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英国《国际事务》杂志9月号刊登伊恩·泰勒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外交》，摘要如下：
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正在飞速增加。据中非工商理事会说，中国现在是非洲第三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和法国，但却超过英国。实际上，中非关系的蓬勃发展盛况空前，正在成为人们所关心的非洲国际关系方面的重要议题。只需看一看数字便知。1999年，中国与非洲贸易的价值为20亿美元；到2004年就增长到296亿美元，2005年达到397亿美元。中国商务部的一位资深经济学家预测，到本10年末，中国和非洲之间的贸易额将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中国在非洲的开拓受到一种欲望的驱使，就是要获得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所需的原材料和能源，并开辟新的出口市场。这种开拓引起了西方的决策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华盛顿对外关系委员会最近发表的一篇题为《并不仅仅是人道主义：美国对非洲的一项战略对策》的15页报告，评估了中国在非洲大陆日益扩大的角色所产生的影响。
西方尤其感兴趣的是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市场中的不断拓展。应当指出，虽然石油是中国对非洲兴趣的一项主要的和明显的来源，但却远非其唯一的来源。中国正在积极地寻求各种资源：铜、铝矾土、铀、铝、锰和铁矿石等都是北京正在迫切地寻求的。此外，中国的纺织和服装公司正在非洲大量投资，与此同时，中国还越来越多地参与非洲大陆的政治事务。然而，在西方各国首都引起特别关注的主要是围绕着中国寻求石油的活动——在非洲和其它地方——的问题。此外，只需看一看中国在非洲的10个最大的贸易伙伴，就会发现除了拥有发达的工业经济的南非之外，北京与非洲的主要贸易联系都是与产油国之间的联系。
本文反映出这一关注重点，寻求具体地探索中国对非洲资源兴趣的一个重要成分——石油——在此过程中解剖和讨论中国的石油外交对非洲和西方的一些主要影响。本文认为，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外交具有两个主要目标：在短期里，要确保石油供应，以帮助满足中国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在长期里，要使中国成为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一个全球参与者。要以充沛的精力谋求实现这些目标，同时要利用非洲领导人对西方意图的由来已久的疑心，这就是北京从事其在非洲大陆上的石油外交的方法。
“互不干涉内政”与中非外交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非洲国家在外交上是重要的。这一立场可以追溯到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后来，重新唤起中国对非洲兴趣的是1989年6月的天安门事件。当时非洲国家领导人不顾西方的强烈反对，对北京迅速地表示支持。在中国重新发现其非洲朋友之前的10年里，中国忽略了它们，因为北京正在实施其“社会主义现代化”计划。天安门事件之后，北京记起了在它与其它世界大国发生争端的时候，非洲是一个十分有用的支持来源，而且也是北京能够继续排挤台湾人的一个地方。
就在中国恢复对非洲的兴趣的时候，西方提倡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兴趣高涨。实际上，随着冷战结束，所谓的“第三次民主浪潮”席卷了非洲，获得了发达国家的（尽管并非一致有力的）支持。这一趋势威胁着整个非洲大陆上的现任国家总统们所坚持的立场。正如菲利普·斯诺所指出，中国和非洲国家的统治阶层都希望采取的立场是，他们曾经经历并且继续面临着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共同敌人。在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看来，这种自我形象的表达方式是对凭借“以西方为中心的”人权和自由民主规范的理由批评这些国家的政权表示严重怀疑。每当非洲国家的国内治理情况受到批评的时候，都会涉及这个问题。中国利用了这种疑心，声称“经济权利”和“生存权利”等人权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重点，这些权利优先于西方人所构想的个人的人身权利。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也都持有这种观点。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问题研究室主任贺文萍说：“我们（中国）认为，人权不应当高于主权。……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不同的，而非洲国家赞成我们的观点。”中国驻厄立特里亚大使赞同这种看法。他说，各国政府无权批评其它国家的政府。重要的是，自从50年代制定和平共处5项原则，为北京的外交关系奠定基础以来，不干涉国家主权和摆脱“霸权”的自由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题。这5项原则贯穿了2006年1月发表的中国目前的非洲政策。
