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一个业外人士对中医存废问题之管见
李华云
医疗制度改革最近牵出了一个老话题－中医中药在当前的地位，并带出了一个更大的题目，那就是对中医性质的看法和国家应该对中西医采取什么政策。医药问题关系全体国民的健康，关系21世纪最重要领域的科技进步，还关系资源配置、经济发展。滋事体大，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首先要声明的是，笔者不是医药界人士，既不是中医也不是西医，而且也不是医务行政管理人员。对于医药界的具体学术、技术问题，笔者不敢冒昧发表意见。但是任何人都需要医疗服务，都会对医药问题有些想法。一位经济学家说过，消费者早晚都会成为内行－当然不是指研发或生产而是指鉴别优劣。况且有点其他方面知识和阅历的人，从行业外的角度谈点看法，对于帮助医药界人士多方位思考问题也许有些好处。本人这篇业外人士拙文算是抛砖引玉吧。
本文前两部分都是讲的常识性看法，有基本科学素养的人士大可不看。第三部分是谈中医是否应该继续保留在社会医疗体制当中，中医教育、研究应采取什么政策和体制。这些关系国计民生，分歧又很大，是本文重点。
一 深入探讨问题的几个障碍
在中国当代几乎所有国民都承认科学的崇高地位，公开反对科学的人几乎绝迹－尽管对科学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既然讲科学，首先就得有科学态度。在关于中西医的讨论中有些说法、想法是缺乏科学态度的，妨碍对真理的追求。
以偏概全是其一。有人举出中医治好某个西医没治好的患者的实例，就全盘肯定中医否定西医或断言中医比西医高明；有人则以西医治好了某患者的病而中医无计可施为由，全盘否定中医。
只及表面不究实质是其二。有这样的事例，一个人被西医确诊为某种癌症，西医告诉患者（或其亲属），对这种癌症现在的医学没办法了，必须立即锯掉有癌症的这条腿，否则一年内将失去生命。患者的态度是，无此腿勿宁死。无奈中转求中医，死马当活马医。中医说有办法，施以中药－往往是“祖传秘方”。一年、三年、五年过去了，患者仍健在，甚至腿也不大痛了。这样的事例虽不是很多，但也不是一两个。这些实例往往成为患者及亲友由衷信服并大力宣扬的典范，成为中医高明论的有力论据。如果是一般西医医院做出的诊断也罢了，但却是最著名的西医癌症专科医院在动用了CT、磁共振等最先进设备，并做了活检之后做出的诊断。一般西医医生对此也无话可说，因为根据医学理论，这样的癌症按现有医疗技术是根本不可能治愈的。笔者就此请教过病理学家、生物医学专家，他们告诉我，现在大多数癌症可以确切地诊断出来，但有些癌症还无法确切诊断，即便是最有经验的专家也只能做出大体判断，而几个专家的倾向性意见有时相左。他们必须在误诊而使患者失去一个健康肢体与误诊而丧失挽救患者生命机会之间进行风险权衡。做出判断是艰难的，但是必须做判断。只有在患者死亡（原因可能是被怀疑的癌症也可能是其他疾病）之后，经过对尸体的病理解剖才能确切地知道他（或她）是否真的患有这种癌症。有时医生会把全部情况告诉患者或其亲属，一般不这样，而是告诉他们一个“确诊”结论，因为这是具有专业知识的医生的职责。那些被西医“确诊”为患了某种不治之癌症，被中医“治愈”的患者，其实就是在不得不做或然性判断中被西医误诊的。前些年不能确诊的癌症多，缺乏有效治疗手段的癌症更多，中医在癌症治疗方面的市场很大。西医进步神速，现在绝大多数癌症可以确诊，如检查及时可以早期发现，多数癌症有了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或大大延长生命的方法，求助中医治疗癌症的患者锐减。
把想象的缺陷当靶子批判是其三。有的中医否定派人士以中医典籍中的明显迷信说法为证，指责中医是些迷信人士。殊不知绝大多数中医并不把典籍中那些迷信的说法作为诊病、治病的根据。有的中医高明论者则把“只讲分析，不讲综合”、“缺乏辨証思维、忽视个体差异”、“治标不治本”这些帽子扣在西医头上。在近现代科学发展的早期，确实存在上述问题，整个科学界如此，不独医学。这有历史原因。人类充满探索精神和想象力，观察范围也很大，目力不仅及于树木、山川、日月，还能看到银河。但是由于工具、知识和方法所限，不仅观察不到原子、分子级的物体，观察不到细菌、病毒，观察不到营养在动植物体内如何输送，连人体的血液是循环的、大脑是思维的载体都无所知。古代的智者、先贤只能在相当有限的知识基础上发挥想象力。他们对大量可见事物进行概括，对概念本身进行再概括和演绎；他们观察到世间许多事物之间有因果关系，便发挥想象力把各种事物都用因果关系联系起来，例如许多民族都曾把星宿的变化与人的生死直接联系起来。迷信与合理想象是混合在一起的。近代科学借助人类可以掌握、创造的工具，从细微处着手，对事物进行观察、分析，排除其他因素，确认事物之间有无直接联系、如何联系。