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在京演讲指出每个人都有权过上体面的生活
本报记者 王 淼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是授予我和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我和孟加拉乡村银行各占50%。这说明小额信贷工作已经获得了国际上的充分肯定。以往这一奖项要么是授予个人的，要么是授予机构的。这次个人和机构同时获得这一奖项具有非常不同寻常的意义。”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10月22日在京参加由孟加拉乡村银行赞助的“中国和孟加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国际研讨会”时发表演讲表示，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同时属于该行的600多万名借款人。他说，“如果一个妇女是我们的客户，她也是获奖者。让普通人能够分享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这也是值得我们庆贺的。”
尤努斯的演讲：只要有担保就不是小额信贷
在潮水般的掌声中，穆罕默德·尤努斯博士开始了他的演讲。他说，正如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所指出的，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和有权过上体面的生活。1997年，全世界的小额信贷客户只有750万个，当他在美国宣布2005年这一数字会发展到1个亿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他。他说，大家认为，这就像要将一个小矮子很快地“催”成一个可以用手摸到月亮的巨人一样。但事实的发展证明，到2005年，全球已经有了超过1亿个的小额信贷用户。
尤努斯指出，在这一亿人的客户中，约有8500万人在亚洲，1000万人在非洲，500万人在拉丁美洲。而在亚洲，小额信贷用户主要分布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加起来有5000万人之多。而在中国，小额信贷的客户还非常少，只有10万人左右。尤努斯说，这是一个坏消息。他说，在中国，获得小额贷款往往需要提供担保，但只要有担保就不是小额信贷。中国的小额信贷应该成长为一个巨人，因为中国有太多的穷人需要这项金融服务。他说：“中国的小额信贷发展遇阻显然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体制障碍。”而据他介绍，这两年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发展非常迅速，2005年平均每天成立一家分支机构，2006年每天接近成立2家分支机构，在孟加拉国这样一个小国，小额信贷客户竟有600万人之多。
目前，在我国从事小额信贷的主要有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政府扶贫机构、NGO组织和国家特别批准的小额信贷公司。其中商业性银行对于发放小额信贷的兴趣不大，而由NGO组织提供的“公益性小额信贷”和商业化的小额信贷公司都只能发放贷款，而不能吸收存款。这是我国根据我国国情规避金融风险而作出的决定。但尤努斯认为，对于一家发放小额信贷的组织而言，不能吸收存款储蓄，就等于锯掉了它的一条腿，使它没有办法为穷人筹集到足够多的钱。他说，钱没有问题，是汪洋大海，对于中国也是如此。但问题是穷人往往在钱的汪洋大海中给淹死了，因为他们拿不到钱。他认为，中国立法机构应该考虑让小额信贷机构尝试着吸取存款。
尤努斯还强调了小额信贷监管的重要性。他认为，必须建立起公正透明的监管机制。鉴于小额信贷与其它金融服务存在的巨大差异，应该设立独立的监管机构对其进行监管。
尤努斯还介绍了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工作和发展状况。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他重点介绍了该行将乞丐作为客户的做法。据他介绍，孟加拉乡村银行已经给2万多个乞丐发放了小额贷款，让他们去做一点小生意，去试图自己养活自己。而一个乞丐如果接受了小额贷款就不应该再去乞讨或胡乱花掉这些钱，而如果用乞讨得到的钱去偿还贷款，也是不能被接受的。他说，有的残疾人坐在树下，在乞讨的同时摆上一点水果或其他的小东西去卖，由行人选择是直接施舍还是从他这里买些东西来帮助他，这样就逐渐使他们乞丐成为了有尊严的生意人。
