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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在最近十年间飞涨了近10倍，美国的贸易赤字达到了空前的高点，德国的失业率创造了50年来的最高纪录，初具雏形的欧盟各国关着门在喋喋不休地争吵。世界经济似乎充斥着崩溃的前兆，但是没有恐慌，没人理会。倒是虚拟的网络世界却在悄无声息地不断地蔓延，人气渐浓：eBay正在把世人全部变成经销商，各类真人秀在世界各个角落此起彼伏。 这是阿尔文8226;托夫勒在他的《财富的革命》中展现的一幕幕高速旋转、万花筒般的现实世界，托夫勒的提示是：混乱本身也能激发新的思想。 虽然以未来学家闻名于世，不过无论在他的三部曲《未来的冲击》（1970年）、《第三次浪潮》（1980年）、《权力的转移》（1990年），还是其新作中，托夫勒都谨慎避免使用“趋势”和“预测”这类词汇，他更多的是连篇累牍地展现场景，或惊心动魄，或平实无华，或燥动不安，或深刻犀利。托夫勒以他独有的方式解读现在，用蕴含着未来玄机的现象寻求对未来的理解。经过他的视角，这个世界的一个个孤立的事件呈现出一个个隐约的轮廓，被解读成一个个让人心动的创意机会，他用这些串联起来的一幕幕的场景勾勒出隐约可见的未来之路。对于投身于充满不确定性的竞争世界、对未来或多或少有些盲目的人们而言，如同绿洲，让人们心中的希望和激情得以为继。从政府高官到商业机构的领袖，从非营利组织的首脑到教育家们、心理学们、社会家们，毫无例外地希望在他的著作和言论中嗅出未来的蛛丝马迹。 从文学青年到点拨者 阿尔文8226;托夫勒是那个年代典型的美国人，虽然他游历广泛，但父母是波兰犹太移民的他，学习、生活、工作经历始终没有离开过美国。托夫勒1928年出生在纽约，从7岁开始他就钟爱写作，对文字和表达的敏感和垂青，成为他后来进入纽约大学攻读英语专业的直接原因。写作给他带来了探幽怀古和展望未来的乐趣。作为那个年代的激进青年，他选择和已经成为情侣的海蒂来到了纽约西边著名的格林威治村，这里是当时美国著名的反主流文化的大本营，曾经是垮掉的一代们的聚集地，20世纪60年代美国多种现代艺术都诞生于此。在那里他们度过了吟诗写作的浪漫时光。毕业后他们结了婚，但是他们没有像大多数学生那样，毕业后找一份相关的工作，而是作了一次反叛性的选择。托夫勒和妻子海蒂选择了最基层的工厂，在流水线上当了5年工人，直到后来朝鲜战争爆发，他投入军旅生涯。在这五年里，托夫勒先后在几家工厂当过装配工、汽车驾驶员、冲床操作工、铸造安装工。在流水线上，他真实地体验了工业社会的生活，体察出社会的变化。托夫勒称这是“难忘的五年”。“我从社会的底层了解到工业社会的运转模式。”他说自己最糟糕的感受是，“我曾从高速运转的机器中救出一个妇女，但是她被机器夺去了四个指头。她恐怖的尖叫让我始终无法忘记。” 流水线上人成为机器附属品的景象让他开始思考社会的未来，令人震惊的人的生命牺牲以及大规模的经济萧条，让他开始质疑第二次浪潮，正如他在《第三次浪潮》中所说的，第二次浪潮本身的两个变化使工业文明再也不可能正常地生存下去。 写作的情结和对社会的考察与关注，使托夫勒顺理成章地开始了职业记者和撰稿人的生涯。他曾在一家焊接业杂志社工作过，还在一家工会背景的日报以及宾夕法尼亚《约克日报》当过记者，还当过《民族》、《新共和》等杂志的自由撰稿人。在接到《财富》杂志邀请后，他们回到纽约，托夫勒开始专注于撰写商业和管理方面的专栏。 1960年，托夫勒应IBM之邀，为其撰写“计算机对社会和组织的长期影响”的文章，IBM从此开始进入高技术领域。他也因此被称为“自动化先生”。由此他开始了真正的探索未来之路。托夫勒的思想曾经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的许多商业行为。从为IBM撰写的文章开始，他就预见到大规模生产向服务和知识工作的转变以及数字化的革命兴起。托夫勒为AT＆T提供过一份专门的报告，在报告中他预测到了AT&T可能被分拆，这比真正的分拆提前了12年。据说，正是“第三次浪潮”的思想让Steve Case催生了他的“美国在线”，而Ted Turner正是受到托夫勒的启发，在1980年创建了CNN。正是有了这些人的追随，托夫勒成为受到商界和政界关注的管理咨询师。《纽约客》杂志这样描述过：“克林顿和戈尔都在随着托夫勒的节奏起舞，托夫勒式音乐穿透了美国政府行政机构的改革进程。” 无论是要面对坎坷仕途的官员，还是风险不断的商人，都是他的著作的忠实读者。托夫勒给企业和世界带来了提示，他的著作被CEO们和官员们广泛阅读也就不足为奇了。 赛车的革命 但是在精读其著作之后，与其说托夫勒是一位未来学家，不如称其为变革大师。从为IBM撰文开始，他其实是对变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自己这样给三部曲定位：《未来的冲击》着眼于变革的过程，《第三次浪潮》聚焦在变革的方向，《权力的转移》则探讨了如何控制各种变革。在所有社会进程中，托夫勒眼中社会的变迁就像一个高速旋转着的万花筒，他就竭力在这个万花筒里找出种种未来变化的端倪，找出未来的可能出路。在托夫勒的变革理论中，他关注最多的就是时间和速度。 托夫勒把人类社会的发展比作一辆不断加速的赛车，随着每一次技术进步，这种发展速度呈几何倍数地上升。阿尔文8226;托夫勒制作过这样一张时间表：公元前人们普遍使用的交通工具马车的时速是每小时20英里，1880年发明的蒸汽火车已经提高到每小时100英里，当1938年飞机的出现，人们的速度已经达到了每小时400英里，1960年发明火箭飞机则再一次将速度提升到每小时4800英里，而宇航船的速度则已经达到每小时18000英里。 托夫勒的另一张时间表是：1714年发明的打字机用了150年才被普遍运用，1836年发明收割机用了100年时间才得以推广，而1920年左右发明的吸尘器、冰箱只用了34年时间就在全球普及了，1939年以后发明的电视机等电器只用了8年时间就行销全球了。这是个让人眩晕、迷茫的变化速度，但唯一的选择就是除了变革，还是变革。托夫勒称这种变革为革命。 在他的前一本书《权力的转移》出版12年后，托夫勒在《财富的革命》中修正了他对社会发展的理解。托夫勒看到，当强权和暴力时代已经渐行渐远的时候，社会前进的动力仅有权力是不能保持平衡的，这个时代需要财富推动社会发展。他用时间、空间和知识为我们重新设计了未来的财富生产系统。《财富的革命》再次为人们绘制了一幅通向未来的车速图。在眼前这个竞争世界的高速公路上有九辆车，每辆车都代表一个机构：企业是跑在最前面的那辆车—因为竞争的驱动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企业以最快的速度行驶着。紧随其后的是民间机构、家庭和工会。在第二方阵的车队则像大象蹒跚似地前行着，包括政府机构、教育体系、全球性组织、法律制度，等等。从这个未来学家的眼里，你却很难找到未来趋势的定论，在他速度论的刺激下，你要考虑的是，自己是否需要一张新地图和一辆更快的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