必须大力加强党风建设、廉政建设、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中国共产党是个拥有数千万党员的大党，不纯分子、投机分子混进党内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原来的先进分子。过不了权力关、开放关和市场经济关而蜕变也不足为怪。必须把党风建设、反腐倡廉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之中，坚持两手抓的方针。“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与解放初期相比，今天的社会可以说更是一个充满了诱惑的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普遍增加，以及人们收入差异越来越大，已经形成了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社会阶层。他们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不能不对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产生巨大的诱惑力。在这种诱惑面前，一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人便浮躁起来了，产生了严重的攀比心理。这是某些干部堕入腐败泥潭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当前，胡锦涛同志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明确了我国社会当前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和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现实针对性。 这就要求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要通过认真学习党章、自觉遵守党章，牢固树立“八个为荣、八个为耻”的荣辱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时时刻刻做到艰苦奋斗、求真务实，清正廉洁、无私奉献，不断增强学习贯彻党章、永葆先进性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为广大人民群众作出榜样。 能否真正惩治腐败，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巩固，所以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开明君主，都有严惩贪官的措施。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不但认识到了严惩贪官污吏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采取了许多令百姓拍手称快的严厉措施，而且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操作方法。“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董仲舒认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隋朝思想家王通也颇为赞同上述以德化人、以刑禁贪、以教为本、以刑为用的人治思想。司马光对这种宽严相济、教刑并用的思想作过明确而详细的表述。 精通中国历史的毛泽东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观点就是对“以教为本、以刑为用”传统思想的进一步阐发。惩罚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需要以教育为主、以刑为辅的整风运动。 对于腐败分子，共产党还形成了一套完整有效的监督制约体系，包括新闻舆论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法制监督等，此外，建国五十多年以来，党中央对犯有腐败行为的人，始终采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给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从“严刑禁贪”、“以教为本”到共产党的“先教而后诛”，这实际形成了良性的自我净化机制。对于任何政权来说，加强思想教育和严惩贪官污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有些贪官污吏而言，说服和轻微处罚都无济于事，只有制定出一定的刑法，对他们的贪污腐败行为给予严厉惩罚，才能制止他们继续为恶，才能制止腐败的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