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许多人对1992年邓小平南巡记忆犹新。其实此前小平同志已南巡过多次。比如1984年初那次，先后视察了广东、福建、上海，并做出一系列著名的题词。其中给深圳的题词已经印上中学历史课本。关于这次南巡，照例留下一篇谈话，叫做《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收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51页。文章不长，一千多字，却有几处著名的论断，如“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要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特别是其中这样一段，长期引起我的注意：
“中国发展经济从何着手？有位日本朋友提了两点建议。第一点，先把交通、通讯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第二点，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后面这一点，我们国家情况有所不同，现在全国没有条件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但如果将来沿海地区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有了条件，收入就可以高一点，消费就可以增加一点，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
能被小平同志称为“朋友”，并有资格提出大政建议，而且在《文选》中提及，都说明此位日本人身份不凡，其专业水准和善意立场毋庸置疑。
对于实行“高收入高消费”政策，小平同志显然是肯定的，只是认为当时（1984年）尚不具备条件而已。那么10年、20年后呢？今天是否具备条件了？如果具备了，该如何实行“双高”政策？国内对此似乎一直无人研究，殊为遗憾。
收入是什么？对于城镇职工来说，是工资总额（包括各种货币化福利、奖金）；对于农民而言，是人均纯收入；对于私营、个体经营者而言，是经营所得。
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统计数据公报，2004年末全国共有私营和个体经营者业户4119.8万户。按全国户均人口3.38人计，共涉及1.39亿，相对于全国13亿人口，是一个较小的群体。同时其经营所得很难统计。因此本文暂且不列入研究范围。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DP增长速度，广大人民群众无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2005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为19980.8亿元，其中国有经济单位12009.2亿元，城镇集体经济单位 867.8亿元，其他经济单位7103.8亿元。全国农业人口总数为74544万，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由此可知，当年全国城镇职工和农民收入总和为44244.9亿，仅占当年GDP总额183085亿元的24.17%。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总额一般都占GDP的50-60%。由此可见，我国至今尚在实行国民“低收入”政策。
收入低，消费当然就不可能高。去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表示,我国居民消费率已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达到历史最低点，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违反经济发展规律实行“双低”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恶果：一是国民经济结构畸形。许多经济学家早就指出：中国经济当前的最大问题是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严重不足，严重威胁着长期可持续发展。二是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没有被及时合理地分配到大众手中，生活水平因之不能相应地“水涨船高”，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甚一日，社会矛盾丛生。同时，财富迅速向少数“社会精英”集中，形成今日贫富急遽分化的严峻局面。三是“双低”政策伴行的人民币汇价非理性压低和盲目遵循“出口导向”，导致大量国民产出低价流入国外市场，为外国人无偿提供了高额“补贴”。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最新研究报告《到底谁补贴了谁？》对此进行了很好地阐释。
所谓“高收入”是个动态概念，其主要内涵是国民总收入（职工工资加农民纯收入）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处于较高的水平，具体来说，应该在50%左右。实行“高收入”政策的条件是什么呢？人均GDP水平并非实行“高收入”政策的门槛标准。欧美发达国家在二战之前就一直在实行“高收入”政策，那时候其人均GDP尚未达到1000美元。小平同志称“现在全国没有条件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主要是指当时我国正在实行“高积累”政策，国民产出重点集中用于扩大再生产。因为那时候全国仍处于“买方市场”，供给严重不足，还不能较多地支持国民消费。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买方市场”明确地转换为“卖方市场”，供大于求的格局全面形成。这时候，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增强社会消费力，实现社会供需平衡已经成为必然要求。因此，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我国实行“双高”政策的条件早已具备，时机早已成熟。现在进行“亡羊补牢”，犹未为太晚，必须尽快纳入国家决策。
实行“双高”政策，核心是提高全体国民收入。对此，个人提一点儿政策建议，供参考：
第一，大幅提高农产品价格。中国人多地地少，土地资源稀缺，天然不能走“外向型”农业发展路线。应该像日本、韩国一样，立足满足国内农产品需求，发展高成本、劳动密集型农业。以日本为例，该国产的大米价格是美国的5.6倍,泰国的9.5倍。建议用3到5年时间，将农产品价格提高到与日、韩相仿的水平。仅此一项，农民纯收入即可提高3-5倍，明显缩小与城市人口的差别。
第二，加大对“三农”的补贴。2005年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7%，在全国财政支出中，“三农”支出理应占有相应的比例。建议到2010年，使此项补贴提高2倍以上。
第三，放开户籍限制。我国城乡分化、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实行“二元化”户籍制度，限制城乡人口自由流动。这是违反《联合国人权公约》的，也是违背《宪法》中关于“公民法律面前一切平等”规定的。应尽快废除一切户籍限制措施，让多数农民在短期内低成本转化为城市居民，从而为实现城乡人口收入均衡奠定基础。
第四，放开第三产业。农民进城，最大的就业渠道就是第三产业。我国第三产业发育不良，占GDP比重严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说明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对此，应马上出台一系列优惠引导政策，使第三产业快速“膨胀”，以支撑人口流动和经济结构优化与转型。
第五，快速提高城镇工资标准。2005年，全国城镇人口5.62亿，扣除私营与个体经营业户所涉及人口1.39亿，还有4.23亿，占全国人口32.3%。这个比例也是全国城镇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合理比重。建议用3-5年时间，将全国城镇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由2005年的11%提升到30%以上。此后，随着经济增长，使之等比例持续提高。
第六，发行国有资产股票。2005年，国有资产总量已达20万亿元人民币。这些财富是全国几代人民劳动血汗的积累，不能继续只由少数人支配和受益。建议将这些资产全部折合成股票，无偿平均发放到国民手中。同时，快速完善全国证券市场，使之能够自由流通，让全体国民分享这些财富及其带来的收益。
第七，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我国的政府机构太庞大了，层级过多，建制过滥。建议，一是取消地级单位建制（自治州除外），全面实行省县直辖；二是每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直属的厅局级单位削减到30个以下；第三每个县（县级市等）直属单位减少到20个以下；第四实行乡镇自治。用几年时间，将全国财政开支人员队伍压缩到目前的一半以下。对此，可借鉴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分流下岗的经验。
第八，加快推行民主政治。实行民主是遏制腐败的治本良药。“民主是个好好东西”，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民主仍是迄今为止人类能找到的最好的治国方式。应加快民主政治改革，真正“还政于民”，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实际上选择、监督、罢免所有政府工作人员，从而断绝掌权者脱离群众、贪赃枉法的后路。对于官员来说，这也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实行“双高”及其配套政策，正是实现这一初衷的最佳方法，目前也是最佳时机。希望国家决策者和国内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对此认真加以考虑，早日使有关政策成行。这将是中国13亿人民的无上福泽，也是使我国崛起于世界东方、复兴汉唐盛世的必进之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