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由于习惯于听到西方对中国的人权纪录、宗教自由的匮乏和大汉族主义的普遍批评，以及一种不准确的看法，即中国的执政党是铁板一块，一门心思要维持不公平的现状，所以一些人未能认识到中国社会多元化和政治开放的程度。 实际上，中国公民今天所享有的个人自由的水平是中国过去历史上所无法比拟的。北京的精英阶层正在逐步地设计政治改革。一个管理下的民主化过程正在使中国经济的东山再起得到加强，并将确保中华世界的复兴。要想认识当前的社会-政治原动力，就必须记住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失败后漫长和曲折的过渡，以反映出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及其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联系，并探讨将会决定中国未来政治制度性质的一些因素。 在作为法国总统第四次访问中国时，雅克·希拉克10月26日对北京大学学生说：“明天，中国将是强大国家之一，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总统代表团成员、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宣称：“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所遵循的将不是美国标准，而是中国标准。”这种肯定使一个根本性问题提出来：这个标准及其在知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确切内容都将是什么？ 现在尤其适合于思考复兴中的中国的政治原动力。由于中国共产党即将于2007年下半年召开第十七届代表大会，所以人们可望就中国政局、其主要玩家和重点展开大量辩论。今年春季，胡佛研究所刊登了莱曼·米勒的一篇论文，题为《通往第十七届党代会的道路》。 观察家们将会问到，自2002年以来，胡锦涛主席在多大程度上巩固了他的权力。第十七届党代会是否将标志着江泽民及其盟友影响的终结？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对众所周知的江泽民权力基础上海都意味着什么？该国的第四代领导层——胡锦涛领导集体——是否会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财富的更好分配和加强社会公正？ 这是否意味着更多的政治改革？第十六届党代会提出建立“小康”社会，而最近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则注重建设和谐社会，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差别？如此这般，不一而足。 必须超越政治舞台，避免新闻工作“狭隘的时间偏见”。因此，让我们从历史和知识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尽管这一现实对分析家来说是一项难题。 中国社会千差万别。除了细节上的必要修正之外，它是远东的欧洲——一个没有民族国家的欧洲，有许多种语言，但只有一个书写系统。人口是美国的4倍，相当于一个欧盟加上一个非洲。中国人口很多，以致我们谈到“中国人”的时候，几乎总是使问题过分简化。 22个省当中，有9个人口超过法国。此外，毛以后时代中国迅速的经济增长的一个效应是，一些沿海地区（大连、上海、厦门或深圳，很快还有天津和宁波）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接近伦敦、悉尼或旧金山，而不是中国广袤的大多数腹地。 早在18世纪中叶，夏尔·德·塞孔达·孟德斯鸠男爵在认识中国各种相互矛盾的因素方面就遇到很大困难（《论法的精神》，第八卷第二十一章）。在《吾国与吾民》（1935年）的序言中，林语堂写道：“中国是一个广袤的国家，她的国民生活也具有诸多方面，因而人们对她可以作出形形色色的和相互矛盾的解释。” 相互矛盾的解释常常反映出相互矛盾的事件（例如腐败案件，但还有反腐斗争），甚至还有时事性趋势（例如人们对儒家理论不断增长的兴趣与实践，但也有西方化的迹象）。也正因为如此，才要注重长期的原动力。其优点在于比较明确，并为预测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势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一个世纪的政治现代化 100多年来，中国一直经历了现代化过程，作为其总的现代化的一部分。 与经济现代化相比不那么明显的是，政治现代化一直是中国20世纪历史的一个主要特征。实际上，今天的社会多元化和经济自由（私营经济处于中国复兴的核心；例如，私营商业部门占了浙江总产值的70%，缴纳了60%的地方税）没有同时的政治改革就是不可能的。并不是因为一个方面决定着其它方面，而是因为它们处于不断的互动之中。 至少有6个重大阶段导致了目前的社会-政治结构。 最初的一步是1898年的百日维新。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等受到1868年明治维新启发的知识分子影响下，维新派企图阻止清王朝的衰落。在100天内，年轻的皇帝光绪颁布了旨在使中国的国家机器现代化的许多条法令（创建一所大学和修建铁路等）。然而，满族统治集团感到自己受到威胁，因而慈禧太后——一个十分复杂和令人着迷的人物——发动政变，迫使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到日本。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但却显示出现代化的道路。 