这使得人类对事物逐步有了比较客观、准确的认识，主管臆想的成分被大大减少。当然比较宏观的，例如对于天体运动规律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这是人类文明划时代的进步。在相当长时期，多数研究者倾向于分析的方法，对综合有所忽视。这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这毕竟是个缺陷。二十世纪的多数科学家都觉悟到了这个问题，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有了很大改进。特别是在系统论创立和普及之后，科学研究中只重分析忽视综合、只见个别不见整体的情况大为减少，医学方面重视治标忽视治本、重视生理忽视心理、重视一般规律忽视个体差异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无视现代医学即所谓“西医”的进步，重复过去的指责，只能说明言者对现代医学和整个科学缺乏基本知识。
概念不确定是其四。这是比较常见的问题。人的思想、观点要用语言来表达，一定的词汇、概念的内涵、外延应该清楚，一般应按照约定俗成来使用，有特别涵义的应做说明，否则容易形成聋子的对话。概念应有确定涵义，不能随意变换，否则自己都被绕糊涂了，与他人更无法交流。
至于肆意谩骂、人身攻击、胡编乱造、无中生有，那本身就不是在探讨问题。有理性的人对之无能无力，也不屑与之讨论。
二 对中西医的基本看法
只有观点没有依据可能是胡言乱语或姑妄言之。只有分析，不表明基本观点，失之于暧昧，在变化迅速的时代是浪费人的时间。
1．医术、医学在本质上是实用性技能和学问，没有民族性
艺术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不同民族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不同，审美观和审美情趣有很大不同。对各民族艺术的看法必然有很大主观成分，很难有一个客观、公认的标准，无法评判孰高孰低，更不能说哪个民族的艺术是科学的，哪个是不科学的。
有些东西兼有艺术性和实用性、主观性和客观性，例如建筑、服饰。就建筑风格、服饰特点来说，不能妄言哪个民族的更美观或更高明。但是就建筑技术、服装生产工艺以及这两者的实用性来说，还是有高低、优劣之分的。
多数东西有很强的实用性，或完全为了实用，或以实用为主，例如武器、交通工具。实用性东西都有客观评价标准，优劣明显。在历史进程中，有的民族率先创造了某种先进技能、方法、物品，就在这个领域取得巨大的优势。特定的技术总是被特定的人、特定的民族创造的，技术是有民族烙印的。其他民族对于先进技术或早或晚总要学习、运用，否则会落后。对于重大先进技术的长期排斥会使一个民族衰落甚至消亡。先进技术在被其他民族学习的过程中会被本土化－更适应自己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并得到改进。最终，发端于一个或几个民族的先进技术会成为许多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技术进步最终都融和了许多民族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尤其实用性技术，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性。
医术、医学与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本质上是实用性技能和学问，其存在的理由就是防病、治病，提高人的健康水平。医术的高低优劣有客观标准，即便一时不被认可，早晚会被承认。
对待历史上的中医，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当像对待整个中华文化一样，充满崇敬挚爱之情，并不断从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对待现实生活中的中医，我们应当主要把它作为一种实用性技能（包括诊断、处置、制药、用药）。对中西医之争，应以客观、平和、开放的心态来评判。过多地诉诸民族感情，容易使判断失去客观标准，失去理性。
2 “中医”、“西医”这两个称谓不太严谨。
严格地说，“中医”的完整称谓应该是“传统医术医学中华分支”，“西医”的完整称谓应该是“近现代医术医学”。
将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东西在汉译名称之前冠上一个“洋”字或“西”字，是中国近代的语言习惯。在中国近代，“洋”与“西”在修饰名词时的含义基本相同。近现代医学发端于西方国家，而且由西方人传入中国，因此被国人称之为“西医”，就如同国人曾经把火柴称之为“洋火”，把近代枪炮称之为“洋枪”、“洋炮”一样。
