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国自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了经济市场化取向改革，经过近三十年的这种改革开放，一方面增进了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人们的物质生活也在不断的获得改善；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社会上10%的富人占有40%的社会财富，而且这种贫富差距还在不断扩大，这对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都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这两种相互矛盾的结果，显示了我国经济改革开放中的一种市场化“悖论”。这种现象还将在我国长期存在，这将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有效建设产生长远的制约，因此，有必要对这悖论进行正确的解读，以寻找有效的解决途径。本文认为，恩格斯关于经济社会关系的“两坐标”理论，可以为解读这一悖论提供一个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到，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规律的科学，生产和交换本质上就是两种不同的职能，并且这两种职能总是处于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动态作用关系之中，以至于可以把它们称作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恩格斯关于这“两坐标”的论述，比较深刻的提出了分析我们经济社会的两个不同坐标：交换和生产。任何社会在不同时间的经济社会关系，都是这两坐标的不同整合。不过恩格斯的“两坐标”理论是从一般性的经济社会问题来阐述的，因此，要把他的这个理论引入到我国经济市场化的分析中，还需对这一理论进行进一步的适当“转化”。
首先，把“生产”这一坐标转化为“财产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最终着眼点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研究生产的真正取向不是它的自然性质，而是它的社会性质。他们认为，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的核心是所有制或财产制度。所以，在对我国经济市场化进行分析时，可以把“生产”这一坐标转化为“财产制度”。
其次，可以把“交换”这一坐标转化为“劳动分工制度”。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交换关系产生的基本原因就是分工所造成的劳动的私人性和社会性的矛盾，某一件产品由分工生产出来，从生产这产品的具体劳动者角度来讲，一方面这产品是自己生产出来的，上面凝结的劳动具有私人性质；另一方面由于这产品不是自己的，也不是满足自己需求的，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的，这使得凝结在产品上的劳动具有社会性质。这就产生了劳动私人性和社会性的矛盾，在这一情况下，为了缓解这一矛盾，于是把所生产的产品在社会上通过市场交换卖出去，生产产品的具体劳动者就可以通过获得一定工资，来使自己的私人劳动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但不是完全实现，因为还有相当一部分被资本家所占有）。因此，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历史的结果，也就没有交换，且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而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它起源于交换能力，自然要受到交换能力的限制，换言之，分工要受到市场大小的限制。结合他们二人的基本观点，交换和分工相互作用而成为一个整体，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交换制度就是分工制度。
在对恩格斯的两坐标进行适当的转化后，下面就从财产制度和劳动分工制度这两个维度来进行问题分析。
首先，从财产制度的这一角度来看，我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贫富分化。改革开放前，我国是实行一种全民所有制[①]，经济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重点是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即对国有经济这一块并不急着动大手术，而是大力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如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发展以及通过特区建设使外资不断的流入我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重点是对国有企业这一存量进行大幅度产权改革，如国家“抓大放小”措施的提出和实行，使国有企业在提高质量和对经济控制力的前提下逐渐退出一般性的竞争领域。时至今日，我国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国有制为基础，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在这一制度结构之下，物质资本所有者（资本家）在经济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他雇佣人力资本所有者（打工者）为其劳动，即人力资本是依附于物质资本的，物质资本所有者拥有对企业剩余收益的索取权。在这种情况之下，物质资本所有者所拥有的垄断资本具有生产资料占有的独占性和排他性，这会产生被马克思称之为“劳动异化”的现象，即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对立。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异化是人类社会的异化和一切剥削现象的基础，是社会冲突产生的重要原因。更可怕的是，在现在这种传统的财产私有制度之下，社会上人们还普遍的认为物质资本雇佣人力资本是天然所使，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又加上物质资本驱利的本性，资本家往往只关心自己的局部利益，对广大打工者的根本利益很少关心甚至从不关心[②]。因此，在现有的财产制度之下，只要没有改变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的依附关系，社会上的大部分财富就不可避免地流向少数的物质资本所有者手中，这样，贫富分化问题是难以也不可能解决的。
其次，从劳动分工制度这一角度来看，我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必然会促进社会财富的增进。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一个劳动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在劳动分工深化的过程之中，从微观角度来看，表现为个别劳动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每个人的生产都依赖其他相关人的生产，而且，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需要依赖于其他相关人的生产和消费，这种相互依赖的基础是劳动分工中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所存在的差异；从宏观角度来看，表现为社会分工网络的不断扩展和完善，即社会分工的整体性和协调性不断增强，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劳动量的比例关系日趋合理。因此，劳动分工能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统一起来，人们在劳动分工中追求自己利益的行为，必然会导致集体理性的结果，推动社会整体财富的增进。
总之，根据劳动分工制度和财产制度这两坐标理论，由于它们具有各自不同的作用机理，必然会产生不同的作用结果，即在我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过程中，劳动分工制度的发展必然会导致社会财富的增进，而现有的传统财产制度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
那如何来解决我国社会中的贫富分化问题呢？根据前面的分析，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不平等关系以及人们的观念问题等是产生我国贫富分化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就从这两方面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一、要改变人们有关“物质资本雇佣劳动是天然所使”的观念。这种观念很容易使人产生“人力资本天然是依附于物质资本的”的错误看法，这种错误看法一旦形成，就会在路径依赖机制的作用之下不断自我强化，进而会很容易地处于“锁定”状态，这无疑会极大的增加观念创新和更新的难度。第二、要赋予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平等的地位，并逐渐实行“资本全民化”计划。有人认为通过不断提高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工资，在社会中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如美国社会结构就是以中产阶级为主的菱行社会结构）来解决问题。但笔者认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从长远来看，这只能起缓解矛盾的作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工资无论怎么提高，他在物质资本所有者面前，始终只是雇佣人员，不具有平等地位。这问题的根本解决关键是要给予人力资本所有者一定的股权，而且这股权的获取必须要由人力资本转化而来，[③]让人力资本所有者也具有老板的身份。人力资本所有者所获股权的多少以他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的质量、他所处的岗位、服务年限以及所做的具体贡献等因素来决定。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逐渐来临，知识也逐渐取代资本而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这意味着人力资本的重要性逐渐提高，并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在这一背景之下，我国应该有计划的逐步推行“资本全民化”，即，一方面大力发展各种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的素质，另一方面根据企业每个工作人员所包含的人力资本的状况而给予一定的股权，让我国每个原来没有物质资本的公民通过自己的人力资本而成为有产者，这也把我国社会主义中的“我国财富是属于全国人民的”的思想和原则落实到了实处。这个“资本全民化”计划虽然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实现，但并不是象共产主义社会那样遥不可及。
[①]其实这只是一种政府所有制，因为人民名义上是国家财富的主人，但由于每个人都没有明确对哪些财产以及多少财产拥有产权，而财产的产权都被政府所控制，因此每个人实际上是处于无产状态。
[②] 如在我国东部地区存在大量的血汗工厂，大量的民工工资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十来年平均工资一直没什么提高，一直是处于每月600——800元左右。
[③] 我国国有企业以前也做过职工全员持股改革，但是由于职工的股权不是由其人力资本转化而来，而是由职工自己出钱买企业的股份，这种做法还是体现物质资本至上的原则，还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人力资本依附于物质资本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