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过全国广大统计工作者的艰苦努力，2004年的经济普查使中国经济总量增加整整2.3万亿元！中国GDP蛋糕一下子膨胀16.8%，轻松改写了世界经济体排名榜，在世界最大经济体中中国再次超越意大利，晋级全球六强，而且，2005年中国的GDP将达到17.5万亿元，会轻松超越法国和英国，进入全球四大经济体名单。而按照世界银行PPP（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实际上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新闻再次荣登世界各大媒体头条，吸引了世界的眼球！每个中国人的钱包里好像突然被塞进了220美金！中国人欢欣鼓舞！
2005年7月人民币升值和12月GDP调增，使中国经济实现了一次大跃进，诚然可喜可贺！但我们没有理由为翻箱倒柜挖出来的 属于“过去时”的一部分财富而沾沾自喜，犹需冷静看到GDP的庐山真面目光，以及光环背后的阴影。
第一，GDP调增只是更精确地厘清、还原了经济生活的真实图景，将一些漏统的影子经济等进行了显影，并不意味着我们新创造了这笔财富，更非天上掉馅饼，飞来横财。也反映了中国规模以下经济、个体经济等为偷税漏税瞒报较多。通过国民经济精准化，一些比例关系得到调整和优化，如固定资产投资率、银行坏帐和不良资产率、外贸依存度、能源消耗率等均因为GDP分母扩大而降低，如万元GDP能耗从1.58吨下降到1.23吨，外贸依存度从70%下降到60%，服务业占GDP比例从31.9%提高到40.7%等；同时，一些比例关系变得更加糟糕，如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占GDP比例从40%下降到35%，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从2003年的18.6%下降到2004年的16.5%，距离发达国家平均40%的同一比例更远了，教科文卫、社保等开支占GDP比例也明显下降。经济普查和调增GDP有利于摸清家底、发现问题、为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和规划决策提供科学参考，也有利于改善统计方法，使统计工作向国际靠拢，并为外部世界更好地看清中国实力而不是胡猜乱想提供了客观依据。
第二，GDP调增并不意味着有效GDP增加。GDP制造成本过高、大量隐性成本尚未剔除的事实不会因调增而自动消失。据测算，中国的平均社会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5%，中国GDP单位产出的资本、原材料、能源、土地、劳动力等占用率很高，如目前单位GDP的固定资产投资量已经达到70、80年代的3-4倍左右，即资本边际效率加速递减，在每增大同样块头的GDP所需要追加的投资要比20-30年前多出2-3倍，最近3年中国GDP每增加1元，需要追加投资5元,我国投资率45％，而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国的投资率只占不到20%，但其效率却比中国高2-3倍。至于土地、原材料、水、能源等消耗的也是触目惊心的，即使是调增之后2004年的中国GDP也只占全球产出的4.4%，但却消耗世界7.4%的石油、31%的原煤、30%的铁矿石、钢材的27%、水泥的40%、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18.2%，但消耗了全球原材料增量的71%！按照目前相当于发达国家3-11倍的单位GDP能耗水平，到2030年全世界的石油产量全部供给中国也不够，要达到美国目前的经济水平需要3个地球！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联合国环境奖得主莱斯特。布朗最近指出，中国发展可能会使全球自然资源不堪重负。除非全球经济进行重大调整，否则全球将无法生产出足够多的能源、粮食和其他资源来满足中国的需求。正如打破窗户修理窗户会增加GDP一样，资源、能源、劳动力、资本消耗越高，GDP就越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东亚的经济危机也印证了粗放型增长方式的不良作用。1994年，美国学者克鲁格曼根据东亚高速增长完全是靠资源投入支撑的事实，准确地预言到东亚危机即将到来，3年后他的预言就得到了应验。
此外，GDP制造背后的诸多隐性成本、具有滞后和转移效应的负面因素，如环境污染损失尚无法确定其规模和体现在目前的GDP中，需要靠未来继续做大GDP来埋单，如淮河流域大量污染企业日夜加班拼命制造GDP，近20多年间提供了几百亿的GDP（真金白银的财政收入则大大低于这个数），但最近10年为了治理污染国家已经花掉了上百亿元，要还昔日淮河的清澈，专家估计至少需要1000亿元以上、100年之久！更不必说,由于水土和空气污染，流域居民弭患各种恶疾、畸形胎儿出生的几率大增，居民和国家未来需要负担的医疗费用将数十亿、数百亿计，而全中国80%的江河湖泊严重污染,土地流失和酸雨侵蚀等,每年环境治理费用至少需要数千亿元，如，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全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但未被扣除），2005年吉林化工松花江污染甚至引发国际纠纷。此外，每年各种安全生产事故和灾难等每年导致死亡10多万人，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00亿美元，相当于调增后GDP的4%多，这些也没有从GDP中剔除。