称谓随着时代进步在改变。现在几乎没有国人再把使用中的枪炮叫做“洋枪”、“洋炮”了，步枪就是步枪，手枪就是手枪，迫击炮就是迫击炮，榴弹炮就是榴弹炮。除了在少数偏远地区，国人一般也不再把火柴叫做“洋火”了。只有西服、西医等少数几个冠以“西”的称谓保留至今。“西医”这个称谓的保留大概与“中医”的继续存在有很大关系。
上面这个道理，有知识的人恐怕都明白。但是也有一些人不甚明白。有些人从“中医”、“西医”这两个称谓出发，想当然地认为，中医、西医是两大平行体系，进而认为各有千秋，伯仲难分。这显然是误解。
所谓“中医”是传统医学，是人类传统医学中的一个分支，尽管它是传统医学中最优秀的，但是它不能代表和包括传统医学中全部有用的东西。所谓“西医”是近现代医学，它吸收了几乎全部近现代科学知识，运用了大量近现代科学技术，汲取了许多民族传统医学中的合理成分－当然包括“中医”的合理成分。它虽发端于西方民族但从很早时候起就被全人类共同创造着、发展着，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有人说“西医”也是医学的一个分支，这是不对的，也不符合国人在使用这个词汇时的一般涵义。
约定俗称的东西不一定非要改变。笔者并不因为“中医”、“西医”这样的称谓对某些国民有误导作用而一定主张改变这些称谓。只是我们不要忘了可以有更严谨的称谓。
为避免语义歧义引起的不必要误解，本文下面讲到现实中的医学、医术时都给中医、西医这两个词加了“”号。本文中“中医”的涵义是除了“藏医”、“苗医”等基本自成体系传统医学的中国传统医学。除非特别使用“中医学”、“中药”、“中医”大夫、“中医”医术这样的概念外，“中医”一般泛指上述各项，有时是指现实中的后三项，这从上下文中可以辨别出来。本文中“西医”的涵义不是这个词的初始涵义而是指近现代医学，除非特别说明一般也是泛指近现代医学、医术、药品、从业医生。
3．“中医学”从整个体系上来说不是科学
我们不妨先考考察一下医学产生、发展的大背景。
人类是大自然进化的产物，但不是一般的产物，是大自然中的奇迹。人类不仅制造工具、创造语言、有思想，而且人类生出审美观和信仰，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和探索精神。不仅探究与自己生存环境密切相关的事物，而且探求整个世界的本源和规律。
由于知识积累有限、工具和方法简陋，古代人类对许多事物都无法准确把握，存在着太多的“黑匣子”，只能以联想、猜想、假想、甚至幻想填补知识的空白。不这样做，知识体系、信仰体系就不完整甚至难以建立。那样的话，人类精神世界－这是人类所以成为人类的重要标志之一，就难以维持。而且不如此，已经被生活证明可行的实际作法，就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与发展。
今人不会苛求任何种族、民族的古代思想家、发明家以及宗教大师、炼金术士，不会因为他们的理论、方法存在种种谬误而贬低他们，而是对他们充满崇敬之情。没有世世代代的探索，没有一个接一个的谬误，就没有今天的科学昌明，甚至没有今天的人类。
人们在突破某个成见的时候，需要对这个成见连带其创立者或集大成者进行批判、清算。但在以后，一般还是对他们怀着敬仰之情，承认其历史地位。
今人很少再对权威抱迷信态度了，尊重归尊重，独立思考归独立思考。不仅不迷信古代权威，也不迷信当代权威。爱因斯坦是公认的二十世纪伟大科学家。他创立的相对论对于量子力学的产生具有重大影响，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多是爱因斯坦的学生或自认是其门生。但是晚年的爱因斯坦对于量子力学的最重要进展持怀疑、反对态度，对于测不准理论、量子运动不规则理论斥责曰：上帝不掷骰子。这并不妨碍量子力学大师们在坚持和发展自己理论的同时由衷尊敬爱因斯坦。
在新的理论已经成为常识之后，出于对先贤的尊重，人们一般多讲先贤的伟大贡献，不刻意提及他们的错误，更不会煞有介事地对其错误进行批判和声讨。不仅对本民族的先贤是这样，对其他民族的先贤也是这样。现在不管是科学家还是中小学教师，如果不是专门讲述近代科技史，一般不提及和批判牛顿所说的地球所以转动是因为上帝踢了它一脚，而是讲牛顿三大定律。即便讲到牛顿的错误，也是抱着理解的态度。我们在讨论古代中医和中医学时也应该秉持同样态度。
