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前群众反映强烈的上学难、上学贵问题，是一种复杂的“综合症”。人们一般理解“上学难”，主要是指“上好学校难”，并不是“无学可上”；“上学贵”，也主要是指“上好学校贵”、“上大学贵”和“学校乱收费增加了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实际情况还要复杂一些： 在大学教育阶段，截至2005年底，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在校生数2100万人。虽然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但自“高校扩招”以来，在我国上大学难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上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难是事实。然而，上大学贵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高校学费标准大约占人均GDP的20％。以2005年为例，我国人均GDP约14000元，学费按20％收取，大约为2800元左右。可现在高校的学费理科一般为5200元、文科为4800元左右，加上大学生的课本费、生活费、住宿费和零花钱等，一学期下来少说也是1万元左右，4年下来大概是8万元。别说人均年收入3200多元的农民支付不起，就是城市一般职工家庭也难以承受。在2006年的“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徐心华的一番话发人深省：“我家里以前很穷，却上了大学。如果到了现在，我可能反而上不起大学了。我很奇怪，为什么几十年前经济不怎么发展，贫困学生能上得起大学，而现在经济发展了，却反而上不起学？如果按照现在的收费标准，那么在座的委员，当年有几个能上得起大学？” 在高中教育阶段，截至2005年底，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为3990万人，毛入学率为52.7%，其中普通高中在校生2409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1559万人。学费方面，以上海为例，目前公办高中阶段教育学费收费标准每生每学期：一般高中900元；区县重点高中1200元；市重点高中1500元；寄宿制高级中学2000元；职业高中收费生1200元（不含艺术类学校）。可见，在高中教育阶段，上学难和上学贵的问题是同时存在的。 在义务教育阶段，各级政府作了很大的努力，只要不“挑肥拣瘦”，基本不存在适龄儿童上不了学的问题；同时，随着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政策和城市中小学“一费制”政策的普遍实施，学生家庭经济负担也基本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但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一方面，由于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城市、农村区域之内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学校事实上被区分为三六九等，加上需要面对应试教育环境，千军万马过初中、高中、大学三个“独木桥”，上学不挑肥拣瘦是不可能的。人人都想上好学校，而好学校又没有那么多，就必然会出现“择校热”，学校也就冠冕堂皇地收起了择校费。例如在北京，2005年开始实行择校费透明管理，各学校明码标价，初中择校一般需一次性缴纳3万元，小学择校费低的是1万元、高的是9万元，初衷是为加强管理，实则使择校费合法化了。择校问题在城乡都是存在的，但以城市为甚。另一方面，按照“一费制”政策，中小学每学期数百元的学杂费不算多，但入学后不定期收的名目繁多的校服费、班费、教辅资料费、补习费、春游费、饮水费、豆奶费、搭餐费、保险费、电影费等，少则每学期几百元，多则上千元。这些费用名义上是自愿缴纳的，但实际上在一个班集体里，哪个孩子不缴费，就会被别的孩子看不起，老师也往往会“耐心做工作”。由于这两方面的因素，群众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即使在义务教育阶段，孩子上学也是很贵，特别是择校问题首当其冲。 可见，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更深入地看是教育的公平性问题。受教育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保证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机会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政府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追求教育的公平性，应当成为当前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第一优先的目标。这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上学难、上学贵问题的治本之策。治理公办中小学择校问题，顽症需要重药。借鉴国外相当成熟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关键是采取以下三条措施： 第一，学校：设施标准化。就是要使同一地区、同一城市的各个学校在校舍设施、教学设备等硬件方面的配置基本统一、水平大致相当。韩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教育“平准化”政策，通过增加对“不利学校”的教育拨款，大力改善其办学条件；在近年新提出的普及信息化教育方案中，明确提出“将计算机等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首先普及到农村、渔村、岛屿和偏僻地区以及城市中的低收入地区，提供必要的行政和财政支持，以提高学生接触信息技术机会的均等性。”日本中小学校舍的建设费用由国家、都道府县、町村“三三开”，即使在边远地区、落后乡村，各校教育条件、教育设施都达到了规范化。例如，东京都立品川聋哑学校现有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共10个班46名学生，教职工不过30人，但学校仍建有一座室内体育馆以及游泳池和音乐、美术、劳动技术课等实践活动室，器材齐全。在我国，各中小学硬件设施方面的差距很大，而且存在“马太效应”，设施好、教学水平高的学校可以获得各方面更多的支持和投入，设施落后的学校则越来越落后。因此，建议今后各级政府在对学校设施等硬件投入上采取“非均衡”策略，优先投资落后学校。 第二，教师：岗位校际流动。就是要使同一地区、同一城市的教师在不同学校之间定期流动，以均衡各学校的师资力量。可考虑实行教师4年流动1次的办法（韩国就采取这种办法），教师的工资和保险、福利待遇从学校中分离出来，实行社会化管理，由财政或教育部门统一发放。学校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从源头上抑制学校高收费、乱收费的动机。教师按职称区分为不同档次，同类学校各档次的师资力量大致均衡。
第三，学生：电脑派位入学。就是在把每个地区、每个城市划分为不同学区的基础上，各学区内由计算机随机确定（即“电脑派位”或“电脑抽签”）适龄儿童将要就读的学校，学生不得自主择校。这样可以很好地均衡不同学校的生源，使“优、良、中、差”不同资质的学生们能够在一个“自然”竞争的环境中学习成长，而不是把“尖子”学生放在一起，把“普通”学生归为另外一堆。对于少数需要特别关注的特长生，主要通过课外、校外等渠道加以培养。义务教育的核心理念，应当是保证教育机会均等，使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必要的教育。 以上三条措施实施起来本身并不复杂，但阻力肯定不小，因为它会触及现有不同学校之间的“利益格局”。消除了学校之间的等级差异，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择校问题。这对于解决上学难、上学贵问题，对于变革应试教育、推进素质教育，对于保证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正和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