因此，正如中国使馆的一份新闻公报所说：“（中国和非洲）在国际事务中，尤其是在人权等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保障了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努力促进建立新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隐藏在这些声明背后的是北京长期以来持有的一种信念，即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事实上的领袖。这一信念凝聚在一种观点之中，即“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多的大陆”，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把自己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放在与非洲联盟宪章——甚至与联合国宪章——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例子，表明北京是在全球政治范围更加广泛的框架内与非洲国家拉关系，同时坚持有关自己领导地位的断言。
一项悖论是，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并开始（尽管是尝试性地）按照基本上属于西方的规则行事（例如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它也寻求加强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政治纽带，例如2000年建立了中非合作论坛。构建这些联系部分地是为了对付北京认为伤害了中国感情的行为规范，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范围大规模地开展经济和政治上的接触。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反映了中国外交政策方面总的紧张关系，因为一方面要寻求接触，另一方面又要对构成现有的全球秩序的某些规范采取批评的态度。这给北京造成了种种困难，因为它越来越多地被指责为在寻求获得资源的过程中，对独裁统治和腐败视而不见（当然这种指责的矛头可以对准非洲事务的许多外部参与者）。由于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利益迅速增大，所以对于这种接触（不仅在非洲，而且还在其它地方）的性质，人们越来越多地提出质疑。
重要的是，虽然中非关系具有互不干涉内政的历史基础，但是经济动机现在大概占据了主要地位。这方面看来并没有任何矛盾，因为北京正在利用国家主权的意识形态外衣作为其石油外交和建立外交联系过程中的必要内容。而这一准则毕竟对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很有吸引力。然而，中国对非洲石油的特别关注（尽管并不排除其它资源），加上其明确表示对别国的内部事务不感兴趣，这种做法可能会很成问题。与中国注重国家主权相关的棘手问题将在本文稍后讨论。但是目前需要讨论的是中国的石油工业及其在非洲的利益的性质问题。
中国在非洲的石油之旅
不仅中国政府，而且中国公司都认为，非洲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原油、有色金属和渔业资源储量丰富。与毛主义“团结一致”的过去的狂热时代形成对照，中国今天与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交往所依据的是对其观察到的商业潜力的冷静评估。实际上，近年来帮助推动中非贸易的是中国迅速发展的石油需要。北京还认为，非洲在未来的世界政治中将扮演更大的角色：中国的一篇评论说：“随着更多的非洲国家政局更加稳定，并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进展，该大陆各国将在国际事务中享有更大的发言权。”北京似乎把这看作一个有利的发展趋势，因为它一再宣称，中国和非洲“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和共同利益方面看法相同或者相似。”实际上，在中国的政策演讲中，已经变得司空见惯的做法是强调把中非联系起来的共同经历，包括对在历史上遭受西方压迫和中非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看法。
