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代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审视 中国企业家生存和成长的环境不尽如人意，如果说从历史上看是如此，那么当代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企业家群体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制度和政策层面还有不利于企业家成长的诸多因素。首先从待遇上讲，有了正确的财富观念，就应该给企业家足够的待遇。就应该把企业家作为一种珍贵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来对待。但是中国有一种怪现象：一方面我们的企业有世界上较为昂贵的运营成本；另一方面，我们又有世界上最为便宜的企业家。一方面我们有世界上数不清的具有厂长、经理头衔的人；另一方面我们又奇缺真正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价格和价值存在错位。企业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企业家?这是今天我们社会必须严肃面对的重要问题。实事求是地讲，企业家首先是人。人拥有的一切欲望，他们都拥有。但另一方面，他们与为生计奔波的人所不同的是：他们谋求的是企业根本利益的最大化。所以真正的企业家，与其说他们是企业家不如说他们是事业家，他们从事的是确定人类财富的崇高事业。他们在做一件件对人类社会进步、对企业发展有益的事，而且总是有一种不断追求尽善尽美的精神，总以这样的思想境界来做好这件事。也就是说，企业家是有精神追求的，他们绝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工具；企业家还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积淀，他们绝不仅仅是金钱的奴隶；企业家是社会的贡献者，又是社会的牺牲者。在后一点上，他们超越了普通人。 这种对企业家的认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促使人们明白应有正确对待企业家的方式，应该正确处理企业家的待遇问题。金钱并不是万能的，现在有的民营企业在雇用经理的时候，就忽略了经理人的精神追求，以为扔给经理人钱，就可以使其死心塌地为自己服务，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企业家(经理人)与企业主的分手。其实看一看就知道，国有企业的经理在建国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有很强自豪感的。他们的工作都是不计报酬的，为了国家建设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如果当时没有一种对民族、对国家振兴的神圣使命感，没有一种精神的追求，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可是到了后来，奉献精神不能够持续下去了，原因就是物质激励没有跟上，劳动者应得的报酬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因此有时没有金钱又是万万不能的。特别是当企业面对市场经济时，企业家已不是简单的劳动者，而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这时其薪酬与现实贡献脱节就更大了，这样的脱节往往酿成悲剧。令人深思的褚时健现象，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但是这种悲剧还一直在重演：那就是拿了自己不该拿的，没拿到自己该拿的。有人这样描述褚时健现象：国家交给他一只蛋，让他把这只蛋孵出一只小鸡，他在国家的支持下把小鸡养大了，下了一窝蛋，又孵出了一批鸡，直至办成了一个养鸡场。最后褚时健偷吃了一个蛋。偷吃肯定是错的！但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制度与政策有没有问题呢?为什么不能先奖给他一个蛋？褚时健事件已经过去好长一段时间了，但褚时健现象却并没有绝迹。一个企业中，最重要的机制是分配机制。我们强调企业家的修养，但一刻也不能放弃或忽视对企业家的物质激励。我们现在不能给企业家以合理待遇是非常危险的。 另外，中国企业家内心还存在价值观的冲突。当企业家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代表一个企业的利益时，他是应该做到唯利是图，还是应当兼顾其他？这一直是令企业家内心矛盾的问题。的确在企业家的精神中有无私奉献的内涵，然而首先要让企业家能够在商言商。比如国有企业里的企业家，往往就是两面人：一方面要挑起赚钱的使命，一方面还要替政府养人，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既要让企业家成为“唯利是图”的商家，又要让企业家承担本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义务。这种鱼和熊掌兼得的要求是非常折磨人的。国内企业家的这种生存环境在国际上也是少见的。 国有企业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要把企业家从直接的社会责任中解脱出来。过去国有企业那种企业办社会的现象必须改变。但又不能一讲经济利益，一讲市场机制，就把过去保证社会安定，给人以安全感的社会保障体系彻底扔掉了。而这个责任政府应该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来。如果改革缺乏系统性，既要让企业家承担企业挣钱的责任，还要让企业家承担直接的社会稳定和保障责任，这就使得企业家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陷入到一种混沌文化氛围中去，无所适从。按道理，企业家是通过向社会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和缴税来给社会做贡献，并承担相应责任的，他不应该直接承担养人和解决社会就业的责任。衡量企业家的指标应该以盈利和纳税多少为标准，而社会保障则应该由社会来完成。这样就能还企业家一个正常的社会氛围。 总之，今天的企业家生存环境还有很多地方值得反思。当我们把这种反思深入到精神层面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到底能不能造就现代企业家，欧洲的传统文化可以，日本的传统文化也可以，难道中国的传统文化就不能造就自己民族的企业家吗？当我们认真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的锻造现代企业家精神的优秀因子后，回答必然是肯定的。 