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以往到香港很多次了，近日有事又到香港呆了几天，从深圳罗湖过关坐火车到九龙塘，再坐地铁到葵涌，接着坐小巴到达亲戚所在的屋村，转了几次车。之后，从葵涌跑到大屿山，再回葵涌，也跑了尖沙咀、中环等，基本是“长途跋涉”，再次感受到香港公共交通的快捷方便。在人口密度如此之大的香港，空中、陆地、水面、地下的公共交通整整有条，体现出政府高效的公共治理水平。 亲戚所在的屋村完全属于香港政府产权，虽然是政府的“廉租房”(公屋)，但楼房外公共道路(过道)却有公共电梯，方便老者不用爬梯坡，几栋几十层高的楼房之间有众多设计合理的绿化及公共活动场所的空间，政府“廉租房”的配套和环境设施要比内地的高档小区不分伯仲，甚至过之而无及。而且，这里大部分住户的房子是由政府“综援”免费提供，真是羡煞内地的“房奴”特别是还没有能力的“准房奴”了。 在空闲时间里，也改不了自己的习惯，上网看看国内的新闻，其中看了两篇比较一下，忍不住要“下笔”写写。 上海地产50强六成“国资” 一篇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上海地产50强：60%“国资”渊源》，指出上海房地产前50强中，有60%与“国资”有渊源，而前10强中就有7家。如某所谓的地产集团，与政府土地储备中心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两个独立法人，“定位在土地的一级市场上”，也为很多房地产公司输送了巨额开发资金。“上海目前不少区县也无师自通，纷纷成立类似于地产集团的土地储备公司，这些公司与区县所属的红顶开发商也同样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股权和担保关系”。这些国有独资或控股参股的公司成为披着市场化“外衣”、却有着深厚的政府背景和丰富的政府资源的“新红顶商人”。
既然“与土地储备中心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两个独立法人”，就掌握着土地第一级的市场，那么获得土地和土地成本就有绝对优势。报道说这些公司“到目前仍然掌握大量的土地资源”，“为这些政府性地产商们日后的联手托市提供了可能性”。对比以往由“协议转让”低价获得的土地和现在上海的高房价，所谓的“房地产开发商暴利”之说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
其实内地的土地制度与香港模式非常相似，即政府出让一定期限的使用权，但香港却有明显住房高福利特点。有统计显示，在香港，居民公屋入住率达到50%以上，即香港一半以上的中低收入民众可以通过住房保障体系来解决住房问题。但对比“国内只有数量较少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方式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但其供应数量与真实需求量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 首都经贸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教授张跃庆说，土地通过市场的招拍挂制度形成高价位供应，造成的结果只能是房价越来越高，中低收入者被拒之门外。
回家后看到最新的报道是：70多亿元的国有资金从委托贷款渠道进入了上海的房地产业，的确十分严重。在此不论政府提供住房保障是否适当，但政府既垄断着土地一级市场，又介入房地产市场的开发并牟利，与香港政府通过住房保障体系解决中低收入民众住房问题，其余全部交予市场解决形成鲜明的对比，更明显与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相违背。
我国“医疗资源过剩”？
再看到另一篇是中国新闻网的《中国医院长期负债350亿元 大医院建筑资源过剩》，国家卫生部公布的一项统计显示：中国内地医院长期负债额达到三百五十亿元人民币，去年全国医院用于建设的资金为一百八十五亿元人民币，其中财政投入只占百分之二十三，其余是由医院贷款和自筹。卫生经济学专家称，政府对医院建设投入不平衡，主要投向城市医院，财政投入的经费中，城市医院占六成八，县级医院占二成三，其余的极少部分投向乡镇卫生院等基层机构。“由于政府财政投入所占比例很小，医院依然靠贷款和自筹资金盖楼、添设备，其中自筹资金部分主要靠患者付费解决。因此中国医院的发展，主要是患者在作贡献”。
其实，早在2005年7月1日，卫生部长高强在中宣部等主办的形势报告会上作专题报告指出：政府投入比重逐年下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投入占医院收入的比重平均为30%以上，200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7.7%。2003年抗击非典，政府投入大幅度增加，也仅占8.4%。200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6598亿元，占GDP的5.6%，达到发展中国家的较高水平。但其中政府投入仅占17%，企业、社会单位负担占27%，其余56%由居民个人支付。在欧洲发达国家，医疗卫生费用约占GDP的10%，其中的80-90%由政府负担。即使是美国那样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医疗卫生服务高度市场化的国家，政府卫生支出也占到整个社会医疗卫生支出的45.6%(2003年)。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国家相比，泰国政府投入占56.3%(2000年)，墨西哥占33%(2002年)，都大大高于我国的水平。由于政府投入水平过低，医院运行主要靠向患者收费，从机制上出现了市场化的导向。群众医疗交费，不仅要负担医药成本，还要负担医务人员的工资、补贴，一些医院靠贷款、融资购买高级医疗设备、修建病房大楼，相当一部分要靠患者负担的医疗费用来偿还(来源：卫生部网站2005年8月4日)。从以上数据就可见一斑。
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投入的公立医院，本来是为了让普通国民有基本的医疗保障。虽然政府的投入在GDP比例中很低，但根据有关数据统计表明，2003年的全国公立医院占医院总数的96%，社会办医院仅占4%，公立医疗机构的垄断局面没有改变，也有条件为国民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服务。
因此，真实的情况是：一方面利用国民的财政支出投入医疗领域，让众多的公立医院取得财政资源，并继续维持公立医院的垄断，而另一方面又让这些公立医院抛弃其公益服务的目标，搞自收自支的所谓“市场化”，医院90%以上的收入来自医疗服务收费，而导致医疗改革的“不成功”及公众的不满意，偏离了国家用纳税人血汗钱设立国有医院的初衷，更导致公立医院依然靠贷款和自筹资金盖楼、添设备，其中自筹资金部分主要靠患者付费解决，形成以此并谋取利益的被扭曲的市场化。另外，财政投入的医疗资源集中于城市和大医院，导致政府公共开支不能均等化，人为制造出另一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双面人”角色值得反思
一方面是房地产过热、房价高企，中低收入居民无力购房又没有住房保障，而政府却利用自身资源和国有资金进入市场谋取利益；另一方面是居民的医疗负担不断加重，但政府财政投入建立的公立医院却可以继续“市场化”收取利益，并在没有建立全面医疗保障的中国造成“医疗资源过剩”的现象，的确值得反思。
无庸讳言， 市场化改革至今，我国公共服务部门仍然存在着“体制双轨制”现象，也就是公共服务部门一方面可以通过“计划”取得财政资源和权力资源，而另一方面又可以作市场取向民众收费，扮演着“双面人”角色获取双面利益，损失的是普通民众。
我们不能否认市场化改革的效果，但却不能容忍公共服务部门存在着“体制双轨制”现象，在侵蚀国家和国民的利益。对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政府的可以推向市场，甚至可以通过市场竞争由私人生产并提供，但必须是由政府支出、国民监督和消费。如果只简单地将基本公共产品推向市场，政府就可以撒手不管，甚至还插手市场谋取利益，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并只看重财政收入和政府自身的开支，则这绝对是一个“高价”的政府。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以及经济社会较快发展的新阶段，正步入公共产品需求的大扩张时期，人们由对满足温饱需求已开始转为对教育、医疗、卫生、环境等社会性公共服务的需求，政府必须由经济参与及主导型和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加快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通过财政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同步增长，而并非以“政府之手”参与市场竞争提高所谓的“政府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