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转轨国家经济绩效呈现了巨大的差异。
转轨国家经济绩效及其差异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既有初始条件方面的原因，也有转轨方式方面的原因，然而仅仅停留在这样的说法上是远远不够的，这种说法本身也是含糊不清的。
实际上，有两类初始条件，一类与转轨相关，另一类则与转轨不相关。就后一类初始条件来说，转不转轨，怎样转轨，它都同样地影响和决定经济绩效；就前一类初始条件来说，它并不独立地影响和决定经济绩效，必须结合转轨方式一道才能确定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转轨方式呢，它根本就不是独立地影响和决定经济绩效，而是依赖于初始条件。而且，转轨方式本身就具有内生性，它本身就依赖于初始条件。
具体到结构调整上，转轨经济中的结构调整既包括正常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调整，又包括转轨本身所引致的结构调整。就转轨本身所引致的结构调整来说，又包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两重含义。图示如下：
就前一类结构调整来说，转不转轨，怎样转轨，它都同样地影响经济绩效。你不转轨难道就不面对（成熟经济的）结构调整问题了吗？就后一类结构调整来说，它并不独立地影响经济绩效，必须结合转轨方式一道才能确定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经济愈复杂，收缩产业资本密集度愈高，资产专用性愈强，激进改革愈引起产出下降。如果经济比较简单，收缩产业资本密集度不高，资产专用性也不强，那么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就是无差异的，或者差异不大。
所以，虽然“经济绩效既决定于初始条件，也决定于转轨方式”这样的说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理解这种分解才是最重要的。理解了这种分解，那么究竟是初始条件重要还是转轨方式重要就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究竟是第二类初始条件重要还是转轨方式重要勉强可问，究竟是第一类初始条件重要还是转轨方式重要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是自变量重要还是因变量重要，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吗？在中国，渐进改革确实会带来比激进改革更优良的经济绩效，然而在越南和蒙古，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差异不会太大。试问，是初始条件重要呢？还是转轨方式重要呢[①]？
这样的话，是否渐进改革方式比激进改革方式优越也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中国与东欧和前苏联国家改革初期经济绩效表现了巨大的反差，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是这种绩效的巨大差异并不能证明中国的渐进改革方式比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激进改革方式优越。中国的渐进主义的、增量的改革方式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重要的，但是相对于别的转轨国家的初始条件来说，这一改革方式不一定是最优的，也不一定能够成功地移植到别的转轨国家。在中国，渐进改革确实会带来比激进改革更优良的经济绩效，在东欧和前苏联国家，激进改革确实导致剧烈的产出下降。然而，在越南和蒙古，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可能差异不会太大；在古巴和朝鲜，并没有推行市场化改革，但产出仍然是下降的。试问，是初始条件更重要呢？还是转轨方式更重要呢？试问，是激进改革方式优越呢，还是渐进改革方式优越呢？
有意义的问题是什么呢？
有意义的问题是：给定一组初始条件，最优的转轨方式是什么？有意义的问题是：特定的初始条件和转轨方式的组合怎样导致了产出的下降；特定的初始条件和转轨方式的组合又怎样导致了产出的增长。
[①] 我们注意到，初始条件更重要或者转轨方式更重要，这不全是理论模型推论，也是经验推论。当人们要检验初始条件和转轨方式是否影响经济绩效，以及二者对于经济绩效的相对重要性时，很“自然”地设定如下的回归方程：经济绩效=α0+α1·改革速度+α2·初始条件。其中，乘积项可以是向量的内积。粗心地使用上述回归方程，就会得出初始条件更重要或转轨方式更重要的结论。然而，回归结果不仅高度依赖所使用的数据，也高度依赖回归方程的设定。为什么把回归方程设定为线性的而不是非线性的呢？用这样的线性方程去模拟真实现实，精确度如何？改革速度和初始条件各自的分量之间彼此独立吗？改革速度和初始条件之间独立吗？如果不是独立，而是强相关，这样设定回归方程妥当吗？所有这样的问题，都是重要并需要做回答的。既有的分析对此并没有很好地进行检验和回答，因此难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