。最近签订的一些合同的一张简单列表使人领略到，中国的石油外交在多大程度上正在非洲加速。2002年，中石化签订了一项5.25亿美元的合同，以开发阿尔及利亚的扎尔扎亭油田。2003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斥资3.5亿美元收购了阿尔及利亚的一些炼油厂，并签订协议对两个石油区块进行勘探。中石油与阿尔及利亚的碳化氢公司签订合同共同开发油田和修建一座炼油厂。2004年，道达尔加蓬公司与中石化签订了一项合同，规定加蓬的原油将卖给中国。2005年，安哥拉获得了中国的20亿美元贷款，作为交换条件签订了石油协议（2006年3月这一直是中国和非洲在石油工业领域中签订的一系列新的合同的主题，中国为这笔贷款追加了10亿美元）。同年，中石油和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签订了一项8亿美元的原油买卖协议，以便每天向中国供应3万桶原油。此外还宣布，中国人对勘探科特迪瓦的锰、石油和黄金感兴趣。中石化已经在那里的近海油田投资，占有这个石油区块27％的股份。今年（2006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同意支付23亿美元收购尼日利亚一个石油和天然气田的股份。此外该公司还与肯尼亚签订了一项近海勘探协议，从而得以分为6个石油区块，对该国北部和南部的4.45万平方英里的面积进行勘探。北京还签订了一项40亿美元的协议，以获得尼日利亚的钻探许可证。与此同时，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宣布，中石化已经获得十分有利可图的第18石油区块40％的股份，因为该公司建议向罗安达提供总投资14亿美元以上当中的一笔11亿美元的政府无担保贷款。中国石油公司据说还与刚果（布拉柴维尔）签订了合同，以着手进行近海石油勘探和生产，并且已经开始在纳米比亚北部开始进行石油勘探。它们正在寻求在那里修建一座炼油厂。尼日利亚也宣布，它将授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对4个石油勘探区块的优先购买权，作为交换条件，该公司承诺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40亿美元。这项协议涉及中国购买尼日利亚日产11万桶的卡杜纳炼油厂的控股权，以及修建一条铁路和电站。2006年，中远石油公司在埃塞俄比亚西部的甘贝拉盆地开始了勘探性钻探；中国石油公司就在马达加斯加组建上游产业合资企业开发该岛新发现的石油储量进行了调研；中石化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斥资大约6亿美元联合收购了苏丹一个油田的钻探权。
然而，就在这种兴趣和参与加速增长的同时，对于中国在寻求非洲资源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和战略，人们却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不仅在非洲以外的地方，而且在非洲内部，中国不提出任何异议的政策受到了观察家们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的反应是不仅进行更多的辩解而且更加自相矛盾。因此，一方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王英平（音）断言：“中国企业更加注重在修建工厂和勘探非洲丰富的石油、矿石和有色金属储量过程中保护环境。”而另一方面，中国的一份官方刊物在未加评论的情况下引用塞拉利昂驻中国大使的话说：“中国人到这里来进行实际工作。他们并不就环境影响评估、人权、不良的治理和善治等等举行会议。我不是说这是正确的，而只是认为中国的投资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并不规定很高的基准。”这一点现已成为在塞拉利昂国内引起不满的一个常见的原因。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外交受到的指责正是，它未能确定很高的基准，尤其是在透明度和人权问题上。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没有无赖国家”
虽然西方的公共外交最近的重点是“无赖国家”、“邪恶轴心”和“极端主义的弧形地带”等，但是北京在这种问题上的态度则截然不同。中国驻厄立特里亚大使说：“没有无赖国家。中国过去曾经被人戴上这个帽子。其它国家不应当这样批评。”但是在非洲内部，中国则一直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例如，一家南非报纸说：“中国采用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方式打入安哥拉等主要产油国，这削弱了西方国家政府对这些国家施压，迫使其石油账簿接受公开的审查的努力。”两个国家尤其成为突出的例子，表明北京与其过往甚密，但是其善治的标准（无论怎样衡量）都严重不足：安哥拉和苏丹。
