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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仅仅靠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人、对自然的尊重。可以有市场经济但不能有市场国家。中国改革头20年基本上只有经济政策，大概从2000年以来，社会政策逐渐萌芽。而今，十六届六中全会对和谐社会的表述正在从施政理念逐步向具体执政措施转化。
“中国正经历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的转变，这是伟大的转折。”在参加北京论坛的间隙，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此次演讲题目是《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的历史性转变》，联想到前不久刚刚结束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这更像是对一系列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的社会政策的背景解读。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9项目标任务，以及为完成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必须遵循的6项原则。其实早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就有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5个方面内容的表述，但两相比较不难发现，六中全会对和谐社会的表述正在从施政理念逐步向具体执政措施转化。
这种转化就是王绍光教授所说的“伟大的转折”。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出发，王绍光认为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的转化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国也不能例外。
“从中国内部来讲，改革头20年基本上只有经济政策，大概从2000年以来，社会政策逐渐萌芽，放到人类发展史上来看，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仅仅靠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人、对自然的尊重，所以必须有相应的社会政策加以支撑。不仅中国如此，全世界都是如此。无论老牌的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都会经历一个开始阶段，叫做伦理经济。那个时候经济和社会是不分的，在欧洲，伦理经济大概是资本主义形成以前的社会，中国大概是改革开放以前，甚至到上世纪80年代，都处于伦理经济阶段。当时有铁饭碗、大锅饭，把经济和伦理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我们今天关心的住房、教育、医疗问题在城市和单位体制联系在一起，在农村就是跟大队、小队联系在一起，所以当时不会出现所谓的社会问题。”
这里有一组数据，这大概是当时中国伦理经济的一个缩影。刚解放时，中国人民的健康指标属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国别组。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这使得人均寿命从旧中国的不到40岁提高至上世纪70年代末的近70岁，婴儿死亡率从195‰降到41‰。直到上世纪80年代，每逢国际组织对各国进行排序，按人均GDP，中国的排名虽然不高，但按健康水平，排名则高得多。
“后来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这时候市场和社会是脱节的，这样固然可以使经济快速发展，但是成本非常之高，人们无法忍受。”根据王绍光的调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1980-1998年间，低收入国家人均寿命平均增加了3岁，中等收入国家5岁，高收入国家4岁，世界平均4岁，而中国只不过两岁。婴儿死亡率低收入国家下降了29‰，中等收入国家23‰，世界平均也是23‰，中国不过是11‰。
“这时候就会出现由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的回归。中国政府的政策在过去几年里面，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以前讲“兼顾公平”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到了2003、2004年，兼顾公平就慢慢有一些实的东西。到了2004年执政党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到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时候这个词完全被抛弃掉。这个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我要强调，不仅仅是中国，其他的国家早就这样做了，还有一些国家也正在走这条路，这条路是必然的。经济和社会分开是不行的，可以有市场经济但不能有市场国家。现在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对的，最终的解决只是个时间问题。”
在思路正确的前提下，王绍光认为解决的关键是两样东西，一个是能力，政府有没有能力来解决，是个钱的问题。第二个是意愿，政府有没有这个意愿。中国以前既没有钱也没有很强烈的意愿，现在可以说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经济基础，能力已经有了，更重要的是意愿。
对于如何最终解决社会问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景鹏教授把能力和意愿统一为政府政策。他说问题仍然是老问题，比如下岗工人问题、医疗、教育问题、农民工问题等等，但很明显的一个趋势是，社会保障被提到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最关键的还是政府要提供政策支持，保障所需经费大头还是要国家出，在此基础上尽量动员社会力量，特别是一些企业，应该对我们的社会保障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但同时他也强调，现在经济建设仍然是中心，因为国家经济实力上不去，保障也无从谈起。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研究员也曾表示，社会财富这块蛋糕做不大，仅仅在分蛋糕上做文章，社会和谐的目标最终是难以达到的。从促进社会和谐的角度说，发展是一个硬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