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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左派（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对抗的。比如下文提到的房宁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人们认为，只有左派才是维护弱势群体的先锋，而自由主义则是维护精英与权势群体的先锋。其实他们的这些观点都不太全面。我们可以假设左派是维护工农大众利益而反对权贵专制与垄断权力的，但这并没有与自由主义相悖，因为自由主义在精神上并非维护精英与权贵的专制垄断权，恰恰相反，自由主义同样在维护工农大众的利益，因为它认为，每个人都有同等的自由权利，如果因某些人通过滥用权力而垄断了资源，那么这恰恰侵犯了另外一些人的自由，从而使这些人变成了弱势群体。现在的许多人，甚至许多学者，总认为自由主义只是权贵掠夺社会大众利益的自由，而没有社会大众伸张权利的自由。这种对自由理念的理解显然是片面的。自由的意义是每个人都拥有公正平等的权利，因此它没有理由变成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成为权贵的自由掠夺权。权贵的自由掠夺权不是自由，而是专制，是专制的体现。我们曾经记得，每当专制主义盛行之时，人们就会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来反对专制主义。比如法国大革命时期，中国五四运动时期，都体现了这一点。可见，将自由理解成权贵的自由掠夺权，这本身就不是自由的意义的体现，因此，基本概念应该弄清楚。由此来看，当今要紧之事，是弘扬自由主义精神，还广大工农的自由权利，抑制权贵的专制权。显然，这与左派的主张是一致的，因为它也要弘扬广大工农的自由权利，和抑制权贵的专制权。但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上，自由主义与左派的手段主张就不相同。因为左派主张自上而下，而自由主义则主张自下而上。左派主张构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核心权力，以抑制同样拥有权力的权贵的专制权。具体来说，它是主张由工农建立政权，以抑制权贵的专制。就象马克思主张建立一个政党以对抗党派利益和维护工农利益一样。这个构想当然没有错，问题在于：谁能确保这个工农政权建立起来后不会演化为新的权贵呢？历史上，国际上，工农起义而建立政权，以后政权又不可避免地沦为新旧权贵阶层的利益代言人，这样的事例非常多，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皇朝更叠都反映了这个问题。又如，苏联是工农建立起来的政权，但它最终却不可避免地沦为官僚特权阶层利益的维护者，最终被广大工农所抛弃。所以，左派的自上而下的主张就存在这个关键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就特别注意到这个问题，他特别提醒"我们不要当李自成！"就是这个原因。而自由主义并不反对通过建立一个工农政权去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但它由于是自下而上的，所以在政权建立后，仍然保持着自下而上的制度机制，它确保公众能够有效监督政权，防止特权阶层产生，防止权贵垄断局面形成。由此看来，自由主义要比左派更有意义。但是人们往往不会这样考虑，因为他们希望出现某个英雄式的人物，以铲除权贵垄断。比如他们崇拜切·格瓦拉就体现了这一点，他们希望英雄替他们说话办事，替他们构建一个公平的世界。但是毛泽东也曾反对这种英雄主义的历史观，他强调历史是人民大众创造的，而不是某个英雄、超人布施的结果。从另外的意义上说，左派是要建立一种"好"的代理机制，让"好"的权力去代表和代理公众自己的事情。于是左派的主张就有可能走向"强制代理"，而为权力侵犯公众利益埋下隐患。而自由主义则是主张公众自己的事尽可能由公众自己去做，尽量避免代理机制，如果不能避免这种代理机制，那么公众也有权选择自己的代理人，而不是被人强制代理。当然，工农革命是需要英雄人物来发动与领导的，但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卓越之处在于他懂得：革命只是将权力由专制体制交还工农大众而已，而不是制造另外一个凌驾于工农大众头上的权势，不是制造拿破仑。这样一个民主体制的表现在于：大众能够有自由做自己的事，如果自己不能做，那么他有权选择自己的代理人来替自己办事。 以下摘自房宁《影响当代中国的三大社会思潮》关注"弱势群体"是"新左派"给中国社会留下的最突出的印象。所谓"弱势群体"，是对市场化进程中利益受损群体一个委婉的称呼。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中国"弱势群体"在人口比例上已并非"弱势"。"新左派"为中国"弱势群体"的代言，主要集中于对市场化进程中的产权改革私有化倾向的批评，"新左派"一直在强调改革、改制中国有、集体资产流失是造成中国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公的主要原因。随着中国所谓"弱势群体"的增加和社会分化、对立现象的加剧，"新左派"也愈加受到关注，并在社会心理上不断获得新的"政治正确性"，成为中国目前成长性最好的社会思潮。 与关注"弱势群体"这一主要话题相连的是，"新左派"对阶级、阶级斗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的重提，2000年中国新一代左翼文艺家将20世纪最出名的无产阶级斗士切·格瓦拉搬上了中国的话剧舞台，令人瞠目结舌地再次赋予了"革命"这一最大的禁忌语以正义性，在中国的舞台上大唱、大跳、大演"革命"。话剧《切·格瓦拉》的成功，使许多同为"新左派"的知识分子都感到意外和震惊。 "新左派"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的批判，并没有停留在社会现象层面，甚至也没有停留在中国社会历史的范围之内，而是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私有化浪潮作为一种世界历史现象而加以观察和思考，这与被认为是"新左派"思想群体的知识背景很有关联。所谓"新左派"从年龄上看大多是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是在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并大多有留学西方背景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恰恰是这样一批似乎应当天生属于自由主义阵营的年轻学者，选择了反资本主义的平民主义立场，选择反西方的中国立场，这正是"新左派"作为一种思想现象值得深入探究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