尤努斯说，一个人有一只眼睛或一条胳膊，这就够了，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优质的客户，关键是我们要提供给他们足够的帮助。尤努斯最后表示，如果能够做到没人一个贫困者落后在社会发展的后面，那么这个荣誉将远远超过诺贝尔和平奖。
孟加拉乡村银行：从借贷27美元给42个赤贫农妇起步
对于一个人而言，信念远远比知识和财富更为重要。
“信贷权是基本人权”，这是尤努斯博士近年来反复宣扬的一个重要观点。我们不知道这样的理念是什么时间在他的脑海里形成的。但通过我们对小额信贷的了解，小额信贷完全是一种对以往金融服务的颠覆。从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一些对于所谓“优质客户”的倾斜中，我们不难看出，金融服务大多是“嫌贫爱富”的。但尤努斯博士的理论和实践完全是颠覆性，其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相信，穷人是讲信用的。
穆罕默德·尤努斯1940年6月28日生于孟加拉国吉大港的一个宝石加工场主的家庭。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回到孟加拉国，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但面对大多数国民在贫困中挣扎的现状。他深感不安：“人们遭遇了一场很严重的饥荒，人们极其饥饿，我却无能为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的工具盒里并没有能让我解决这种情况的工具。”
最后，他抛弃了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理论，在实践中找了一片广阔天地。他发现，几十个美分的原始资本投入往往就可以让穷人摆脱被剥削的状况。1974年，也就是孟加拉国独立后的第三年，他认识了21岁的妇女，她有着3个孩子，靠制作竹椅养活全家。虽然她能制作出非常精美的竹器，但她一天仅能赚2美分。因为她每天需要25美分来买原料，但是她没有。于是，她从中间商那里借钱买材料，再按照规定的价格把成品卖给他。“她的劳动几乎是一无所获，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奴隶制，钱都给中间商赚走了。”
事实上，苏菲娅的境遇是非常多的穷人的境遇。让他们可以自己购进原料，卖出产品，是当时尤努斯的一个基本考虑。他发现，在当地苏菲娅处于相似处境共有42人。而他们所需的，从高利贷漩涡中挣扎出来的金额数仅为27美元。尤努斯深感震惊。“我们在课堂上讨论经济发展，所接触的都是动辄投资上百万美元的项目。但我实际上看到的是，人们急需的不是这百万金钱，他们只需要很小很小一笔钱。”1976年开始，尤努斯博士从借贷27美元给42个赤贫农妇起步，推动创建了孟加拉乡村银行。以穷人为对象开展了自己的金融服务。
在通过对孟加拉乡村银行的了解中，我们发现以下两条非常重要的经验：
第一，靠商业方式运作，让穷人自己培养自我生存的能力来摆脱贫穷，更有助于穷人摆脱贫困和建立尊严。因此，尤努斯不是像慈善家般对待穷人，让穷人生产享受免费午餐的惰性，而是在他们需要钱的时候可以借到钱，但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偿还。同时，这笔贷款往往不是无息的，而且利息可能高于一般贷款。如现行孟加拉国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大约在15%左右，乡村银行的最高贷款利率是20%。但在操作层面上，由于实行的是一种整借零还的模式，只要借款人勤恳劳动，还款压力并非很大。如以一笔1000元的借款为例，在借款的最初两月不用还款，然后在随后的50周里每周还款一次，这样平均下来每周还款只有20几元。当然，孟加拉乡村银行的贷款利息并非完全都是很高的，如给乞丐的贷款利率就是零。事实证明，通过小额信贷，不仅能够让穷人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且可能更好地兼顾公平与效率。
第二，相信穷人讲信用同样需要制度保证。“不用任何抵押，穷人也能贷款”，但不等于还款自由，没有制度约束。孟加拉乡村银行的传统模式实行小组联保贷款制度，每个小组的5名成员之间负有连带担保责任。贷款一般先给5人小组中最贫穷的两人，然后贷给另外两人，最后贷给小组长。小组每星期召开一次“中心会议”，在会议上集中进行放款、还贷和集体培训，整个过程保持透明。小组成员之间要互相帮助和监督，如果有一个成员发生违约，则整个小组就失去了借款资格。而还贷的方式为“个人自用自负原则”，就是个人还个人贷款，无需承担小组成员其他人的贷款，但个人还贷的效率与结果将影响到所属小组的信用，相应的激励机制是，小组按时还贷后第二笔贷款将由此提高份额。这一制度促进了小组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并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的作用，也保证了商业贷款的安全，保证了商业运作的持续性。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在熟人社会中，恶意欠贷者往往无法生活。
