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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中国式管理与后现代管理中国管理是超级农贸市场现代管理在管理学发展史上是“理论丛林”时代，到了中国就成为喧嚣的超级农贸市场。中国经济发展这几十年来所出版的管理书籍浩如烟海，甚至一个还没有学过什么管理的人都可以在短短几年写上数百万言的管理文字，直至尹传高先生等一批管理人士大声疾呼：是垃圾，还是真学问？ 也有学者私下里根本不认为管理学是一门学科，甚至认为管理学本身没有什么理论，都是其他学科的伴生物。于是管理学就成为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形成近几年扎堆靠管理学的浮躁场面。笔者今年春天报考人民大学商学院的管理学博士，十三个考生里只有两个企业考生，而本应更多关注公平的政府考生却是占据半壁多江山。aihuau.com其实，任何学科存在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依据标准，直白的讲也可以说叫游戏规则，就像微观经济学的三大假设：稀缺性假设，利己主义假设，理性假设，而贝克尔对人类行为进行经济学分析的三大假设，则是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管理学的研究假设与前提在哪里，有多少国内管理学人真正的考虑过？与目前中国的经济学相比，管理学研究中存在着一定的自我怀疑倾向甚至是学理上的混乱，就出现了张羿先生独挚“后现代管理”大旗直面“中国式管理”的惨淡景象。当然，这种自我怀疑的根源不在于管理学本身是否为科学，而在于处在社会剧烈转型时期的中国管理学，正在遭遇着管理移植所带来的困惑和迷茫之中。同时，这种困惑和迷茫也表明中国管理人的可贵的自我批判精神，也意味着中国管理学自我重塑的学术品格。无论是哪门学科，一般都由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和对结论的验证等四个基本的环节性要素所构成。西方文明最早的科学只有一门，就是至今作为一般学科主要研究方法的哲学。哲学是所有西方一切科学的根基和树干，就像国人心灵皈依黄河一样，它构成以后各种科学的母亲。这个伟大的母亲又有一个指导一切科学的手段：逻辑，主要内容就是亚里士多德大师所发明的三段论，如：所有人都会死，许家崖是人，所以许家崖会死。大体上，凡是真正的科学，没有不从哲学逻辑上获取假设的——这种假设是科学研究得以进行的大前提。因此，哲学思辨和逻辑推演就构成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其他包括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多从这个基础中派生出来。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到海外留学，不管你的专业如何，都要经过导师连续数月的“分类”洗脑训练，对任何东西从各种角度分门别类，以便更好地掌握这种研究方法。最早的科学管理也就是按照这种分析方法思维传统对生产活动过程所进行的一种理解和解决方案，它的最大特征是把生产活动过程进行动作分解，从而发现对有效率的动作并推广之。有学者就认为，现在中国管理学的浮躁，是因为在具体的研究中，这种学理逻辑几近演变成为一种纯技术层面的文字游戏──由于人为地无视环境因素的真实存在，前提假设就往往来源于一种感性色彩浓厚的主观臆想，成为一种随机的偶然，因而这种逻辑尽管可以从技术角度精益求精，却也从起始就注定了其结论只能飘游于半空而很难脚踏实地。回头再看看那些独领风骚几月的“伪书”，能以几十万甚至数百万销售占据排行榜前列，引领一个国家最为核心的管理潮流，许多读者就像我这等的看客，是否又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果说前段时间朗咸平等人炮轰中国经济学者是因为这些学者身份错位的话，那么管理学经验派与学院派的相互争斗与不屑与这种逻辑混乱不无关系。管理学如果不能在运用管理杠杆最高限度地发挥企业的资源优势和能力优势，打造企业竞争力，维持企业的竞争地位，那就是管理学人的失职。 从跨越式发展谈管理学风管理学一直讲究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同体统一。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精神资源，有很多可以挖掘并升华为优秀的管理艺术，甚至上升到战略层次考虑。不光从曾仕强先生等人的系列中国式管理的书上所列举的，事实上，欧、美、日、韩、甚至非洲等国家和地区都有不少人在研究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原来最优秀的管理就在我们的故纸堆里，就大错特错了。想想“勾三股四弦五”这个简单的但引起无数国人自豪的勾股定律，祖先们只是认识到一个特例，其实没能给出普遍性的规律。客观地讲，目前我们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管理科学（包括技术基础、方法手段，如：计量、质量、标准化、看板管理，走动管理、扁平管理、多元化经营， PDCA戴明环、市场细分、ISO9000、6δ、零库存、卓越onmouseover=displayAd(1);onmouseout=hideAd(); onclick=linkClick(1);>绩效模式、搏奕论等等），就是管理艺术也没有多少进行现代化主流改造，还没有与管理科学进行有效的融合。管理艺术与管理科学是互相依赖的，没有管理科学支撑的管理艺术是华而不实的空话，借用一些比较清醒的国内管理学人的话说，这样的管理，是似是而非的襳语，是昙花一现的美丽光环……这不是负责任的管理人之所为！更不是有历史感的管理人之所思！管理学遵循从管理科学、管理艺术到管理回归这样一个螺旋式上升的闭环演进过程。如果试图简单地用跨越式发展、抢占战略制高点的思维做研究搞实践，就要付出成长的代价。道理就像二十多年前国家领导人决定非要回头补经济建设的课以便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一样简单。