安哥拉
人们认为，安哥拉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已经放弃了“非洲斯大林主义”，而采取了“石油－钻石资本主义”，在这个国家，任人唯亲和腐败盛行。国际机构声称，多达4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相当于该国GDP的10％已经在过去5年里由于贪污受贿而损失。
但是对北京来说，上述情况似乎并不成问题。实际上，中国人利用了这一情况以及它所造成的与国际债权人之间的冲突。
目前安哥拉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04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49亿美元，与2003年相比增长了113％以上。中国公司继续考察可靠的石油供应。而作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的第二大产油国，安哥拉对这项政策具有核心重要性。因此，在增培炎副总理最近的一次访问期间，一共与安哥拉签订了9项合作协议。其中3项与石油有关。一项协议规定，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将向中石化长期供应石油。此外还宣布，安哥拉石油公司和中石化将对一个近海油区进行联合评估。与此同时，中国和安哥拉正在共同研究关于在安哥拉修建一座新的炼油厂的建议。中石化还与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合作，共同收购壳牌石油公司在安哥拉近海油区之一（由英国石油安哥拉公司经营）中的利益，并成为其非经营性合作伙伴。与此同时，中国增加了其援助和低息贷款的提供。访问期间，增培炎同意向安哥拉提供更多的发展援助，包括大约63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
罗安达的统治阶层（按照任何标准衡量都是一个压迫人民的独裁政权）十分赏识中国的“不干涉”立场。最近几年来，由于内战结束后需要重建资金，安哥拉政府一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谈判。由于罗安达治理不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心要把透明度措施包括在协议中，以遏制腐败和改善经济管理。然而，就在IMF要求达成协议时，安哥拉政府突然停止了谈判。其原因是，罗安达从中国的出口信贷机构进出口银行收到一项20亿美元贷款的新要约。这笔交易规定，在17年里支付1.5％的利息，与之相联系的是一项协议，即最初每天供应1万桶原油，以后增加到每天4万桶，并授予中方可观的建设合同。这后一项成分引起安哥拉新兴的国内企业界的不安。正如安哥拉经济学家塞尔奎拉所说：“贷款的一项条款规定，30％将转包给安哥拉公司，而仍然剩下70％不会转包。安哥拉企业家对此感到很着急，因为他们没有获得这笔买卖，而建筑部门是安哥拉人希望能够在其中找到工作的一个经济部门。”
更大的危险在于，中国正在迅速与安哥拉发展的关系使罗安达统治阶层得以继续维持其腐败，无视治理方面的规范——所有这一切都在“不干涉”内政的名义下。对于这种交往，中国一直积极提倡。而批评西方“带有帝国主义色彩地”坚持要求附加条件的人们，现在面临着尴尬的困境。如果拒绝接受发达国家坚持的指手画脚的要求，其替代选择就是接受中国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交易：“过去，由于在向一些国家提供贷款时以不容谈判的要求为条件，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曾经受到批评。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提供了无条件的、即刻的信贷，从而鼓励了劳民伤财的项目，而不顾及财务上的透明度。”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在安哥拉的基础设施方面投入了急需的资源，被公认为是该国复兴和战后发展方面的‘救星’。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将用于修筑公路和铁路。这些工作对安哥拉的矿业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安哥拉急需资金，以实施一项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作为该国重新整合的一项先决条件。这样做有迫切的必要性，以启动经济，尤其是在农业部门之中。融资的替代来源则受到巴黎俱乐部规则的阻碍。而中国则并没有这样。实际上，中国的贷款旨在帮助恢复该国的3条铁路干线，并资助在本格拉省修建一座新的机场。由于缺乏来自其它地方的融资，中国的资金在安哥拉很受欢迎，尽管人们对在治理问题上缺乏附加条件感到担忧。
苏丹