有医术就有医学。医学与天文、历法、哲学一样，是最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学问。在知识和工具十分有限的历史条件下，人类对于生命本质和疾病缘由的认识必然十分有限。但是人类总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构建比较完整的医学理论。当然这些理论充斥着猜想、谬误以及今人看来是迷信的东西。各个民族的古代医学没有例外，不独“中医学”如此。尽管这样，我们对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仍然充满敬仰之情，对于《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仍视为民族文化瑰宝。
“科学”这个名词与其他大多数名词一样，有着多重含义。当我们说“古代科学”、“古代科学家”的时候，是在广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狭义上的“科学”应该仅指发端于十六世纪欧洲的近现代科学，也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知识界所倡导的“科学”、“民主”的那个科学。以下笔者在使用“科学”这个词时都是狭义的，除非特别说明。笔者做这个限定不是玩弄概念，也不仅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我想人们在说到“科学”时一般都是在狭义上使用这个词汇的。天文学在中国产生很早，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有不少合理成分。我们在讲科技史时，在说到某某是“中国古代科学家”时，是在广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一般都会加上“古代”这个前缀词。但是当我们说到“天文科学”时一般是专指近现代天文科学。现在要成为天文学家或天文工作者，必须系统学习现代天文知识。学点古代天文学发展史是一种知识补充。即便要成为天文学发展史的专门研究人员，也必须以现代天文学作为基础知识。如果现在的人把古代天文学作为基础知识和理论指导，他肯定成不了天文学家，最多是占卜星象学家，可以混迹于社会，但是不会被科学界也不会被广大民众认可为科学家。
就笔者看，科学思想和方法至少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将理论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大致相当于我们这些年常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另一个特点是把假说明示出来。别说近代，就是当代以及今后，人类通过观察和实验都只能对一部分事物给出确切的结论，对于很多事物则无能为力。但是人类在许多情况下必须提出假说，否则不仅影响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而且妨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理论体系及其假说僵化，桎梏后来研究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但是这种情况持续时间一般都不长。因为假说在提出时就被承认为假说，人们会继续对其证实或证伪。探求真理的道路是敞开的。
科学在近代的创立是人类进步无数环节中的一个环节，但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人类的思想和方法发生了质的飞跃。得益于科学，人类的知识空前增加，技术飞速进步。今天当我们发掘出制造于三千年前的器具时常常对古人的精湛技艺惊叹不已，因为一千年前甚至几百年前造出的东西也不过大体如此。这一方面说明祖先的伟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古代技术进步的速度比较慢。再看当今时代。十九世纪末人类才刚刚能借助极为简陋的器具飞离地面，飞行距离不过几十米，二十年之后就架着飞机横渡大洋、投入战争，六十年之后就飞上太空，八十年之后就登上了月球。技术进步快，普及也很快。集现代科学技术大成的大型喷气式飞机现在已经成了大众化交通工具。
医学既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也与人类的其他知识和技能密不可分。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出现之前，医学与其他学问一样，不仅进步相当缓慢，而且与迷信共生共长，充满神秘色彩。在西方国家直到中世纪，医学还是神学的附庸，医院也多设于教堂之中。传统医术中有很多有用的东西，对某些疾病的防治还相当有效。传统医学中也有科学的成分。但是，传统医学在体系上、在整体上，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学。
