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韩天衡的家中挂着自己的书画作品，更多是画坛前辈大师相赠的画作。韩天衡为许多画坛名家治印，当年时相过从，留下翰墨因缘。他说：“那些老先生都很喜欢找我刻印，送了很多书画给我，这是艺术交往，2011年我捐了1000多件东西给国家，其中我自己的作品是290件，古书画、文玩包括前辈赠我的书画有800多件。” 在温州学篆刻
韩天衡的父亲早年象牙生意做得很大，抗战时日本人的炸弹将其仓库全部烧掉，韩家一下子从富裕变成赤贫。父亲毅然参加国民党的十九路军，打日本侵略者，但这也成了上世纪50年代之后他的一个很大的污点。父亲喜欢文化，家里也有刻刀，韩天衡天性喜欢，6岁时就开始刻图章。当时人小，不知道钢刀的厉害，有一次一刀刻下去，割下一块肉来，一下子喷出了很多血。韩天衡回忆：“我感到血是不能白流的，血债要用血来还，所以一定要把刻印搞好。” 读书时，韩天衡的数理化不行，偏科厉害，无法按照志愿去读艺术院校，1956年就进了工厂。1957年，他拿到每个月60块钱的工资，可以买一些喜欢的玩艺：字画、印谱、字帖、石头、刻字刀，回到宿舍，就是写字、刻图章、画画，立志要成为艺术家。1959年，韩天衡参加海军，分配到温州。 早在上海时，韩天衡就听说过篆刻家方介堪的大名，到温州便去拜师。“方先生是上世纪20年代就到了上海，在刘海粟的美专当教授。解放以后刻印的生意不太有了，再加上母亲年岁也大了，就告老回乡，回到温州。他当时在全国也很有影响，所以到温州后就当了博物馆的馆长。我在温州去拜访他，他就收我做学生了。”韩天衡回忆，“我跟方介堪先生学习，那些师兄弟的风格都是像他的，只有我一个人不像他。当然是我的天性使然，我不太喜欢因循守旧。方介堪先生拿些图章、拣些书画让我去学。他第一时间看到我的印，说：你有没有学过邓石如的印？这是清朝中期的一个杰出的篆刻大师。我讲：没有。方先生讲：你的印，跟他暗合，所以你千万不要学我，你学我，将来超不过我。这是老师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箴言。所以，我没去临摹他的印，都是去临摹秦汉的好东西。我这个老师不善于讲话，后来我的印学能够形成一个自己的体系，是要感谢老师不太会讲话。因为老师不太会讲，看了我的印以后，只是说：这个好，这个不好。没有进一步的分析，所以我回到军营以后自己去琢磨。我看很多古书，看一些印学著作，慢慢摸索自己的东西。” 韩天衡在部队兼做宣传工作，主要是写稿、写字、画画和板报，客观上给了他一个搞创作的机会。当年篆刻资料十分匮乏，书就更少。韩天衡主要得益于方介堪和温州图书馆馆长梅冷生。部队每两个星期才放半天假，韩天衡从郊区的海军驻地，风尘仆仆地坐三十里路公交车到温州。先到博物馆找方介堪，人家说方先生开会去了，再找到开会的地方，拿出自己的图章，让方介堪评点。韩天衡再到图书馆找梅冷生，梅先生从库房取出几本珍贵的印谱，说：“这书是不能外借的，可以借给你，但是有一条，如果我写信给你，你连夜都要给我送回来，要不然会出事情的。”韩天衡拿到印谱，回到军营里。人家中午休息，他在临摹，人家晚上去看电影，他还在临摹。 这辈子最幸运是结识那么多前辈 韩天衡在温州待了四年，秦汉印就临摹了3000方，打下了基本功。他23岁时，由方介堪把他的印屏参加西泠印社的展览。 “我从6岁开始刻图章，到参加第一个展览经过了17年。所以，我现在对学生讲：你们到我这里来学习可以，但首先你要寂寞五年，要沉下心去。现在有些人今天学，明天就想成家，后天就想成大师。这不行，一定要甘于寂寞，沉下去。”韩天衡说，“在温州那几年我真的是很用心，经常做笔记写心得，特别是跟船出海，休息的时候也没什么事情，海阔天空，就在思考。我1980年写的第一本《中国篆刻艺术》的小册子，实际上初稿就是我在当海军时候的积累。我当海军时，看那些渔民在瓯江上摇橹，觉得这摇橹里面很有学问，深了以后划不动，太浅又产生不了力量，我就从这里面体会到一种用刀的技巧，摇橹跟用刀的技巧是一样的。我当时就悟出了一条：真正的直线条是从曲里面来的，真正的曲线条是从直里面来的。直中曲，曲中直，深浅有度，才是理想的线条。我总结的一些治印技巧，有很多都是从生活中观察得来的。所以，搞艺术的人，老是从书本到书本，从古人到今人，这当然需要，但更多的东西还是要从生活当中去体悟，不能掉书袋，人云亦云。” 1964年，从温州回到上海后，韩天衡潜心篆刻，风格自成一家。国画家刘海粟、李可染、谢稚柳、程十发、黄胄、陆俨少等用印多出自韩天衡手笔。韩天衡曾任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1993年被选为西泠印社副社长。回顾治印历程，韩天衡说：“李可染、谢稚柳、黄胄、程十发、唐云等老先生对我真的都非常好。这辈子我感到最幸运的事情就是能够结识到那么多的前辈，每个前辈交给我一片角料子，我就可以做成一件非常好的百衲衣。这个老先生给一点营养，那个老先生给一点营养，这些东西我消化了再发挥，就可以变成自己的面孔。这些都是老先生给我的恩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