传统文化：企业家精神的源泉 在审视了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文化和制度的双重制约之后，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并用企业家精神驱动中国经济的战车就成为了问题的落脚点。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应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源泉，从历史中寻找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因子。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是弘扬中华民族企业家精神的根本。因此，用中华文化培育企业家，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我们必须有这个层面的认识。进入21世纪，多少国人发出呐喊，要进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一个民族从历史的远方走过来以后，所沉淀下来的是什么?是文化。所传承下来的是什么?还是文化。而在这个企业家的作用非同小可的年代，民族的文化要通过企业家来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和企业家的重要性合在一起，汇成了一个时代的主题——弘扬以企业家精神为代表的民族精神。 企业家精神塑造中最重要的是民族精神，企业家的修养中最重要的是民族文化。而要做好企业家自身的修养和企业家精神的塑造，学习是第一位的。企业家从来就是一个好学的群体。面对波诡云谲的市场环境，他们应该很善于学习。而今天最为关键的是企业家们不但要向横向的发达国家学习，更要从纵向的中华民族历史中学习传统文化的精华。 向传统学习与向西方现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管理经验学习并不矛盾。应该承认，传统文化中是有许多过时落后的东西。对待传统文化就象对待一个有尘垢的古董店，不仅在于仓库里面有什么，而且在于“找宝人”的眼光。要善于透过尘垢发掘出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中华文化曾经培养出了绝对的经商高手；而在对经商之道的启示方面，东方文化也曾显示出了超强的智慧。现在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根本就不适宜产生现代企业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不但历史上中国就有十分精明的商人，今天的中国人中也不乏成功的企业家。动不动就把落后的原因归于文化不如人，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思想方法。其中尤为有争议的是，中国内陆的农耕文明能不能具有像西方海洋文明一样的创新精神。实际上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要寻找一下我们文化的源头就一切迎刃而解。《四书》之首的《大学》记载着：“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由此可见，中国尊崇创新精神，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周朝时期，说中华文明缺乏创新精神的文化因子是毫无道理的。特别在今天，华人文化圈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更说明了这一问题。 例如，硅谷的华人之优秀是全世界公认的，他们最富于创造力。改革开放才二十年，在摸着石头过河之中，中国经济就出现了奇迹，涌现了一批企业家。当代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同样也使经济得以腾飞吗?它们也是从中国文化中得到启示的。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富饶的文化资源，它能哺育一流商人。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希霍芬留下一句真理性的名言：有两个最聪明也是最善于经商的民族，一个是犹太人，一个就是中国人。 举个例子来说，芯片是这个时代最摄人魂魄的一种产品。有人说像美国英特尔这样的公司，它的生产线就像印钞生产线一样，源源滚出的不是芯片，而是钞票。一百美元的原材料，从生产线一头进去，当它从生产线的另一头出来时，它的价值就变成十万美元了。诱人的巨额利润，使得谁都想做芯片。所需的原材料太简单，主要就是沙子。然而为什么不是谁都能做呢?关键是技术，是制造芯片的设备。芯片制造的设备制造业在哪里呢?日本有小部分，其余都在美国。除了光刻这道工序的设备在日本的理光、日立、佳能等公司生产外，其他的诸如积膜沉淀、化学抛光、特种电解、离子注入、高温退火等工序的设备全部在美国生产。实际上是美国控制了今天世界IT工业的命脉。制造芯片生产设备的最大公司是应用材料公司，在神奇的硅谷。这个公司生产的芯片设备占全世界51%的市场份额，销售收入超过100亿美元。在这家公司中，华人很多。在两万名员工中，华人占20%。而这些华人都在重要岗位工作，是完全符合管理二八律的。如果分析其研发队伍和高层次管理队伍，这个公司博士生占5%，有1000多人。而在这1000多人中，有一半以上，也就是500多名是华人。这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犹太人，资深副总裁中也基本上是犹太人，但有一位是华人。如果说美国人控制了芯片生产的命脉，应用材料公司控制了美国这个行业的命脉，那么就可以说华人控制了这个公司的命脉。华人的智慧和经商才能由此可见一斑。 台湾有一个芯片企业叫“台积电”，是仅次于美国英特尔的世界第二大芯片制造企业。而这个企业就是华人回台湾创办，才使之发展起来的。尽管英特尔仍居芯片行业榜首，但是“台积电”已成了第二位，而且远远把第三位甩到后面。“台积电”的旗手张忠谋董事长被誉为台湾的半导体之父，原任美国德州电器副总裁。令人惊叹的是：“台积电”的产品合格率高出英特尔公司10个百分点!世界芯片行业不得不赞叹华人太优秀了!他回到台湾后，台湾的芯片业就上去了。不仅在高科技方面，在其他方面，华人的能力也是超强的。海外华人企业家是世界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群体。现在5000多万海外华人遍布世界各地，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崇敬的。他们的经商之道是重伦理、讲道德，遵从“仁中取利，义中求财”的古训，信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准则。