“中医学”的情况当然不可能与其他民族的传统医学有本质的不同。不可能设想，在没有科学思想和方法的大背景下，“中医学”可以特立独行。无庸置疑，就整个体系来说，“中医学”不是一门科学。有现代科学素养的人一般都明白这个道理。
之所以一般不对“中医学”进行剖析，不去证明它不是科学，主要原因是不值得、不必要，同时也有民族感情和社会背景的因素。这就好比今天的西方人不去大张旗鼓地批判亚利士多德学说一样。不过笔者想在此把人们平时不大情愿说的话说上几句。
在真理的探索道路上永远都存在“黑匣子”。在真正的科学建立之前，“黑匣子”太多，尽管先贤们有着卓越的智慧和想象力，但是谬误难免而且数量过多，以至于任何理论体系在总体上都不是科学。这不是人类祖先的错。囿于很有限的知识、工具和方法，他们没有选择。近现代人，特别是今天的人，有了并日益增加着破解“黑匣子”的办法，把理论建立在客观事物、事实的基础上。我们怎么能舍弃有用的方法－这是先人想有而不可能有的，把能打开的“黑匣子”继续紧锁，或对别人已经打开的“黑匣子”视而不见，继续依赖猜想和概念演绎呢？“中医”经典中确有一些合理的东西，但就是那些合理的东西也很朦胧，那时因为先人们想精确也精确不了。“中医学”中的“经”、“气”、“火”的概念很朦胧，连“肝、脾”所指也不确切。有人说“中医”这些概念更“丰富”，更“辨证”，因此也更“科学”。问他“丰富”在何处，内涵、外延是什么，告知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因为太深奥。这能算“科学”？这样的科学还能发展？
对“中医学”去发展，去深化肯定不行。改造“中医学”，使之成为现代医学科学的一个流派恐怕走不通，至少是舍近求远。发展现代医学即所谓“西医”，在此过程中对传统医学包括“中医学”中的合理成分加以吸收、消化，也就是常说的“扬弃”，应该是正途。
扁鹊、华佗、李时珍这些伟大先人假如在天有灵，他们对今人后一种作法一定赞赏、欣慰，对于固守他们理论体系或坚持在这个体系中摸索的“杏林传人”恐怕不会赏识。
4．弘扬“西医”无损民族尊严
现代医学建立在近现代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几乎全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是人类医学进步的主流和方向。这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
传统医学，包括“中医学”和各民族传统医学，不仅仅进步缓慢，几百年才有一些明显改进，而且进化方向和路径不大对头。“西医”由于是科学，几十年甚至几年就有明显的改进甚至革命性进步，不是在一个领域或专科，而是在方方面面。
“西医”固然还有很多缺陷，至今西医自己声言无法治愈甚至无从下手的疾病大概比“中医”承认的无法治愈的疾病多一百倍。但是这丝毫不妨碍绝大多数国人现在以看“西医”为主。
现在绝大多数民族都汇入了科学、民主、文明的历史潮流，都在为文明、进步做贡献。中国在科技方面的贡献，包括在现代医学上的贡献，应该越来越大。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兴旺繁荣的需要，也是中国对人类进步事业的责任。着重发展“西医”不是帮西方人的忙，不是要弘扬西方文化，不是妄自菲薄、数典忘祖，而是弘扬科学，是帮全人类，首先是帮自己。
“西医”在中国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五十年代的中国，不要说在农村，一般城市居民都用不起青霉素；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北京、上海等城市才有几台CT机，一般人想花那份钱还轮不上。现在各类抗生素基本能满足国民医疗需要，现代化检查设备在大中城市基本普及。但是中国的“西药”，98％以上是仿制，现代化检查设备、手术设备基本靠进口。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在医药、设备研发上投入严重不足，体制和政策也有很多问题。
许多国家想在这方面投入，不是市场太小没法回收研发成本，就是国家太穷投不起。现在的中国这两方面都不存在问题。但是国家直接投入也好，对企业的扶持也好，都很不到位。总之，国家对现代医学也就是“西医”不是重视、扶植过头了，而是远远不够。
需要多说几句的是“民族感情”问题。