石油储量丰富国家的另一个例子就是苏丹。它引起了人们的争议，中国在那里大规模地参与。中国现在是苏丹最大的投资者，总投资约为40亿美元。除了喀土穆的治理和人权问题外，北京输出武器的政策及其卷入苏丹旷日持久的内战的做法尤其受到批评。应当注意到，中国是尚未参加规定尊重人权等原则的、指导武器出口许可证颁发决策的任何多边协议的唯一武器出口大国。中国参与者而是遵循一项完全基于狭隘经济利益的政策，他们一直积极地向苏丹政府提供战斗机等各种武器。报道称，苏丹空军装备着价值1亿美元的、沈阳飞机制造公司生产的战斗机，包括12架超音速F－7喷气式战斗机。
提供这种给养的动机很简单。除了从这些武器出售中获得的利润外，这项政策帮助巩固和保护了中国在开发苏丹的石油储藏方面所占的份额。国有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在苏丹的最大石油企业大尼罗河石油经营公司中占有最大的份额（40％）。CNPC从该项目中获得的股本油约为每天15万桶。中苏油田项目涉及该国非穆斯林聚居的南部地区的5万平方英里。预计年产原油将达到1500万吨。由于已经证明的储量为2.2亿吨，所以该项目是中国在海外参加的最大项目之一。问题在于，内战期间，用中国武器武装起来的苏丹政府军利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设施作为基地，袭击和赶走了新油田附近地区的南方人。可以肯定，喀土穆利用中国在油田中的投资所产生的硬通货资助了其对该国南部的非穆斯林叛乱分子和平民的种族清洗。因此，中国受到了各种非政府组织的批评。大赦国际于2006年6月说：“中国已经把军事、安全和警察的装备提供给一些国家的军队和执法机构。在那里，这些武器被用于对人权的持续不断和系统性的侵犯。”而中国自己对人权则有“替代性的”解读，为的是阻止联合国在该国采取行动。例如，中国驻苏丹大使邓绍勤公开说，北京“反对联合国在侵犯人权的借口下对苏丹内部事务进行任何干预”。
因此，虽然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侵犯人权和内战等问题，西方石油公司被迫减少了在苏丹的活动，但是中国却取而代之。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一直是在苏丹开采石油的一个财团的合作伙伴。该公司的建筑部门帮助修建了通往红海的930英里的石油管道，并在喀土穆附近修建了一座炼油厂。“石油工程建筑集团”目前正在苏丹港修建一座耗资2.15亿美元的出口油轮码头，并修建从油田通向港口的管道。
应当提到的是，北京对南北双方2005年初签订的和平协议表示欢迎，并在联合国负责监督停火的驻苏丹特派团中投入了大约200人的部队。由于与喀土穆签订的石油协议将得到遵守，所以这并非出人意料。如前所述，北京利用其在联合国中的地位阻止西方对喀土穆施压——最近是在达尔富尔的践踏人权问题上。为了减轻罪责，中国坚持认为，它正在竭力鼓励苏丹政府解决争端。但联合国调查人员发现，达尔富尔冲突中使用的绝大部分小型武器都是中国制造的，尽管该地区实施了武器禁令。大赦国际报道说，2004年，在历时3年的达尔富尔冲突的高潮期间，中国向苏丹提供了几百辆军用卡车，苏丹军队和贾贾威德民兵组织曾用这些车辆旅行和运送人员赶赴刑场。而中国则以别国也出口类似的武器和装备为由，驳斥了这种指责。正如中国副外长周文重所说：“生意就是生意。我们努力把政治与生意分开……我认为苏丹的国内局势是内部事务。
中国策略的问题
对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外交的任何分析都必须是全面的，并避免成为一些报道特点的夸张说法。在短期里，中国在非洲的贸易和投资对该大陆的开发是有益的，即使仅仅是因为来自其它来源的投资很少。中国在非洲不断衰败的基础设施中的投资是需要的和得到大多数国家欢迎的。在整个非洲，中国公司都正在埋头苦干，修建医院、水坝、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修复西方公司放弃了的设施。此外，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使价格上涨，从而给非洲国家带来意外的收获。部分地由于中国对非洲，尤其是对非洲石油的兴趣，该大陆的经济增长率提高了，2004年达到4.5％。当然，关键问题是，非洲领导人应当如何处置这突如其来的收入。各国政府如何利用这一现象和中国进一步的参与，以有利于普通人和促进开发受到特权阶层的掠夺与生产能力匮乏阻碍的环境？在这方面，中国的“不干涉”立场及其对资金怎么花的假装不感兴趣并不是特别有帮助的。但是当然，在短期里中国进一步同非洲接触是有益的，因为这样做提供了别国没有提供的急需的投资。这种活动可能会刺激发展。中国人向许多非洲国家提供了可能会被看作一项低成本的发展解决方案的东西。
