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6年末，最引人注目的经济事件之一可能就是北京中美首次战略经济对话。对话议题之广泛，规格之高，前所未有。不管在北京的两天，美国高官如何多头表演，如何对两国间的经济问题进行广泛交流，其核心却是旨在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甚至一度甚嚣尘上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在美国人那里却只是简单的逻辑：低估的人民币让中国的出口商品拥有价格优势从而增加了美国的进口，减少了其出口。
纷争的背后，不过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人人为自己。一国经济政策的实行，是为了增加本国的均衡国民收入，让国民拥有体面的工作并享受经济繁荣是任何政府的基本承诺和义务。隐藏在当前国际经济的复杂外衣下面，不过是朴素的贸易原理和政策。本文简要阐述经济学的贸易原理和政策，让读者更好地看出国际贸易的财富再分配本质和争论根源，从而更好地理解当前扑朔迷离的国际经济问题。
一、国际贸易原理
自由贸易能够给贸易双方带来好处并不是什么新鲜思想。在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国富论》中，亚当斯密用了极大篇幅来说明，如何才是增加产品生产数量的最好方法。那就是，生产不同产品，不同的经济体可能会拥有不同的绝对优势，在经济体之间进行适当的分工和贸易，就会在整体上增加产品数量也即社会财富。这种思想应用进行国际贸易中，就是拥有不同绝对优势的国家之间应该进行分工和贸易，从而共享人类合作的好处。
但是，这一理论却不能对下面这种情形做出良好判断：一个经济体在生产任何产品上都没有绝对优势，这时能否通过国家间的分工和贸易来增加财富。生活于斯密时代之后的大卫·李嘉图说，在这种情况下，分工和贸易同样会增加财富和生产和消费。他的比较优势原理以无与伦比的逻辑美感征服了一代又一代学者和实干家，并让我们对自由贸易能够让每个经济主体状况变好这一信条笃信不疑。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甚至认为，在所有的社会科学原理中，只有比较优势原理是既正确又重要的。
绝对优势原理和比较优势原理奠定了我们对于自由贸易的心理基础，塑造了我们对自由贸易的信念，更让我们对国家间完美的自由贸易状态充满憧憬。旨在促进国家间自由贸易的组织也因此而生。但是，这两个理论却先天性地被打上了人类良好愿望的烙印。分工和贸易在整体上会增加财富，同样的逻辑是，国家间的分工和贸易，提升的是不过是所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财富。单个国家是否享受到贸易好处，或者哪个国家享受了更多好处却并不显而易见。
如此惊讶的发现，在凯恩斯的基本思想催生了宏观经济学之后凸显得更加清楚。在凯恩斯那里，我们对贸易理论的认识被加进一个框架。一个国家的出口减去这个国家的进口得到净出口。净出口是一国总需求的重要组成之一。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在考虑当前的经济情况时，一个国家的均衡国民收入由经济的总需求决定。从而作为总需求一个重要组成的净出口就会影响一个国家均衡的国民收入。净出口的增加，因为对经济中总需求的拉动，会增加均衡的国民收入，从而使国民享受更高的经济繁荣，增加国民福祉。从这个角度考虑，任何能够增加一个国家净出口的政策从提升国民福祉的角度来说，都值得一试。
但是，一个国家净出口的增加，在国际市场上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本国货币和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的兑换问题。比如，中国用人民币来衡量价值的产品在美国市场上要用美元来计价。或者更简单来说，中国的企业卖出去的产品要赚回人民币，美国的进口商为了偿付货款，就要用美元来兑换人民币，从而导致货币之间兑换的问题，也就是汇率。这种兑换，对中国来说，就产生了一定的外汇。持有这些外汇，理论上讲，是为了某天支付从美国的进口。
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净出口增加会对汇率意味着什么？每一单国家间的贸易往来，背后都伴随着货币兑换和流动。一国净出口的增加，会导致外汇市场上对该国货币的需求增加，在汇率可以自由浮动的条件下，由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决定的汇率将上升。一国汇率上升，意味着该国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比如做个假设，一个中国苹果在10人民币兑1美元时，在美国卖1美元。现在，假设因为对人民币需求增加而上升到10人民币兑2美元，那么同样的一个中国苹果现在的价格是2美元。这样，因为汇率上升，导致中国产品相对价格上升，从而失去价格上的优势，导致出口下降。可见，自由贸易背后，有效地保持国家间贸易条件的平衡取决一个国家对汇率制度的选择。
如果一国选择固定汇率制度，按照定义，对本国货币需求的增加，并不改变汇率，那么如果本国产品在价格上有优势，这种优势将得到维持。那种因为汇率上升，导致本国商品失去价格优势的情形只有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才成为可能。可见，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贸易能否增加均衡国民收入有着重要意义。这是为什么汇率制度的选择广受关注和争议。中国的人民币，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自由浮动，这使得美国人相信，存在着政府操作行为，从而维持中国商品对美国商品的价格优势。
当然，考虑由贸易产生的汇率问题可能显得稍微简单。另一个对汇率有重要影响的是资本市场。如果把贸易产生的外汇账户叫做经常账户的话，那么由跨国间的投资产生的外汇就可以归为资本账户。在考虑跨国间投资的时候，也就是允许资本在国家间进行自由流动时，一个国家的生产机会和利率水平都会诱使资本跨国流动。比如，在资本可以进行跨国自由流动的时候，一国利率高于其他国家的利率，或者一国出现更好的赚钱机会时，资本将流向该国。从而导致在外汇市场上该国货币需求增加，汇率上升。汇率上升，会使一国出口商品失去价格上的优势，从而改善另一国的贸易条件。归根结底，金融问题最终将皈依实体经济。
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机制中，我们不难发现，一国贸易能否得到改善将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该国是否允许外国资金自由流动到该国，也就是该国货币是否可以自由兑换，以及金融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封闭主义政策。这是为什么美国千方百计要撬开中国金融市场的大门；二是，该国实行的是什么样的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会提升汇率，改善贸易的逻辑并不困难。但是，固定汇率制度下，冲销这种因汇率上升而给央行带来的压力则稍显复杂。