而且极富进取的创新精神，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贡献了自己作为炎黄子孙的力量。他们用自己的成功证明了东方文化的无穷魅力。 我们的文化是个宝藏，是我们还没有继承好，也还没有利用好。企业家要把民族精神融入自己的血液当中，所以要掌握中华民族光辉的哲学思想，掌握中华民族光辉的文化智慧。一定要在这个基础上去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博采众长。 今天在谈到中国能否弘扬起现代企业家精神时，另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是，国人能否守得住诚信这个关口。“合理谋利”是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另一个核心观念，国人“谋利”没问题，“合理”能不能做得到呢？这个问题不解决，甚至失信于世人，那么中国要发展和富强起来恐怕就遥遥无期了。据说，国内有一位大民营企业家，下决心把研发基地办在印度，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印度人多半笃信宗教，没有国人目前普遍存在的诚信问题，而这个企业也正因为采取了这一战略决策，得以度过了经济危机，死里逃生。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应该是最不成问题的，是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原则。否则以“义”著名的关公就不会被奉为财神了。关于诚信，不妨举“红顶商人”胡雪岩为例。大家知道，胡雪岩是徽商的代表人物，也是近代官商的代表人物，他在官场中投机取巧而从中牟利颇有一套。然而当他面对市场时，却把诚信作为自己立足的命根子。据有关资料，他曾告诫自己药店的员工：凡有贸易均不得欺，药业关系性命，尤不可欺。他还把佛教的一些教义如“戒欺”成功地用于企业经营，使员工的质量意识中加上了宗教因素的约束。佛教主张“精神不灭”，认为人死后能够重新投胎；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轮回报应说；要求人们慈悲为本、行善修道，为来世积福。佛教的这些教义与中国传统伦理和其他宗教观念相结合，对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道德原则起着重要的影响。近代以来，尽管西方科学技术和自然科学知识纷纷传入中国，但就国民总体来讲，知识仍相当贫乏，对自然界的许多现象仍归结为神的作用。在研究胡雪岩的许多著作中，有专家就分析道，胡雪岩正是迎合人们关怀来世的心理，为“戒欺”这一商业精神披上宗教外衣。在胡庆余堂的有关记载中就有“莫谓人不见，须知天理昭彰，近报己身，远报儿孙”的警句，以唤起药工们的惊惧意识。 我国古代的哲人早就告诫人们要靠诚信经商，自古以来的各代典籍中，“诚信致利、欺诈招害”的典型不乏其例。《诚意伯文集》中记载了一例假冒事件，说的是春秋时期鲁国有个商人，到中山国的一个酒家学习“千日醉”的酿造技术。店主为了垄断经营，有意保密。鲁人无从学技，动起了歪点子。从酿造“千日醉”的酒家偷了一些酒糟，返回鲁国后，便把酒糟掺在自家酿制的酒里，冒充“千日醉”出售，一时生意兴隆。可是好景不长，终究被来鲁国的中山酒商揭穿了，从此门庭冷落，最终歇业。这是做生意不守本分而遭惩罚的例子。他向人们揭示了：在商场上，失信的代价远高于守信的成本。相反，做生意注重信誉往往会在顾客中树立起“信得过”的牌子而带来厚利，这也在历史上被传为佳话。如历史悠久的北京“天福号”酱肘子、“瑞蚨祥”的绸缎、天津“狗不理”包子和景德镇的陶瓷等，这些延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老字号，无不积淀着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 可见诚信不仅是士大夫做人的准则，也同样是商人经商的准则。其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当前商场上出现的那些不讲诚信的情况和优良精神品质的失落，并不是传统的中华文化造成的。恰恰是放弃了优秀的传统文化，盲目追求西方文化中的皮毛，搞表面上的全盘西化，才是今天中国企业家精神失落的根本原因。所以，今天唯有重新汲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泉，才能够弘扬起中华民族的企业家精神，再造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民族企业家。 新时代的企业家伦理：修身、兴企、报国、富天下 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须要实现社会精神由士大夫精神到企业家精神的转型。应该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认识和定位企业家精神，从而打造出时代的企业家伦理，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弘扬。
如前所述，企业家精神内涵的核心是民族精神。人类是分为族类的，而族类的划分不仅是看生物、生理的方面，而且要看心理和思想因素；不仅要从自然的方面来划分，而且要从社会文化的方面来划分。中华民族是人类历史上非常殊胜优秀的族类，有她独特的生物、生理、心理和思想的特质，有她独特的文化特质。区分人类族类的核心不是自然和生物的要素，而是人文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应该说是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底蕴相联系的。首先是那种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那种被本民族几千年来所认同的共同的价值观。其中，最核心的是儒家倡导的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态；那种“家”、“国”一体的观念；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那种为民族大义可以舍生忘死、杀身成仁的气度。因此，当代中国的企业家精神，首先应该具备历史传承下来的士大夫精神中的优秀因子，从而转化为“修身、兴企、报国、富天下”的崭新时代伦理，并由此构建出今天这个时代的企业家精神，从根本上实现从士大夫精神到企业家精神的社会精神转型。 中国历史上儒、释、道各家都有一些共有的价值观念，比如道家主张出世，儒家主张入世，佛家主张以出世的态度干入世的事业，虽然观点有所不同，但在奉献国家和民族的无我境界上是一样的。鲁迅先生讲：“中国历代都有拼命硬干、埋头苦干、舍身求法、为民请命的人，虽是帝王将相的正史，但也掩饰不住他们的光耀，那是中国的脊梁。”五千年中华文明结晶出的以儒、释、道为代表的灿烂文化，是一个体系，是一个整体。