然而，如果考察一下长期的轨迹，担忧就会增加。首先，对一些非洲国家来说，依赖石油等初级产品很成问题。这些国家想要避免往往伴随着过度依赖一种特定商品的典型的“资源诅咒”，并企图摆脱初级产品供应国的状况。一种风险是，初级产品的繁荣有可能造成人们的沾沾自喜，从而可能会使各国政府无法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使较长时期里的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即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与制度改革等）。过度依赖石油等初级产品有使非洲国家更容易受到价格方面的消极冲击侵害的危险。此外，如果来自对中国的石油出口的收入增加，对当地的统治阶层来说就有一种十分真实的诱惑，迫使其实现本国经济的多元化。这是一个并非中国的参与所特有的问题。但是，在中国的初级产品需求的刺激下，初级产品出口和流入非洲的投资的增加往往会促使货币估价过高，从而削弱出口导向的制造业部门的竞争优势。北京倾向于使下游加工活动保留在中国境内，一般仅仅单纯进口原材料，从而可能会使这种潜在的危险加重。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对非洲石油兴趣的大大增强的危险只能是使非洲的依赖程度加重。
结束语
像所有其它国家的对外政策一样，中国对非洲等地区的外交政策说到底也是为自己利益服务的，并且以经济和战略上的考虑为依据。因此，北京政府与其它国家的政府并没有什么不同。正如兹韦格等人所说：“中国有权通过市场战略寻求能源。……（西方）必须认识到，中国领导人如果不增加本国的能源供应是不负责任的。”应当进一步指出，中国在非洲的开拓是中国对世界开放及其奉行资本主义的一种自然的延伸——所有西方国家都大力鼓励这种政策。但一些西方国家现在公开谴责中国通过向非洲拓展所表现出的这种开放的结果。
尽管如此，必须提醒大家注意，北京在非洲采取的方针实际上使在国家主权与“不干涉”政策的掩护下侵犯人权和采取不民主的做法合法化。中国分析家公开承认这一点。他们说：“有关人权和主权的常识仅仅是中国和非洲所共有的价值观之一。……毫无疑问，中国在非洲的成功部分地得益于这一点。”虽然人们也许会说，其它参与国家的非洲政策也支持了这种目的，或者西方无法在非洲问题上批评任何人，但是北京神奇十足地捍卫特权阶层的主权，肯定与一种日益增强的国际共识是不协调的。这种共识就是，政治领导人违反一项新的，即使是脆弱的全球规范，是无法逃避公正审判的——正如查尔斯·泰勒最近发现的那样。中国提倡这种观点，就破坏了新的国际制度，尽管杰弗里·萨克斯最近断言，北京不愿进行“干涉”是“一项宝贵财富，而不是负担”。这一立场不仅破坏了新兴的全球价值观（中国可能会对此不屑一顾，认为是“新殖民主义”或者“干涉”），而且与整个非洲大陆目前的复兴计划相矛盾——在这项指责面前，中国尤其容易受到伤害，而且很敏感。
因此，怎么办？传统基金会最近的一份报告说：“美国应当与其它捐献国相互协调，把经济上的激励措施和外交上的支持等可取的举措同经济自由化、政治自由、透明度和问责机制方面的进展联系起来，从而对抗中国的影响。”然而，这不大可能做到，原因有二。第一，由于中国的经济影响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及其为非洲国家统治阶层提供的不提出任何问题的外交支持，所以非洲国家领导人（尤其是中国正在拉拢的、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的领导人）不大可能会轻易地受到提供援助的诺言的诱惑，因为这种援助与善治和民主等条件相联系。第二，也是更加深刻的一点是，传统基金会假设，该大陆大多数国家的统治阶层都真的对自由化、政治自由、透明度和问责性感兴趣。人们也许会感到，这是十分错误的认识。
对决策者来说关键在于——不仅在西方，而且在诚心诚意地寻求非洲大陆更加光明未来的非洲国家——是要在中国遵守治理规则的时候和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能够与中国合作。中国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为新兴的非洲联盟提供财政援助，以及减轻环境方面的破坏，这些都是可以加以鼓励的比较直接的合作领域。但是，如果中国不遵守总的治理标准，则非洲的重要领导人就必须自己带头指出中国的活动和非洲本身的计划所期望和倡导的规范之间的脱节。中国很善于对西方的批评不屑一顾，说这是嫉妒和伪善的表现。它还具有在人权记录方面无视西方关注的历史。这表明，它不愿顺从西方的要求。如果是非洲领导人要求中国对透明度和人权问题负责，则北京为所欲为的难度就会增大。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拉拢资源储量丰富的主要非洲国家的独裁者的策略具有内在的不可维持性。只有非洲态度比较认真的国家采取这项策略——绝非轻而易举或者没有问题——中国的石油之旅的调子才能从不讲道德的“生意就是生意”转变成对非洲及其人民来说比较有形的和积极的某种东西。肯定不说自明的是，在长期里（中国的非洲政策的最终重点，即使没有阐明），稳定和繁荣的非洲是符合北京利益的。由于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将保持下去，所以在这种问题上与北京保持接触是唯一可行的战略。将于2006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下一届中非峰会是积极展开这场对话的一个良好开端。（尹宏毅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