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韩和元对我发表的支持巩献田教授上书全国人大的文章——“物权法在几个重大问题上仍然违法”的文章很有意见，这本来是不奇怪的好事，相互切磋商讨，真理越辩越明嘛。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就是没有一个字提到我的文章在什么地方错了，进行具体的分析，以便让人心服口服（严伟东曾发表与我商榷的文章，我至今还很感谢他督促我思考问题。我说的不当之处，还请严先生多谅解）。韩和元却是把商鞅抬出来，以商鞅与反对者对话的正确，就说商鞅把巩献田和崔文华扇了几个耳光。这是说理的话，还是解气的话？此人借古人之手不仅扇了我们两个，而且还扇了在上书上签名的700多名（以至更多）的中华共和国的公民的耳光。看来很可笑，难道借商鞅之手扇了我们几个大耳光，就能证明我们的观点是错误的吗？
商鞅变法的正确与成功，并不等于历史上所有的变法是正确的，更不等于今天所有正在制订的法律都是正确的，都不能提出不同的意见，提了就要被商鞅扇耳光。历史上变法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如果人们都用抬古人互扇耳光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分歧，那就无法找到真理和促进民族进步的。
今天就举出历史四次变法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我们都看看都应赞成什么样的改革和反对什么样的改革，看看那前人的耳光应扇到什么人的脸上。
一个是商鞅的变法改革。这次改革所以成功，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基础，是因为这次改革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是进步的改革。“废井田，开阡陌”的改革是废除了大小封建贵族对土地的垄断，并从奴隶社会的力役地租转变为实物地租，就是农民“致粟帛多者”可免除徭役。废除世袭贵族对土地的垄断。承认土地私有权，并允许土地买卖，这就保留了人类文明社会的遗传基因（拙文“关于人类文明社会基因工程的问答”《价值中国网》2007-1），为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一条是最大进步的条文。条文还有以按军功加官受爵的办法废除了贵族世袭官职制，废除了世袭贵族对官职的垄断。还有一条是商鞅冲击了西周的“刑不上大夫”的人治，以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治国之策，严惩了犯法太子的师傅以敬众。这种废除世袭贵族对土地的垄断、对官职的垄断和依法治国的变法改革，是中国历史一次进步的改革，虽然商鞅后来被报复“车裂”致死，但他的改革是成功的，他的英名和功绩垂范千古。
难道今天的物权法草案是像商鞅那样的进步法案吗？否。以行政官员垄断国有全民财产是草案的精神实质。而且以公有私有同等保护的公正、好听和时髦的词句掩盖这一实质，而那些充满信任期待的善良人们并没有看清这一实质。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值得称道的是“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这是鲜卑族“全部汉化”的变法改革，而不是“鲜体汉用”犹如李鸿章的“中体西用”改革。
孝文帝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将国家控制的土地平均分给农民耕种，官员不得以任何借口侵占农民土地，农民分得的露田七十（岁）还官，而分得的桑田可世袭；男子露田40亩、桑田20亩，少了可以买进，多余可以卖出。这真是古代版的“耕者有其田”啊！
孝文帝不仅在经济上学习汉族，在政治上也学习汉族。公元484年，他颁布法令实行汉族官员的俸禄制，废除官吏自筹制，将班行俸禄与严惩贪账紧密联系起来，规定“禄行之后，账满一匹者死”。还规定，守宰任期（地方官）按政通人和的政绩好坏而定。孝文帝于494年迁都洛阳后，更加全面学习汉族文化，包括不便与汉族交流的语言和不便劳动的服饰。但孝文帝并没有丢掉本民族好的东西，如把鲜卑族畜牧生产的经验和技能传给了汉族。在政治上，孝文帝之母冯太后的按政绩决定守宰的任期，应是鲜族和汉族政治经验结合的产物。孝文帝“全面汉化”的改革，使北方内迁的民族改变原来落后的游牧生产方式向封建生产方式转化，使手工业和商业得以恢复和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是一次成功而又进步的变法改革。不知，当年力挺“全面汉化”学习先进的孝文帝的改革在今天又扇了谁的耳光！
西汉末年王莽托古改制的变法，他的初衷还是有些人道主义，可以说是亲民、爱民、体恤民众受到的过重的剥削和奴婢受到的非人待遇。他登上皇位之前的公元二年，他为救济灾民曾出钱百万、田三十顷 ，这可送去的是大温暖；他也是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原则，就大义灭亲地令他的第二子自杀以偿奴命。
公元八年，王莽建立起新朝，就托古变法改制就着手解决农民土地和奴隶买卖两个基本问题。为了防止土地兼并和实现“耕者有其田”，就宣布王田制和限田制。就是民间田改称为王田，属于国家所有，私人不得买卖；规定，原来没有田的人，按男口给田壹百亩，多余的田分给无田人。规定私属奴婢不得买卖。
王莽还要限制商贾的兼并——“抑并兼，均贫富”，实行“五均六莞”。五均是在各大中城市设立五均司市，均官由府官员担任。由政府吞吐货物（生活必需品），贱市时买进、贵市时卖出来平抑物价，以防止商贾囤积居奇、抬高物价。
他还为贫民设立国家信贷银行（防止高利贷剥削），贫民遇有祭祀丧葬之事或经营产业缺乏资金者，可向政府银行无息或低息借贷。税轻（除去本钱，纳税十一分之一），但繁杂细碎，非常广泛的生产者都受到扰害。
六莞，就是盐、铁、酒、烟等等关键行业实行国有制，由国家官员行使所有权，还包括官收山泽生产税和官铸铜钱。史书这样评价王莽的官员行使所有权的国家所有制：掌管五均六莞的中央官和“地方官和命士（大商贾出身）相勾结，大获奸利，郡守县令家产多至千金。地方官获利，送一部分给朝官，得到朝官的庇护，作恶更无所不至。王莽所谓的‘齐众庶，抑并兼’的五均六莞，即使有些办法看来可能是利民的，经过命士地方官的污手，也就变成害民的办法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第96-97页）
六莞中最反动的是不断改变币制，这是王莽破坏私人工商财产的招术，那些小工商者和农民随着币制的改变而破产，而一些大商人因私铸钱币而倾家荡产获罪成囚。这就堵塞了商品经济发展之路。
由于王田法实行土地不准买卖的过时的王田制，堵塞了地主官僚的发财之路，在他们的强烈反对下，实行不到四年就被迫取消；走投无路的农民不得不实行起义。由于官商勾结鱼肉百姓，使得五均六莞法失败，大小工商参加起义。公元23年，王莽政权垮台。王莽变法的失败主要是国家官员行使国有企业所有权（官有盐业、官有铁业、官有酒业、官有信贷业，没有监督的官制税收和官制物价以及王田土地法）惹的祸。中国如能通过工商业者的城市自治（当时出现了城市市长），就找到了制约行政官员的力量，中国几千年的变法改革者始终没有想到这一步高棋！
政府官员垄断经济和打击工商业者是王莽变法败的主要原因，更是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公元1069年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开始了“富国强兵和减轻人民负担”的变法改革。法都是好法，如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就是政府为使农民摆脱高利贷剥削而设立的小额贷款银行；均输法就是政府公共采购法；市易法是政府管理市场，调整市场余缺及其价格，防止豪商大贾垄断市场。
如果有的网友对我的上次文章有误解，但希望通过这篇说理予以解除。希望网友们对此文提出批评和指正，笔者表示深深的感谢。为我们民族和人民大众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献计献策。说理互相学习。（骂人，其实是在骂您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