由于GDP的计统方法和管理缺陷问题，固定资产折旧、异地母子公司之间的重复计算等均计入到了GDP中去，而且重复计算越多，盘子就越大。在目前中国官员政绩考核唯GDP化以及统计官员受制于地方官员体制下，官员为了升迁而随意“兑水”、“制造”GDP还很严重，个别统计局长甚至被逼自杀就是旁证。每年的银行坏帐、出口坏帐、国有企业亏损、政府投资决策失误、各种官员贪污、浪费、挪用、滥用、吃喝玩乐、投资决策失误、豆腐渣工程、积压商品，等等，一年累计不下万亿元!统统被摊到今天辉煌的GDP大饼中去了。因此，中国经济中一些该调增的调增了，但尚有一些该调减的么有调减！
第三，GDP的结构、技术水平和质量均不如人意。目前的GDP构成中，中低端物质产品比重过高，而服务产品比重过低。中国GDP中物质重、服务轻的扭曲十分明显。调增之后服务产品也只占经济总量的40.7%，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比印度51，2%的水平也低10个点，服务业比重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经济质量、水平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低。在服务产品中，传统产品多而现代新兴服务产品少，进口多而出口少，服务产品贸易逆差逐年增加，2004年达到104亿美元，要靠商品贸易顺差来弥补，表明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很低。在物质产品中，落后、低档、污染、应淘汰的产品多，清洁、优质产品少、高新技术产品少，适销对路、供不应求产品少，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产品少，高附加值产品少，国内畅销产品的大多数也是通过引进技术或原材料、贴牌生产的，中国商品主要依靠劳动力廉价和资源廉价，但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创新能力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贡献率平均达75%，而中国不到30%。出口产品中的高新技术产品的90%多是外资企业生产的；虽然中国制造业居世界第四，170多个行业产量占世界第一，但中国尚未挤进世界100个著名品牌行列！国内600多种工业品中，80%已经过剩，累计库存积压产品5万多亿元，占GDP的比例达近30%，远高于世界公认的5%的水平。最近3年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排名连续下跌。
第四，GDP的制造和实现过分依赖境外市场。首先，是对生产技术和设备的依赖。高新技术的进口依赖度为80%、光纤制造设备100%、通信半导体专利达60%-90%，石油化工业76%，重大装备业70%！其次，是对重要原材料、燃料的依赖。此外，制造GDP的原材料能源、技术等也对外部依赖也越来越严重！如石油进口依赖度已经升至40%，铁矿石的进口占50%以上。作为世界资源和原料的“黑洞”未来“中国需求威胁论”的全球大合唱将会日益刺耳！再次，是GDP的实现越依赖国外市场。国内消费增长赶不上投资膨胀所形成的生产能力的扩张，内部消化能力弱，迫使企业更多地出口，由于设计、技术、品牌、质量等缺乏或欠佳，附加值很低，许多产品只能出血大甩卖，许多企业甚至在大打价格战的同时不惜赊销，诸如长虹彩电在制造廉价蚕食美国市场记录的同时，还以4.5亿美元货款无法收回而丑扬天下！在中国企业和产品盲目扩张过程中遭遇过街老鼠群起而攻的窘迫（限额、反倾销、特保、反垄断、技术环保壁垒、关税等），甚至被火烧货仓！不惜血本的出口换来的外汇急剧膨胀又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如美国抱怨对华贸易逆差影响其国内制造业和加剧失业，并对美国国家战略地位形成挑战，美国国会警告中国，人民币若不升值，就将对中国货物征收的27.5%进口税。国内消费低迷和国外主要市场阻挡，使中国急欲成为“世界工厂”的雄心受到严峻挑战。
第五，中国GDP蛋糕中被百姓享受的部分过少和分配欠公平问题十分突出。首先是居民消费绝对量过低，消费占GDP的份额只有53%，远低于世界79%的平均水平，表明中国人在勒紧裤带创造GDP！GDP调增之后，中国的财富还是那么多，中国人并没有一夜暴富，钱包里并未新添一文钱，虽然，中国人均水平排名从132位上升到129位（按照世界银行的算法），但人均水平依然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5,只是面子上好看了些罢了。更为严重的是在被大大压缩的消费中，分配还严重不均！城乡差距、阶层差距、地区差距非常大，并呈现扩大之势！按照一些专家估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际上已经达到6：1，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即10%最富和10%最穷的居民收入之差，已经达到18.6倍，基尼系数从1980年代的0.28飚升到2004年的0.45，当一些最昂贵的国际品牌在中国畅销的时候，还有1.4亿人口在赤贫中煎熬，2004年贫困人口新增90多万！世界银行也认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基尼系数表明中国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中国每年因贫困、失望等所致的自杀者达35万人，占世界100万自杀者的1/3！GDP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国民幸福感的上升，根据荷兰学者ＲuutＶeenhoven教授对中国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国国民幸福指数从1995年的7.08下降到2001年的6.60,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居第85位。
