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老龄化”这个不速之客已不期而至。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到2004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人有1.4亿，占全国总人口近11%；65岁以上老年人为968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7.6%。而据专家预测，今后几十年内，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以年均3%以上的速度递增，而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则每年以5%的速度增长。到2050年，全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达到4亿多，占总人口的1/4多。在中国还没有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之时，如何迎接“老龄化”带来的巨大挑战，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要我们未雨绸缪，沉着应对，万众一心“老龄化”这道门坎我们是能顺利迈过去的。
尽管“未富先老”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一个特点，但是国家必须首先明确自身在老龄化社会中的职责，也就是国家应该用公共财政担负起养老的主要责任，应该确立社会保障优先的财政发展战略。因为每个老人的青春年华、毕生精力都无私地献给了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国家有责任保证他们能过上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养老实践都表明：国家财政是社保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最重要的支撑力量，比如西方国家社保基金的来源主要靠财政拨款。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财政支出主要以经济建设为主，包括社保支出在内的公共福利的支出比例相对较低。虽然近年来中央财政加大了投入，而地方财政却处于缺位状态。新近又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由于养老金支付缺口，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决定，从2006年开始，个人养老金帐户的规模统一由本人缴费工资的11%调整为8%，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单位缴费不再划入个人帐户。尽管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有关官员表示，此次调整个人缴费比例不会以牺牲职工待遇为代价，但职工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标准无疑会受到影响。（《报刊文摘》2005年12月9日）而且，这次调整明显表现出一个取向，那就是要广大职工更多地承担起养老的责任。这才是最危险的。因此，必须明确政府对养老的主导责任，应尽快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对社保的责任，并且建立起固定拨款与补贴增长机制。
养老不仅是一种责任，具体落实到每个人头上，这种责任就要转化为一种“孝”的观念来具体实施。为此，要在公民中提倡“孝道”，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孝”文化。可是由于传统文化的一度缺失，“孝”文化也日渐式微。特别是一些年轻人，早年娇生惯养，只知向父母索取，成年后工作繁忙，生存压力加大，根本不懂对老人要“孝”。当然，大部分人对父母还是能孝的，但也只是使父母平时衣食无忧而已，对于他们的精神世界，则不大去管。这其实是一种极其低级的孝。孔子说过：“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 .为政第二》）孝，如果仅仅指赡养父母，那么，就连狗马之类都能得到人的赡养。如果没有恭敬之心，孝父母与养狗马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千载之下，我还能感受到孔圣人的疾言厉色。不幸的是，现代的中国依然存在孔老人家两千多年前所说的情况。于是这几年就出现了一些奇特的告状官司。老父母把常人看来孝顺的儿女告上了法庭，不是向他们要钱，有的是让儿女常回家看看，有的是忍受不了孤独，希望儿女们能和老人生活在一块儿。对老年人的这种精神需求，全社会要以一种“敬”的态度来理解和尊重。毕竟，人作为一种群居动物，社会性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之一，而到了老年，这种社会性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于子女了。如果作儿女的漠视父母的精神需求，那只能让老人们在“日子越来越好，心情越来越糟”的哀叹声中终了残生了。这对辛苦了一辈子的老人来说，是非常残忍的。
复兴和弘扬“孝”文化，我们可以向韩国人学习。在韩国，90%的国民认为孝是一种生生不息的亲情之爱，是家和万事兴的基础。只有在家庭中尽孝，在工作上才能尽业，对国家才能尽忠。韩国人重视孝道，从小就进行熏陶，每到寒暑假，韩国各地的乡校都会举办“忠孝教育”讲座，向学生宣传“忠、孝、礼”等传统伦理道德。所以，韩国人从小就认为孝敬老人、赡养父母是一种神圣的义务，一旦哪个不忠孝者被曝光，将被社会所唾弃。“孝道”作为儒学文化的基石，浸透在韩国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韩国的年俗是韩国人祭祖尽孝的最集中体现。家家户户都要在正月初一前赶回供奉祖先的长兄（或长子、长孙）家，参加祭祖的“茶礼仪式”：长者盘膝而坐，晚辈在长者面前下跪叩头。祭祖后韩国家庭要带上酒茶，去郊外给先人上坟，尽管大雪纷飞，但尽孝却风雨无阻。由于韩国重视“孝道”，在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许多“孝道”产品。每逢重大节日，韩国厂商都争先推出孝敬老人的产品，其中最畅销的是无公害的保健食品。为表彰企业对国家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韩国还设立了“孝子”企业奖。我们曾经鄙弃的儒家伦理，却在韩国发扬光大，在养老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向以儒家正统思想自居的中华民族，如果不亡羊补牢，大力弘扬“孝道”，我们还有何资格面对列祖列宗呢！