保守的慈禧死后仅仅3年，著名得多的辛亥革命就为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现代中国之父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这是一个决定性时刻：中国的帝王统治时代结束了。一方面，中国的集体记忆携带着20个世纪的帝王统治。而另一方面，却连一个世纪的帝王统治结束后的政治生活也没有。这肯定解释了中华世界中不时可以察觉到的帝王思维方式与态度。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政治现代化道路上的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两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年，作为对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一些特权割让给日本的巴黎会议的反应，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举行了大规模的和普遍的街头抗议活动，要求实行重大改革。 五四运动巩固了一场语言学革命。1920年上半年，教育部下令在学校的教科书中用白话文取代古典语言文言文。这标志着中国官话的终结，为新文化运动（茅盾/老舍和鲁迅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五四运动后两年，中共第一届党代会在上海举行。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知识界成果最丰富的时期之一，因而必须予以极大的关注。作为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时刻，它对中国传统所采取的一些极端消极的观点仍然影响着知识界的辩论。王元化——生于1920年——等学者认识到，五四运动在批评传统方面也许走得太远了。要实现现代化，并不一定要抛弃传统。相反地，均衡和可持续的总的现代化产生于对传统的重新诠释。而不破不立的革命神话则未能吸收这一思想。 到1927年年底，蒋介石控制了国民党。一年后，他成为南京国民政府首脑。这个政府远非完美，但由于没有受到分散于中国各地的外国飞地的干扰，所以它的确帮助构筑了帝王统治结束后中国的结构。1934年，欧洲共同体的开创元勋让·莫内曾经间接地为该政府服务，以吸引国际资本。他在回忆录中反思自己在中国逗留的经历时写道：“朝着民主的长征尚未开始。” 第五步，毛泽东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完全恢复了主权。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时起，中国就一直被西方帝国主义所主宰。只有把中国的共产主义首先看作一场反对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者的运动和非殖民化运动，才能对其加以认识。 毛于20世纪30年代写道：“苏维埃和红军（中国）的胜利进一步证实了全国民众的信念，即只有苏维埃和红军在为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战，他们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力量。”从这种意义上讲，即使法国、俄罗斯和中国的革命有一些共同特色，中国革命也是在独特的背景下发生的。 第六，1978年，即百日维新以后整整80年和毛泽东去世后两年，邓小平具有远见和力量来启动国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一时期在中文里叫做“改革开放”时期，它界定了毛以后的中国。 很容易想象，从帝国和殖民地时代向以后的享有主权的中国的过渡十分艰难和曲折。两次重大的内部挫折是辛亥革命以后不久元世凯恢复帝制和文化大革命。但是，必须考虑到，1789年革命后，与中国相比很小的法国在确立稳定方面的困难。法国有过两个帝制政权，方才建立了第三个，也是比较稳定的共和国。不得不经历81年——1789-1870年——方才完成这场过渡。 目前，在毛以后的28年“改革开放”之后，一种空前程度的多元化正在中国发挥效力。人们在中华世界内外旅行，艺术家进行创作，知识分子在大学内外进行辩论。中国与世界其余国家之间的交流的强度是前所未闻的。2004-2005学年，中国派遣11.5万名以上的学生出国留学（62000人到美国）。 大约30万西方人生活在中国，与中国人民经常地自由交往。这不是仅仅一条丝绸之路，而是几百条。通过互联网，千百万条电子之路把中国和西方连接起来。只有逛一下上海的季风书园才能观察到，几乎所有重要的西方思想家的书籍都被翻译成中文——包括欧美的后现代主义者。 大连、上海、深圳等城市是地球村的区域。象征着与世隔绝的长城现在仅仅是吸引游客的观光地。1925年，鲁迅仍在问：“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 开始于100多年前的政治现代化过程正在继续，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会继续下去。 有民主化的具体迹象——地方一级上的选举、竞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席位的比较公开的选举、全国人大、人大常委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比较正式的职能、使自治区制度趋于完善的实际努力，最后，但仍然很重要的是中共的开放。这就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涵义。