中国调增GDP的国际负面影响不可忽视。树大招风，GDP调大之后，“中国威胁论”可能进一步发酵！中国经济规模跳跃不能不引起一些国家的眼红！且不必说被超越的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会有失落、妒忌感，就连美国、日本等经济老大也会更加虎视眈眈，甚至印度、俄罗斯等经济赶超新秀也会把中国当靶子，重新谋划自己的赶超对策！中国会被要求承担起“负责任的大国”应该负担的更多责任，如要求中国分担更多的联合国会费等。国际组织、政府机构等更有理由认为中国该从发展中国家队伍毕业时间、并减少和取消对中国的扶贫援助，如联合国粮食组织将从2006年起正式取消对中国持续多年的粮食援助。同时，还使一些欠发达“友好”国家加大对我伸手要这要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会更大……所以，GDP 增大，如同双刃剑，一方面能提高增加国际发言权，另方面也会被要求承担更多的世界大国义务，但若过早强出头、贸然扛起世界经济大国的大旗，则无疑会让孱弱的中国百姓勉为其难了！
GDP的盘子及扩张速度并不意味着自动建立起持久增长和保持竞争力的机制！人类是在时间的河流上航行。一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敌人，是时间，是持续性。分析经济及经济增长还离不开保证其正常稳定运行和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与机制问题。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认为，过高的经济增长并不值得夸耀，需要防止陷入经济增长狂热症(growth mania)，有时候经济增长放慢一点并不是坏事。除了增长，法治、福利、制度改革等方面均不可忽视！一些成本高的改革在中国还未完成，比如大型国企的所有制改革、软预算约束的硬化、商业银行的改革、监管改革、养老金系统和卫生部门的改革。而这样的制度改革在东欧已经或部分完成，新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比如匈牙利，在政治、法律和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是完全同步进行的，没有先后排序，值得中国借鉴。
2005年1月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科尔奈指出，“经济增长有时会让我们掉入一个陷阱，一个制度的陷阱，而且不能自拔。我们不能依赖这种幻觉：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迅速，它会把我们自动带入制度改革。制度改革也许会随经济增长出现，也许不会，历史上没有这种自动进入其他改革的先例。”科尔奈明确表示，除了增长，还有其他重要的价值存在，比如自由表达、批评的权利、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他认为应该综合各种价值，而不是只强调某一些，和谐、融洽很重要。前苏联曾经在战后40年间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长速度，并极大地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其经济规模从1950年相当于美国的31%上升到1982年占美国的67%，一跃而成世界上唯一可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德国物理学家威廉·富克斯在其著名的《国力方程》(1965年)一书中甚至预言，到1990年，苏联的综合实力将相当于美国的96%，到2010年，苏联的综合实力将超过美国。但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前苏联由于消耗高、效益差、结构扭曲、制度僵化、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虽然赢得了一时的高速度、却最终输了竞争、还搞跨了联邦，这都是片面追求规模、忽视质量效率、改革、创新和持续发展能力惹的祸！
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些前苏联赶超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开始重现甚至更为严重！正如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2006年1月4日发表的题为“不要过高估计龙的实力”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中国过去的经济表现确实给人印象深刻，但由此推断这种经济表现能长期保持下去似乎是错误的，只有问一问中国是否有保持其经济奇迹的政治经济基础就可以了！中国快速增长是把其收入不合比例地进行投资和把部分农村多余劳动力投入市场经济的结果！另一个因素是中国非常依赖出口部门支撑其经济。中国要成为美国真正的竞争对手，它就必须赶上长期来美国令世界羡慕的持久生产率提高表现，“除非中国真正地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否则，在近期内几乎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中国GDP增了，仍然很小；中国GDP大了，依旧很弱！调增GDP是可喜的，但不可被冲昏头脑！追求GDP快速做大是必要的，但不能唯大而大！转变增长方式，将GDP做省、做好、做强、做久、普惠百姓，这才应该成为我们的追求！这样的追求才更有意义、更为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