“养老”的模式可有多种选择，社会化养老中的养老院就是一种不错的模式，但鉴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这种模式推广的价值不大。在现有的国情下，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伊密认为，家庭养老的功能必须予以保护和扶持，即便发达国家仍有80%的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生活在家中。我国应建立照料假制度，对确因照料年迈父母，一年可享有10—20天的假期，使老年人得到最渴望的亲情照护。同时设立“直接转岗”制度。在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安排上，试行鼓励下岗职工直接转入家庭照顾老人，从法律上承认其为“正式的继续工作”，待遇享受同等行业标准。当发现有违规问题时，就采取措施对其终止。还可以建立“间接式住房援助制度”。借鉴一些国家采用经济手段，鼓励、促成两代或几代人一起生活。既能减轻政府和社会负担，也符合老年人意愿，可满足他们的亲情需求。如日本给照料老人一起居住的购房家庭提供低息贷款；在挪威几代人同堂的大家庭可获得政府的一笔特殊贷款等。（《报刊文摘》2005年7月27日）当然，家庭养老的文化基础是孝文化的深入人心，这还需要全社会下大力气持之以恒地抓好“孝道”的传播和教育。
养老中的医疗保健更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老人长寿固然可喜可贺，但高龄却总疾病缠身，就靠那点可怜的退休金和报销艰难的医疗保险，或让儿女们四处举债，怎么能让老人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呢？要知道，时下的医院，根本挨不得，如果有谁不幸生病进了医院，那病人就成了花钱的机器了。要想不花钱，那就只能等死了。一年前，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曾说过，中国农村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报刊文摘》2004年11月15日）特别是最近，看病越来越邪门，连挂个号也得走中介公司的后门了。浙江省杭州市出现了一家“挂号公司”，专门针对到医院看病挂号难，收费替人挂专家号，甚至还可以为病人找名医做手术。还别说，有服务就有市场，该公司刚一出现，便生意兴隆。据悉，跟该公司合作的杭州本地医院已有11家。（同上，2005年7月1日）专家名医的号确实难挂，普通患者排上一个星期队也挂不上号，而“黄牛党”通过某些医生、护士，一会儿就搞定了。现在经验出来了，不用找“黄牛党”，出钱请“挂号公司”得了。不过，挂个号都如此艰难，医院里的看病那更是难如上青天了。
尽管国家早看出了医疗市场上的种种弊端，也下决心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医药分家，但效果却似乎并不见好。而且2005年还发生了一个天方夜谭式的医疗费用事件。哈尔滨市的一位中学教师翁文辉老人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67天竟然花了550万元，最后老人还是死了。医院的贪婪、缺德又来了一次触目惊心的大曝光。这样的医院，这样的医生，到底是救人性命的天使，还是取人生命的无常？老人们的健康还怎么保障呀！像中国医院的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恐怕也不多见。在医疗改革上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自然不会有什么大的转变。让我们看看不如中国的印度是怎么做的。印度推行了行之有效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早在20世纪80年代印度政府就制定了在全国农村逐步建立三级医疗保健网的宏伟目标。这一网络包括保健站，初级保健中心和社区保健中心三部分，免费向广大穷人提供医疗服务。在各大城市，印度政府开设的公立医院也是穷人看病的首选。医院对前来就诊的穷人免收挂号费。印度的医疗保险制度十分注意覆盖弱势群体。印度建立了诸如全民免费免疫计划和公立医院免费治疗项目等公共卫生制度，以保障弱势群体，特别是广大农民能享受基本的医疗保障。更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政府对金融保险市场一直持有强硬的干预手段，规范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行为，促使其采取足够的措施照顾弱势群体。2004年末，印度政府还宣布，今后十年内还将斥资9000亿卢比（约合180亿美元），用于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和购买医疗卫生器械，确保未来10年印度各大医院的医生和床位数量增加一倍，护理人员增加两倍。（《世界知识》2005年第5期）
老一辈人用他们的青春和热血为今天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一代人就有责任动用丰富的社会资源，特别是把国家财政作为养老的坚强后盾，在全社会营造出浓郁的“孝”文化氛围，让家庭养老复归中华大地，而且应为老年人的健康建立扎实有效的医疗保障制度。只要我们建立了一套科学有效的老年保障体系，老龄化问题一定会迎刃而解，老年人就可以安全幸福地度过他们的晚年，这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快速发展与和谐运行的重要体现。
我相信，新世纪的中国人一定能走出老龄化悲剧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