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还没有做好让段永平们快乐“散财”的准备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预约了一顿午饭,最后变成了大新闻,而且引出了大争议——这恐怕是初级阶段中国才有的独特世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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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永平的“巴菲特午餐”,为什么在中国引起轰动和争论?第一波反应:终于有中国人和巴菲特共进午餐了!段永平会问巴菲特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有机会,恐怕中国股民们人人都想亲口问股神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移动或新浪网和段永平合作,公开征集“你最想问巴菲特的一个问题”,我相信一定会引起非常热烈的反响,说不定这项活动的短信费和网费,就足以支付500万人民币的竞拍费!从这个意义上讲,段永平是中国股民和投资界的代表,大家关注这顿饭,在情理之中。第二波反应:段永平的500万花的是不是贵了些?是的,中国人“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这已是全球惯例。段永平志在必得,所以出价较高,这种心理和行事方式,和大国企到海外争购企业采购原材料时的惯常行为如出一辙。放眼全球,举凡中国人志在必得的东西,人家早已抬价以待,石油、铁矿石、品牌,都是如此。全世界都在获取“中国溢价”,“巴菲特的午餐”不过是清单上最新的一种而已。段永平花的是自己的钱,他自己觉得不贵,按理说别人也用不着替他算计。aihuau.com不过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大众对金钱数额的感觉和反应,完全是从自己收入水平来衡量的。当大部分中国人年收入在3000美元以下的时候,任何超过六位数人民币的收入和消费,都会成为一个引起公愤的“奢侈或腐败”问题。接下来的第三波反应就严肃了:为什么段永平向巴菲特学投资(“聚财”)而不是学慈善(“疏财”)?他在国内的慈善做得怎么样?宁赠外邦,不与同胞,是不是有点忘本?段永平的一顿午饭,就这样上升到了“中国企业家(富豪)整体慈善意识批判”。段永平随后在新浪网委婉做出了回应:我在中国做(慈善)的比在美国做的,我想应该是多得多;我(现在)主要的工作其实是做慈善,投资是爱好,我会花一部分精力,但不是主要的精力;国内的慈善行业并不太好,你去捐钱很多人会找你麻烦。从“贵不贵”,到“对不对”,这种演变背后隐含的社会心态,其实正是中国企业家不敢大举投身慈善事业的一个深层原因。对富人,可以劝善,但不能骂善、逼善。他觉得应该回报社会,是他的觉悟;但你不能认为他捐了是应该的,不捐是可耻的甚至该强制的。更糟糕的是,他捐了之后,你反而质疑他的钱来路正不正、他剩下的钱还有多少是不是也该捐。换个位,假如你是这个富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气氛下,你会大张旗鼓做慈善吗?中国还没到出现盖茨和巴菲特这样的大慈善家的阶段(见本刊上期特别报道《慈善的真相》)。这不单是因为中国企业家们还处在“有钱就投资”的“做大做强”创富过程中,财富主要体现为生产型财富而不是食利型消费型财富;更关键的,中国社会也没有做好让他们快乐“散财”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