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隈研吾为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举办的“间隙—隈研吾2013中国展”抽出8小时。这位孜孜不倦的设计师，尽可能满足了媒体需求—他甚至提前抵达采访现场。“每次来上海都会见太多媒体。”隈研吾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苦笑，但他也感谢中国人对他的厚爱，且擅长苦中作乐，“旅途见闻是我最愿跟学生分享的经验。不管是成都的牛蛙还是厦门的民俗，我回国后都会在课堂上讲给学生听。” 时代周报：你最开始受丹下健三的影响，但当你真正走上建筑之路，却开始批判丹下健三这一类的“里程碑”式的建筑风格。转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隈研吾：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其实早在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人们对瑞士馆的批评已经给了我启发。那只是“一棵树的雕塑，而雕塑的倒影，远远比建筑本身要美丽”，这样的评价在当时非常盛行。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晚期，我在东京大学上学，这种批判变得愈发具体。我的老师们总会批评丹下健三的作品太过宏大，他们认为，尽管丹下健三是一位伟大的建筑师，但城市并不需要里程碑式的建筑，更为重要的是创造人性的空间。丹下老师在1973年设计了东京银座的索尼大厦，尽管土地非常昂贵，他还是在周边设计了一个小型广场。我差不多在那时候，就已经觉得相比较人性的空间最重要，而宏大的、里程碑式的意义是次要的。 我的另一位具有重要启蒙意义的老师是黑川纪章，他也常常批判丹下健三的作品，偏好人性的空间设计。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位专长于亚洲城市设计的朋友，正是在他的推荐下，我获得了去纽约学习日本设计的机会。 时代周报：在美国的那几年，其实更多是为你回归日本传统做了铺垫？ 隈研吾：去纽约之前，其实我自己对日本文化并不感兴趣。也是到了美国之后，一位美国朋友对我的背景非常好奇，也常常问我有关日本文化的问题，我才开始认真研究起日本文化。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有一个榻榻米，我和那位美国朋友坐下来享受简单的茶道，其间我们开始谈论美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差异。那个绝对是我走向日本建筑传统的转折点，我忽然就意识到了，大家都在谈论的恰恰是我不应该去做的，而我能向他们谈论的（日本文化），才是我的优势。 时代周报：你究竟如何概括你的建筑哲学？ 隈研吾：我想让建筑变成一个不断变化的现象，随着气候、季节、时间，以及所处的地点，不断地发生变化，甚至在不同的人眼中，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移动速度中，都能够有对建筑不同的感受。我希望建筑能具备这样的暧昧感觉。 时代周报：你也说过“让建筑消失”的想法。 隈研吾：对，我所做的将建筑融入于环境中，使用当地的建筑材料，以及利用光线营造建筑的通透感。 时代周报：作为一名建筑师，却希望建筑“消失”，矛盾吗？ 隈研吾：我倒并不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矛盾之处。毕竟早在20世纪，许多伟大的建筑设计师就已经非常重视建筑物与环境的融合问题。 时代周报：作为在中国已有十余年项目经验的著名建筑设计师，有什么想法可以给中国建筑业借鉴？ 隈研吾：建筑师必须具备社会责任。在日本，原来有城乡矛盾，作为建筑师，就有责任去积极解决这个问题。在中国也有类似情况，中国建筑师也可以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比如使用当地的建筑材料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等等。 还有，根据现在中国的情况，大家都希望拥有自己的住房。这种住房往往是相对封闭的场所，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城市将越来越膨胀，高楼越来越多。面对这样一个不良情况，建筑师是否能有一种创意的想法，在高楼大厦之间，在逐渐膨胀的城市中，营造出一种新的私密空间？比如“share house”这样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