这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当然也应该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家园。有人对企业家是否应该拥有民族精神，是否应承继这种血脉持有怀疑，这无疑是一个认识上的巨大误区。 今天，中国民族精神的圣火应由企业家来承接，中华民族的这样一个灵魂，历史上一直在文臣武将、士大夫阶层中传承，而没有成为企业家们前进的火炬。中国精神文化贴上了“仕”的标签后变成了“士大夫”文化，只能由“仕”来向大众传输。商人或企业家并没有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这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事实。这当然与我们经历了较长的封建社会有关，与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大量的企业家和商人这样一个群体有关。由于时代的变化，由于企业家的重要性空前增强，它甚至影响了我们综合国力的发展。我们要锻造自己本民族的企业力量，要承继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光靠“仕”(官员)而没有企业家这样一个无比重要的阶层的参与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确实应该由企业家来承继中华文化的接力棒了。但是今天中国企业家要承继的又是什么呢?应该说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精神，并由此向“修身、兴企、报国、富天下”的新精神转型，从而构建起今天的企业家精神。 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文化的创造和传承主体向企业家转移是我们这个时代进步的显著标志。中国的企业要想立足于世界之林，中国的企业家要想真正走向世界，就必须回归本民族的文化。中华文化传承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企业家身上。弘扬企业家精神成为了时代的主题。企业家精神应该成为一种覆盖全社会的先进文化，正如士大夫精神在古代中国社会也曾是覆盖全社会的先进文化一样。这是振兴民族工业的要求，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 然而，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充分条件来赢得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呢？笔者认为，社会基本体制和社会主流文化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世界上不存在没有文化孕育的社会体制，也不存在没有体制支撑的社会文化。如果说以社会先进文化形式出现的社会主流精神是成长于体制和文化土壤上的参天大树，那么为了培育这棵参天大树，当我们选定传统文化的因子为种子时，关键的就是要确保体制和文化土壤的供给。当有了丰富厚实的土壤时，当企业家精神成为社会主流精神而成长为参天大树时，那么由这种精神孕育出来的“修身、兴企、报国、富天下”的新伦理必将结出历史的丰硕成果。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呼唤企业家精神 中国的社会精神转型或许会漫长一些。伴随着这个伟大的历史转型，其相应的社会历史转型也许会更为漫长。自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历史又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这期间，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经历了多少曲折、困苦、艰辛和灾难的考验。但中华民族始终不屈不挠地向着历史辉煌的目标迈进。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历史转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即将实现，而与此相伴随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精神也将确定，并丰富我们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宝库，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企业家精神。我们有理由为此而自豪和欢呼！撰写此文，作为笔者在长江商学院EMBA学习的收获和成果，似乎也是自己对时代应尽的责任。 笔者认为，在重要的历史时代转型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社会精神转型，产生出一个崭新的时代主流精神。而今天的时代，新的时代主流精神是企业家精神。从企业家的精神特质分析中可以发现，今天的企业家精神是时代先进社会精神的代表，是一个民族优秀文化的聚合和承继，因此，它与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相适应。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诞生，是从历史优秀文化的因子中承继发展而来的。西方实现了从骑士道精神向现代企业家精神的转型，日本实现了从武士道精神向现代企业家精神的转型。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完全具有诞生现代企业家精神的优秀因子，也完全可以实现由士大夫精神向企业家精神的现代社会精神转型。问题在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留下的负面影响，没有给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诞生奠定厚实的制度和文化土壤，而这恰恰是我们在现代化建设的改革过程中应该致力解决的，从而再造出崭新的时代企业家伦理：修身、兴企、报国、富天下。 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诞生有制度和文化的双重缺陷，本文对此做了初步阐释。而这些制度和文化缺陷的产生，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历史的偶然性。是哪些历史因素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以及是怎样导致的，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