“西医”建立在近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它本身也是近现代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崇尚“西医”与崇尚科学是完全一致的。这怎么会有伤民族自尊、民族感情呢？如果“西医”这个称呼对于许多国人实在别扭，着重发展“西医”令许多国人难以释怀，倒是可以考虑改变一下称谓，把“西医”改称“现代医学”，或简称为“医学”。人们不是早就把“西医”大夫称之为“医生”了吗？
当然重要的不是称谓问题，而是理性地对待民族文化和先进事物的问题。
中国的制瓷技术曾经是世界最先进的，中国瓷器曾长期被各国人民珍爱。现在有些国家的语汇中，中国和瓷器是一个词或者是两个大体相同的词。西方民族并没有为了“民族自尊（严格说是民族虚荣）”保留自己的传统制陶、制瓷工艺，而是把中国的制瓷技术学过去，推而广泛之，发扬光大之，以致后来大大超越中国。
半个世纪前国人还将从西方传入的近代交通工具叫做“洋车”，原来泛指矿物燃料机器做动力、装有金属零部件、车轮外缘包裹充气胶皮的车辆。坊间俗称的“洋车”多指胶皮轱辘人力车。与洋车对应的应该是“土车”，也可称之为“中车”，即中国的传统陆地运输工具。“中车”包括马车、牛车、人力车，有两轮的、四轮的，独轮的。“中车”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做出了宝贵贡献。历史上不乏车的创新与改良，不乏“木牛流马”等传奇故事。“中车”与民族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基本保持原貌的“中车”（都用上了胶皮轱辘和金属辐条，因此只能说“基本”保持原貌）在有些地方还在用，独轮车在有些地方短期内还不可替代。
但是没有人要求发扬光大“中车”，没有人对大力发展“洋车”（这里指本来意义的“洋车”）持异议。
当然医学医术与陶瓷、交通工具还是有所不同，但道理是相通的。既然着重发展“洋车”并不伤害民族自尊，那么着重发展“西医”也不必过于伤感。自认在发展现代医学上不灵光，永远不如西方人，才是真正的民族自卑，有损民族尊严。
5．“中医”作为防病、治病的方法仍有巨大社会价值
医术、医药和医学密切相关，但有一定独立性。
在所有传统医药中，大概“中医”是保留最完整、实用价值最大的。这可能与中国的幅员、人口和文化连续性有关。医学、医术最重实践。时至今日医学院学生的学制还是各专业中最长的，主要不是因为它的知识比其他学科更艰深，而是因为学医的要化更多时间进行实践，跟随有经验的医生给病人看病即临床教学。中国早就形成了统一的国家，人口始终是世界最多的，中华文化又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最古老的人类文明。这就使得“中医”在临床经验上，在医疗技术积累上，具有其他传统医学根本不能相比的巨大优势。
“中医”在今天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都具有很大实用价值。今天一般人包括“西医”其实对此没有异议。别说一般国人－包括普通百姓和高级官员－时常看“中医”、服“中药”，恐怕多数中国的“西医”大夫也常为病人开“中药”，自己和亲属也少不了服“中药”。
三 国家应该对“中医”采取的政策
这一节是本文的重点，希望文中观点对国家医药管理部门有点参考作用。
1．从社会医疗体制中排除“中医”是完全错误的。
“中医”对许多疾病的治疗是有效的。对此有目共睹，应该没有太多异议。有人说“中医”对疾病的治愈是“心理暗示”的结果，不服其药，用其他心理治疗方法或根本不治疗，患者也会自愈。有些患者，有些疾病是这样，但不是大部分，更不是全部。“西医”对许多疾病的“治愈”也是心理暗示的结果，例如对感冒的治疗。不应该苛求“中医”。
中国的现实经济条件是“中医”必须长期存在的重要理由。对这一点看得最清楚的是人民领袖毛泽东。中国这些年发展比较快，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基本国情。现在发达国家人均国民产值3万美元左右，中等发达国家人均1万美元左右，中国人均只有1300美元。多数中药价廉、有效、副作用小，仍然是国民特别是一般群众治病的重要选择。
“中医”的前景怎样呢？笔者认为，随着“西医”在中国的继续进步和普及，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随着普通国民收入的增加，“中医”的地盘会逐步缩小。尽管某个特定时期，“中医”在国内或国外会蓬勃发展，但绝不会全面复兴。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去改变。不应该人为地刻意保持“中医”的地盘，也不应该人为地加速“中医”的衰落。