当一国央行承诺按固定汇率进行货币兑换的时候，这种诺言往往成为央行行为的约束。考虑一个假想的例子，原来的汇率是10元人民币兑1美元，现在人民币汇率上升，5元人民币兑1美元。而央行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按照10元人民币兑1美元来进行兑换。那么就存在市场套利行为，某人可以用5元人民币在市场上买1美元，然后把1美元拿到央行兑换10人民币，从而赚到5人民币。
央行在按照承诺进行货币兑换时，实际上就会增发本国货币量。宏观经济的基本教训之一是一国货币发行量增加会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央行为冲销这种因汇率导致的货币发行量的增加上，可能的做法就是采取回收流动性。伯南克在社科院演讲时指出，为了回收流动性，中国人民银行今年已经3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4次发行定向票据。原因很简单，央行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同时，因固定汇率的实行，而维持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中国这种政策是否就一定应该遭受批评？这就涉及到国际贸易政策的问题。我们下面对这一问题做一梳理。
二、国际贸易政策
前面说到，净出口是总需求的组成。通过提高净出口，可以增加均衡国民收入。我们现在来看两件事：一是，为提高净出口，政府可以采取什么贸易政策。二是，这种使净出口增加的贸易政策的后果。
除了维持有利于本国的汇率制度外，为增加进出口，政府可以采取诸如贸易限额，征收关税，提高自己国家产品竞争力的政策——比如对本国出口的产品进行补贴。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政策背后的逻辑很简单：某个国家在出口量一定的条件下，限制其他国家向它的出口，就提高了本国的净出口，增加了总需求，增加均衡国民收入。
在国际经济中，虽然经济总体会从分工和贸易中获得好处，但是在国家间就存在着对这种好处的分配问题。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国家所得到的，可能就是其他国家所失去的。自由贸易的得利会非均匀地在各个国家间进行分配。
最可能的情况是，一个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动机遭遇了其他国家的相同动机。但是贸易保护主义在分配因为合作产生的财富上，却从来就是让人神往的。比如，从经济学家穆勒的时代大家就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某些新兴产业应该得到保护。这种产业的特点是，其技术的成熟和完善要经历一个“学习过程”，叫做“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如果这个学习过程受到冲击，那么这个新兴的产业就难以发展起来，也叫保护民族工业。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充满了对经济问题的基本洞见，他批评传统的贸易理论太过于强调价值和财富交换。自由贸易虽然能通过产品品种的丰富而给各国人民带来好处。但是这些却没有触及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能够创造这些价值并带来财富的生产力问题。一个国家为了保证未来更高的产出水平应该保护本国的生产力免受外来冲击。也就是说要保护这种“幼稚”产业直至这种产业达到生产力已经成熟。
一个国家更多的均衡国民收入意味着更多就业。这对这个国家的劳动力来说无异于更多的安宁、尊严和富足。相反的情形就是如果总有贸易逆差——出口小于进口，那么本国的失业会增加。如果别国产品因为“不正当”的低成本而导致了强大的竞争力，这些产品进入本国会导致本国的产品的竞争力下降，外国产品会占领国内产品市场，冲击这种产业使其萎缩，导致失业和国民收入减少。外国厂商的这种低价销售抢占市场的行为被称作“倾销”，相反的做法就是“反倾销”。
可见，某种贸易政策或者金融政策不过是对本国实体经济和人民福祉的关切而已。
三、国际贸易政策后果
现在来考虑，一国贸易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就像任何一种政府政策会在人民中起到财富再分配的效果一样，国家间的贸易政策会导致财富在各个国家间的再分配。比如只考虑两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必然是另一个国家的贸易逆差。多个国家的情形一样，一个国家的顺差肯定是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
这样，这个国家在享受较高的就业率、较高的国民收入带来的经济繁荣的时候，其他国家却经历着痛苦。所以，这种旨在增加自己国家的净出口的贸易政策实际上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这叫做“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这种政策很容易遭到其他国家的抵制和诱使其他国家制定相似政策。国际贸易政策的财富再分配的本质，就在不断地制造着穷国、富国的财富神话。
国际贸易政策无所谓正义和邪恶。对国民福祉的关心让任何政府都不再清高。如何在财富分配中找到一种平衡，就要严格地依赖各国政治家们的智慧。
四、选择的时刻——代结语
国际贸易本质上是在国家间进行人类合作好处的分配，从而实现对财富的生产和再分配。这一过程所具有的痛苦感和烦恼无时不在。而处理这一繁琐过程则需要政治家们的耐心和智慧。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无论是对人民币币值问题的热切谈论，还是直接对贸易政策谈判，不过是经济学原理人人为自己的体现。从中美首次战略经济对话这件事情来看，事实再也清楚不过：维持现状对美方无益。因而，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任何改变现状的尝试都是值得的。无论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开放金融市场问题，知识产权问题、能源问题还是市场开放问题。改变现状就意味改善的可能。有一句古语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安宁、富足和尊严同样系于中国政治家们的忠诚、勤奋和智慧。而对他们的良好品质，我们深信不疑。我们期望在选择的时刻，他们做出了睿智的选择。
作者简介：王天龙，1980年1月31日生，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