国家从1978年引进日本TQM，一步把中国质量管理水平提高到onmouseover=displayAd(3);onmouseout=hideAd(); onclick=linkClick(3);>企业文化的层面上，每年全国注册的质量管理小组超过了2000万个，创造的经济效益达3500多亿元人民币。虽然把PDCA循环这个质量管理思想贯彻下去，提升了企业员工队伍的素质，培育了大批人才，塑造了全员参与管理、改进的企业文化。但是由于群众性管理基础的薄弱，无法很好的利用数理统计的工具进行有效管理，在最近今年又重新补课， 2004年开展主题为“应用统计技术，提高活动实效”的QC小组活动，从最近几年的评分标准来看也在不断加强数理统计工具的应用，努力向基于事实的决策方法上靠拢，都是在恶补管理科学的技术基础的课。管理的艺术和科学这种一体性存在特点，可能体现为一个人的管理水平：从科学向艺术升华，也可能表现为一本管理教科书：先讲解最基础的技术基础，后讲解抽象的管理艺术；也可能表现为一个组织：先建立最基本的规章制度后升华为文化管理，最后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回归到管理的最初状态：不管！管理学同时又是一门有庞大的枯燥基础工作需要脚踏实去夯实的苦力活，科学管理阶段很多学者都是用秒表现场测量分解动作的，结果造成工人的极大反感，演艺界还给管理学者编排了很多丑化故事，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就是一例。一般受过传统东方经典熏陶出来的人，阅览西方的管事学著作，往往觉得其几为常理并无妙言，并且还夹杂着一些“浅显”、“简陋”的表式或图解，比起我们的兵法书和武侠书上那种激动人心的奇招妙招，比起我们精言妙语的经典，似乎显得有点儿小儿科。殊不知，这种反差正反映着我们传统智慧中的某些病谬。我们不少传统的大智慧往往病于华而不实，而西方的一些细理常识往往优胜在脚踏实地；我们不少传统的精言妙语往往谬在行之无效，而西方的一些质言素辞往往巧在遵行有益。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管理实践中，我们由深厚的经典熏陶出来的管理者，常常干不过人家手持“浅陋”武器的企业人。同时，每一位中国管理学人又必须高度警惕国外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借鉴的问题。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引进外国文化（这里是广义文化，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需要。一般来说，引进外国文化有多种情况，一是只学皮毛，不学精髓；二是邯郸学步，迷失自我；三是全盘照搬、原汁原味；四是消化吸收、创新改进。对于上述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其弊端人所共知。真正的问题是第三种情况，这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学习外国文化要原汁原味是天经地义的绝对正确的，我认为这可能正是中国人引进外国文化的最大弊病所在。 德鲁克大师说过一句名言：“管理没有终结的答案，只要永恒的问题”，中国管理人目前在学习国外管理上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区分取舍的问题。对西方管理学如饥似渴地学习过程之中的中国管理人难免发生诸多的混乱，哪些可能照搬？哪些需要扬弃？哪些需要创造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沿用中国文化中固有的“非此即彼”思维模式，或者简单地进行一分为二辨证看待，都无济于事。最好是明确认识中国与西方管理学各门派所在的历史背景、企业发展水平与当今中国的社会状况与企业发展水平存在的时间与空间的位移。在明确了这种位移之后，分析鉴别再次确认，这样就会非常明白清楚的知道，西方某个管理学派反对的未必是我们应该反对的，同样道理，他们主张的未必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如果仅仅从这一点上讲，我还是赞成发展有中国特色管理的）。 明确了这种位移，我们不但不会简单地肯定谁或者否定谁，相反，我们还会把我们“否定的人”身上抽取出精华的东西，我们就会用批判、研究和学习的方法，进行分类、鉴别，从而为我所用。有效是检验管理的唯一标准管理是一个实践性强的学科，当我们以历史观的视角去探讨管理学的沿袭时，就会很容易的发现许多管理理论以及管理“专家”的错误，而他们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割裂的看待事物，就管理谈管理，把它做成了一门学问，一个系统的课程，而非解决现实问题的利器——也就是说，这种“学问”成为他们谋生致富的手段。中国式管理也好，后现代管理也罢，只要能逮到老鼠，能帮企业解决好问题，你就是好猫！就像黑格尔三段论的正反合一样，不分中外古今，你只要 “有效”就行。在市场转型的的特定时期,在一个绝大多数企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度，在一个企业的规范化治理结构还不十分完善的国度，究竟如何来经营管理好我们的企业，中国的管理学人们你准备好了吗？我坚信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管理文化肯定是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色，尽管这种特色不等于就可以简单贴“中国式管理”标签。我们应当自由、平等、公平、善意地合作和/或竞争，而不应当互相歧视和/或贬低：你指我为“唯科学主义”，我指你为“反科学主义”。应当有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胸怀，而不应当像白衣秀士王伦式地狭窄。 目前，中国管理人共同的责任和使命还是高度关注管理的艺术、科学一体属性，走出管理的艺术与科学分离的“怪圈”，共同开创中国管理艺术与管理科学同步发展的新局面。别吵了，开始管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