既然“中医”“中药”对于保障国人健康还是有用的，把它从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中排除出去就没有道理。排除出去的实质含义，一是患者看中医不能在医疗统筹得到帮助，含义之二就是国家不再对“中医”“中药”开发投资。这显然有失公平，广大国民——纳税人也是不会答应的。笔者不赞成看中医报销的比例高于看西医，也不赞成让看中医报销的比例低于看西医，更反对不予报销。
有人认为允许“中医”存在于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中妨碍“西医”的发展。我看未必。传统农艺学总体上不是科学。现代农艺学是科学，应大力发展。但是现代农艺学没有覆盖各种气候、土壤条件下全部农作物的栽培，传统耕作方法还得用。即便现代农艺学覆盖了的，国家可以提倡、示范，可以资助农民使用新方法，但一般也不强求。有些农民只会或只愿意用传统方法，这并不妨碍先进方法在全国的发展、推广。难道用传统方法生产的粮食，政府还要禁止老百姓食用不成？或者禁止用公款或救济款购买？
有人从经济上考虑，认为一个国家维持两种医疗体系是很大的浪费。然而，“中医”从业人员的培养费用比“西医”低得多，一般来说“中药”生产成本也比“西药”低廉，至少并不明显高于“西药”。另外，“中医”大夫和“中药”生产体系是现存的，不需要再生或“引进”。人为加速“中医”衰落只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更大浪费而不是节约。
至于有人说的“中医”医疗事故问题，在现实中并不很严重。卫生方面确实有一些问题。有位很著名的治疗肝病的“中医”大夫，完全拒绝“细菌”“病毒”“传染”等“西医”观念，本人不大洗手，病人递的烟照抽，一根针扎了这个扎那个从不消毒。这容易造成交叉感染。但是这样的“中医”大夫在今天毕竟极少。一般来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们还是注意消毒防治传染的。
2．对“中医”要加强管理。
现在，“中医”、“西医”风气都很成问题，一切向钱看，坑骗患者的从业人员为数不少。这与社会大环境有很大关系，主要责任在政府。
“中医”的随意性和夸大宣传由来已久。这能招揽顾客于一时，但是不能长久，还经常使“中医”名誉扫地，丧失基本群众，自己打倒自己。多数“中医”都懂这个道理。但是光靠自律不行，因为眼前赚钱机会对人的诱惑力太大。这好比尽管运动员都知道，放开兴奋剂使用受损害的是全体运动员包括自己，但是不能过多指望运动员个人自律，必须得有权威机构严格执法，查禁兴奋剂。国家对于明显欺骗、夸大宣传的从医者，要禁止，要查处。不能仅查处“西医”而对“中医”网开一面。那不是爱护“中医”，是害了“中医”。
国家早就有“中药”药典，对多数“中成药”规定了必须的有效成分。对于假药、达不到标准的药，必须严禁，对其生产者得严厉惩处。这既是保护消费者也是保护“中医”“中药”。
3．应允许多种中医流派和多种“中西医”结合方式存在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利于进步。
有的主张“西医”发掘“中医”有用的东西，使之融会到“西医”中去。应该允许并加以鼓励。
有的主张“中医”学习“西医”诊断方法，适当引入“西药”。这也没有错，不必扣上“亵渎中医”的帽子。
有的主张保持“中医”的纯洁性，不搞“中西结合”，并主张以传统中医经典为指导。这也无伤大雅。尽管经典中有不少迷信的东西，但导致医生误诊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毕竟很少。
对治病疗效明显的“中医”，对名“中医”、老“中医”，不论是“纯粹的”，还是混合了“西医”理论与方法的，国家都应该给予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特别优待。
4．对“中医”院校应作较大改革
中国设有多所“中医”研究院、“中医”大学或学院，但是教育成果堪忧。改行的多，不该行的医术好的也少。这与大环境有关系，现行教育体制也难辞其咎。
应该考虑把一部分“中医”院校并入“西医”院校。“中医”专业的学生在医学基础理论方面以学习“西医”为主；在医术方面适当学习“西医”，但以学习“中医”为主。对于“中医”典籍也进行学习，学子是将其作为文化遗产还是科学，由其自己把握。
同时保留一部分比较传统、比较“纯粹”的“中医”院校，按照现行办法把“中医”教学和研究继续下去。
为了节约社会教育资源，不论哪种院校都要有合理的最低录取分数线。连续多年招生数量达不到合理标准的院校应该改变教学方针或缩减规模甚至撤并。究竟哪种医学院会发展壮大，应该由实践来回答。
前面说了，“中医学”总体上不是科学，政府应该明确这个基本看法和态度，这是讲科学、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那还怎么继续办“中医”院校？这些学校还有人报考吗？对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深入研究。