党内的民主化正在开辟政治多元化的道路。然而，中国领导层将会“实事求是”，坚持管理之下的渐进主义。 胡锦涛主席确定了总的方向。在今年4月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他宣称：“我们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在中共第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可以读到这样的话：“全会提出了到２０２０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目标和主要任务即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有关法治的提法并不是空洞的字眼。欧盟的欧洲委员会正在与中国当局讨论创办一所中欧法学院，作为中国完善法制的努力的一个强有力的象征。 中国的传统与民主化 许多人相信，中国不是北欧式民主国家，而是一个没有公民、而只有毫无权利的被压迫臣民的专制国家。我记得，几个月前，在我应邀就中国问题发表一次笼统演讲后，一位欧洲政界领导人私下提出一个问题：“可是，请告诉我，你怎么能够生活在一个共产主义专制制度之下？” 我的报告和分析显然没有对此人的偏见、误解和无知产生多大影响。对许多人来说，采用“中国的民主化”一词本身也许就是出人意料的。不应如此。虽然100年来中国经历了一个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但是还必须认识到，这种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扎根于中华文化之中。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和现代性并不一定相互排斥。即使认为中国从未经历过“民主”的说法是正确的——我们对“民主”一词的用法是希腊的，而不是中国的——仍然可以在中国传统中找到真正民主化的来源。 在胡适1941年撰写的文章《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中，他所发展的思想对于开展有关中国民主化的内部来源的辩论具有启发性。胡适问自己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的民主有无历史依据？” 胡适提到3项知识基础。第一，在中国的传统中，人性被认为本质上是善的。第二，反抗暴政在传统上被证明是正当的。第三，下属有神圣的职责来批评和反对上司的错误行为。实际上，例如可以在孟子的思想中找到这些因素。它们在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丰富了儒家学说。 胡适还列举了3项知识基础。第一，如果考察一下中国的传统社会，就会察觉一个比较无阶级的社会结构（与印度之间的一项重要差别）。第二，一个客观和竞争性的考试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1905年被慈禧太后废除的科举确保了社会流动性和精英阶层的更新。作为一项同质化的工具和建立高效和比较顺从的官僚机构的工具，科举也是十分公平和现代的晋升制度。第三，历史上的政府机构形成了其自身的反对派和监察控制机制。 在有关帝王时代以后的（或者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的讨论背景下，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中国看来，属于传统的东西往往是十分消极的。中国的皇帝被说成是黑暗时代的暴君。为了诠释一下胡适的监察职能思想，这里有清朝第二位皇帝康熙的一段话：“皇帝无法认识国家的每一位官员，因此他必须依靠官员们自己来进行评估，或者依靠监察来弹劾恶人。” 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一直都不是一个容易和直截了当的过程。21世纪伊始，中国的政治改革将如何演进？起码5个主要因素——3个属于中华世界，两个属于外部——将影响未来的政治开放过程。 胡适20世纪30年代所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十分相干：“中国的问题乍一看来无论多么千差万别和复杂，实际上都是文化冲突和调整的问题。”实际上，中国需要调整经济与政治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起源于１８世纪欧洲，但实质上与中国的所有传统价值观并不矛盾。以西方为参照，中国渐进性的政治开放在国内受到两个极端的威胁。第一个威胁可以称为纯粹的保守主义。中国纯粹的保守主义厌恶民主思想本身，因为它不想或者无法认识到，民主化在中国传统中也有一定根源。不大喜欢西方的新左派和保守的儒家学派之间暗中的联盟总是可能的。 处于其对立面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实在论。中国的西方派在国内外都很活跃。他们在美国大学和思想库里很受欢迎，因为他们的话是大多数美国人想要听到的。 中国的传统中并非不包含自由。西方对中华世界的偏见，即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并非最近才有的现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华世界不是正在经历空前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进步。无论批评者怎么说，中国的复兴已经在丰富着我们的现代性。（尹宏毅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