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先说校园民歌。校园民歌是不需要太多轻狂也就可以了。校园民歌是爱国思潮加上台湾青年苦闷的产物。青年们对故国的怀恋，像是历史跟国文读到的那些东西，再加上艺术歌曲，像《我住长江头》、《红豆词》，所以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青年们借着民歌，来找寻心灵中的祖国。所以有人会写出《归去来兮》，有人会把余光中的诗谱成歌曲，即使是歌颂田园，也如同是小时唱《杜鹃花》、《茉莉花》把它延伸。
校园民歌的写者或唱者，当然听过美国50年代中期以后的民歌，像Kingston Trio的Tom Dooley，像Joan Baez的Donna Donna，绝对人人都听过；但作起自己的歌时，便成了校园民歌的那种模样，也就是颇具大陆的风情。这是没办法的，因为中国近代史自然会呈现成如此。 再说新电影。 我算是见证了台湾新电影发生的前端。我的很多朋友，例如：杨德昌、张毅、余为彦等，都是新电影运动的重要健将。 我因为学过几天电影，所以刚好和一些后来会去做电影的人，前面就认识上。那么，可以讲讲台湾新电影怎么发生，跟发生的前夕，我所知道的，可以讲一讲。当然台湾它是一个看电影很重要的地方，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说一大段幼年看电影对他浓烈的、几乎是不能取代的那种珍贵影响。70年代中后期，大家对于片商主导的国片题材的庸俗，早就已经想要求变。但是没有什么成效，侯孝贤拍《风儿踢踏踩》，还有《在那河畔青草青》，刚好有一点想把摄影机拉到三厅以外，而进入小市民的生活街景里，但一直要到80年代初，这股能量才累积到不能不爆发的厚度。 这个时候，1981年，余为彦的哥哥余为政，他怂恿一个好朋友，从美国回来，这个人就是杨德昌。余为政说，老杨，别待在美国每天只是上班，回台湾拍电影吧！那个时候余为政构思了一个故事，后来的名字叫做《1905年的冬天》，是李叔同在辛亥革命前几年的留日中国热血青年的故事，那时候他弟弟余为彦和王侠军在南部做房地产赚了钱，所以可以一人投50万，后来因为我介绍了詹宏志，他那时还不那么有钱，只是《工商时报》的编辑，但因为对于艺术的热爱，或说我前面讲的痴情、奉献，宏志也投了50万。宏志对于各种领域的浓烈兴趣，在那么年轻时（才25岁）就极富胆识地参与，后来他能闯出这么一番事业，足见是有来由的。杨德昌在这部片里也参与了编剧，还拉来香港的徐克，作为第二男主角，第一男主角是王侠军。这个片子最后没有上映。但从此以后杨德昌就留在台湾。然后没几年，就做出了一番他的电影事业。 大约在1982年，张艾嘉集结了十一个导演，把十一个短篇小说拍成电视电影，成了《十一个女人》。有几个还没开始作导演的，也被她找来。但我不是其中一个，除了我没有积极地投入意愿外，同时意味着我给人一种感觉，我不该是人家想到要去找的未来的导演。她找了我旁边的一些人，我很高兴。因为我一直到那时，还没有那么高的兴趣，把自己往导演上去规划。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一定是逃避。而且我已经准备在1983年去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