最近媒体上有一篇呼吁政府保护“中医”的文章，作者是坚定的“中医”维护者。他慨叹某中医学院学生在毕业后不几年90％以上都改了行。其他中医院校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现在大学生多，工作不太好找，各个专业改行的学子都不少。但是像中医学子这么大批改行的确属少见。该作者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中医不重视和社会上关于“中医学”不科学的议论太多。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我认为不承认“中医学”的非科学性恰恰是学子大批改行的重要原因。
报考“中医”学院的学子们与报考其他学科的一样是抱着学科学的愿望踏入“中医”院校大门的。但是他们在“中医”院校系统学习的东西与他们在中学学到的和以后学到的科学知识严重冲突，与他们头脑中确立的科学常识、科学思维方法严重冲突。继续学下去往往出于无奈，改行是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就普遍萌生的想法。如果大批学子懵懵懂懂误入“中医”高等学府，再有一些报考其他院校无望只为拿文凭的人混迹于此，别说大批学子改行，就是不该行，“中医”后继乏人的局面也会日甚一日。
“中医”医术、医药相对于“中医学”有较强的独立性。“中医学”对于中医的发展不是一点积极作用没起过，但可以说作用不大。许多“中医”大夫特别是民间郎中、祖传“中医”大夫，主要是学习具体的诊断、用药方法和针灸、拔罐等治病手法，并未学习多少“中医理论”。即便知道点经典理论的，一般也并不遵从，只是有时为了渲染，弄几句玄虚之词罢了。只要中医治病的有效性存在，教学上以中医之“术”为主，兼学“西医”基础东西，会被想学“中医”的人接受。
就是以经典理论为主导搞中医教学的，把事情说清楚，也能招到学生。现在谁都知道宗教是迷信，但西方国家的神学院、中国的佛学院都能招到不少智商很高、勤奋上进的学生。一说“中医学”不是科学，纯粹的中医学院就招不到学生？未必。不论是信仰“中医学”的，还是想把“中医”作为文化遗产来钻研的，都会有。在情况明了的前提下，决心学这门的比误导进去的人肯定更有专业精神。况且，文化传承重在质量，一个有志于此的人比十个混饭吃的顶用。
5．“中医”的文化价值应该重视
适当保留一些“纯粹”的“中医”学术机构、教育机构，不仅可以抚慰“中医”传统派的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样有利于保留传统文化。传统的东西自有其价值，能保留活的总比单纯保留死的更好些。现在西方国家的中学生都得学习拉丁文。其实拉丁文早就退出现实生活了，学习它只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古罗马时代的书籍。为了保住古希腊、古罗马人留给后人的遗产，为了从中不断汲取力量和智慧，西方人可谓煞费苦心。
现代物理学、量子力学的奠基人玻尔创立的现代原子理论是当代物理学几乎所有重大发现的基础，这个理论还更深刻地解释了元素周期律，对二十世纪化学的重大进展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这是每个中学生都知道的。现在科学家通过高能加速器，对电子、原子核以及其中的质子、中子有了更确切的了解，证实和发展了玻尔的理论。但是在玻尔创建他的理论时人类还远未建成高能加速器——没有玻尔的理论可能就不会构想和建造高能加速器。玻尔的理论是根据物理学基本原理和比较有限的实验成果，有限的观察－连分子水平还没有真正达到，提出的假说。玻尔在创建新理论过程中遇到了巨大障碍，多年不得其解。玻尔是个涉猎广泛的大科学家，后来他在研读中国古代哲学时受到阴阳太极学说的启发，顿觉霍然开朗，继而构思出严整的原子理论。尽管阴阳太极学从整个体系上说不是科学，但它包含着合理成分，包含着人类理解世界的卓越智慧。
“中医学”整体上不是科学，但它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在其中必有合理成分，必然蕴藏着我们伟大祖先的卓越智慧，有待后人不断挖掘。“中医”大夫一般不必花很多时间学习更不必精通“中医”典籍，但是总要有些人多读些典籍，有人精通。这就需要保留几所纯粹的中医院校或研究机构，对献身于此的，国家得实行非市场化办法给予优遇。
保存好“中医”“中医学”这份“活的”文化遗产，是我们对祖先、对后人的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