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几个月，官方在宏观调控的问题上多经周折，亦可谓费尽思量。
先是和应经济学界人士“不可过多施用行政手段”的呼声，屡次采用了包括提高银行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存贷款利率在内的诸多纯经济手段。然而，从几个月来的市场反应看，那些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用就灵”的手段，却几乎个个反应迟钝——除了每次政策发布之始产生了一番震动外，在其后的日子中，快速的投资增幅依然故我，金融领域的流动性也是照旧泛滥不止。
我们注意到，在此窘境下，众多堪称“著名”或“权威”的经济学家逐渐保持沉默——至于他们是希望回归当初“大音希声”的学术境界，还是面对眼下的调控难题已经无力给出“正确的答案”，我们都不得而知——实际上，其个中缘由我们并不需要追寻到底。然而，令人忧虑的是，一个正面临着经济困局的泱泱大国，究竟能否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解决之道？ 如果能够找到，那么，这个“道”究竟是单一的经济或行政手段，还是二者皆有其半？综观官方时下对于经济形势的观瞻和判断，我们认为，基于经济杠杆为主的调控策略已经成形，但是，在这个政策布局中，该如何“掺杂”行政的因素、“掺杂”多少、以何种方式“掺杂”等等问题还值得进一步商榷。 上月24日起，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人四天四严令，严厉督促各地方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严厉批评地方官员阳奉阴违。在本月16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更是严肃批评内蒙古新丰电厂事故，并训令内蒙古所有违规电站项目一律停止建设。 不断吸引各界关注的源自官方最高层所释放出的“行政调控”信号还包括，由国家发改委不久前下达的一份文件。该文件要求各地在一个月内全面清理今年上半年总投资1亿元以上的新开工项目，并分别派出工作组到各地督促检查落实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 就在经济学界“大佬们”声音减弱的同时，一些曾经十分活跃的行政管理界专家不断表达自己的“咨政之策”。譬如，香港的一位学者就表示，只有坚决以行政手段遏制地方权力对投资的作用，遏制地方投资冲动，督促地方诸侯回到理性投资的正途上，才是抓住关键，对症下药之举，宏观调控才可以真正取得成效。而北京的学者也有不少类似的观点。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认为，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当前的宏观调控取向，已经从原有以市场手段为主，重新转变为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并举。 需要看到，在宏观调控问题上，尽管屡受经济学界人士的对于市场手段的宣传和鼓吹，但官方还是偏于仰仗于行政手段、而较少倚重市场手段。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习惯”或“认识”的问题，其背后的推理恰恰源于极为深厚且极为现实的体制之疵。 众所周知，我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因此，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主要是政治激励和经济激励决定的——不管是政治激励还是经济激励，最终都表现为地方政府唯GDP马首是瞻。换言之，地方政府的投资热内生于财政分权发展体制，而这一体制本身的弊端不可能通过宏观调控就能从根本上解决。 有学者认为，在没有找到针对现行体制的有效的制度安排以前，行政手段的宏观调控对解决这一体制的弊端不可或缺。诚如斯言，我们进一步认为，手段和方式之争不是也不应该成为这场调控之役所需耗费口舌的阵地所在；而经济和行政两种手段的持有者们如何同心协力、共谋进展，方才有助于这道艰涩方程式的顺利求解。 然而，不管是采用行政手段还是市场手段，我们不能对宏观调控的最终效果寄予获得满分的期望——我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的调控之路充满曲折，从方法论上讲，我们的宏观调控根本不能跟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进行类比。依此而论，不同的组织方式需要不同的调控方式，因此，无论是学界还是官方，着实需要在此达成高度的共识，这对于能否突破和避免在行政和市场间继续徘徊，很是重要。
仅靠市场手段调控经济恐难奏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