我们看到，尤努斯的实践是非常成功的。在短短的三十年中，从27美元（借给42个赤贫农妇）微不足道的贷款艰难起步发展成为拥有近600万借款者（96％为妇女）、分行遍及68,000个村庄，还款率高达97％以上的庞大的乡村银行网络。
中国小额信贷：最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制度创新勇气
在我国，从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农发所杜晓山研究员等引进小额信贷进行扶贫以来，经过10年的实验示范和推广，已经证明在我国同样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从2004年起，连续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要求大力发展小额信贷。但事实并不如人意，3年来，关于小额信贷的设立与监管的法律框架至今仍“养在深闺”。在22日的研讨会上，记者发现，参会的主要官员代表对于小额信贷的组织创新还是比较保守的。对于如何引进国际小额信贷理念时，我国有关部门的表态还是有些模棱两可。有的官员则明确表示，在现在的法律框架下，让小额信贷机构吸收存款，根本不可能。这些言论招至了一些媒体的批评，称“尤努斯让中国小额信贷脸红”。
从1994年我国首次开展小额信贷以来，目前已经形成了三种模式，一种是由政府比如扶贫基金开展的小额信贷；第二种是由国际捐赠等方式形成的民间小额信贷组织（NGO组织）；三是商业模式，有商业银行、信用社及从去年10月开始在山西等5省区开展试点的小额信贷公司。但目前我国的规定是小额贷款机构只贷不存，不许可吸收存款，因为容易发生卷款潜逃事件。不能吸收存款，资金完全来自机构的自有资金或捐赠，同时也没有纳入合法的监管渠道，这就造成了我国小额信贷工作发展缓慢的局面。
有关专家认为，当前小额信贷机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登记注册，成为合法的经营主体，能够得到比较完善的法律保护。他们指出，我国统计在案的小额贷款机构中，90%以上都不能持续运行，要靠外面不断注入资金。这么多小额贷款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强力干预。由于政府介入，应该很严格的所有权变得不明确，运行者推动了决策权和责任感。最后变得无人负责，终归失败。
据记者在会上了解的情况，有关学者和小额信贷的参与者现在的建议是希望国家能够建立可以吸收存款的上游机构，然后将资金批发给小额信贷的具体承办机构，以保证他们的资金来源。还有人提出，可以让小额贷款机构，以小比例抵押向国家大银行整笔借款，作为动作资金。这样既可以避免和国家金融机构争夺存款，同时又能够调动别人的钱来运作。
在研讨会上，尤努斯和杜晓山研究员都一再强调了去年开始被国际上认可的“普惠性金融体系”的概念，其要义是全社会的每个人都有同样的金融权利。接受并实行这一理念，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言，既是十分迫切又是任重道远。孟加拉乡村银行的经验和做法已经推广到100多个国家。对我国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不是一味地强调我国的所谓信用环境恶劣的国情和可能因为放开存款权而造成的“金融风险”，而是如何宽容地看待它，实事求是地进行制度创新，最终使穷人甚至乞丐可以享受到这项权利。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焦瑾璞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感慨地说，我国有广大的贫困人口，中央也一再希望发展小额信贷，解决农村和农民贫困问题，而一些主管的官员则是穿着皮鞋在办公室里，凭着一知半解的小额信贷知识，对中国发展小额信贷说东道西，不思进取。他们也确实需要穿拖鞋，深入到田间地头，真正想想该如何解决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问题。(出处:中国改革报 2006-10-2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