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为了促进国民经济走上良性循环，必须协调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脱离最终消费需要的投资，注定会形成过剩的生产能力并造成资源、能源的浪费，我国经济将难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率与投资率两者间长期比例不协调。1978年，我国的消费率为62.1%，“六五”期间平均为66.2%，“七五”期间平均为63.4%，“八五”期间平均为58.7%，“九五”期间平均为59.4%。2002年，我国的消费率下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58.3%，2003年进一步下降到55.5%。在消费率逐年低的同时，投资率却连年攀升。2000～2004年，中国的投资率分别为36.4%、38.0%、39.25%、42.3%和43.9%，而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大国的投资率一般为20%～30%，消费率一般为70%～80%。消费与投资增长不协调，消费率偏低，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容易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导致商品供求失衡。
消费率偏低，就是居民消费率偏低。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左右时，各国居民消费率一般为61%，而中国的居民消费率自1978年以来一直在53%以下，并且逐年下降，2003年居民消费率仅为43.4%，2004年则进一步降至41.9%的最低水平。在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达78%—79%。
投资、消费和出口被认为是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三驾马车”，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经济的较高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国内消费的贡献则很小。 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存在很大的隐患。投资如果超越或脱离消费需求走在前面，会导致投资规模急剧膨胀，进而导致产能过剩、库存增加、国内市场需求不足，迫使过剩产品寻求国外市场，造成出口增加，使得外贸顺差明显增加，增大金融风险和经济运行风险。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出口同样存在很多弊端。最近几年，虽然我国对外出口在增大，但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出口压力越来越大，不确定性风险也越来越大。从1995年开始，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2006年4月21日公布的博鳌亚洲论坛2006年年度报告指出，亚洲依旧高度依赖出口需求，为了减少风险，必须扩大内需。因此，只有走主要依靠内需增长的道路，才能有效防范外部风险，避免外部经济波动时产生的剧烈冲击，保持自身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积极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促进投资消费的协调发展，是2007年国家政策的重要取向.
为此，首先是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健全失业保险制度，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退离休人员基本养老金铁发放，加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公务员工资改革，增加城市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注重社会公平，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降低居民未来不确定性风险，稳定支出预期，稳定居民收入与消费不断增长的心理预期。
其次，加快推进税制改革，发挥财政收入再分配功能，调节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增加政府的公共支出，特别是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支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系; 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主要投向有利于扩大城乡居民消费的城乡基础设施项目、能源技术开发利用和环保设施项目、农村教育医疗基建项目等。其次是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公务员工资改革。
其三，制定促进消费的政策，重点是发展服务业和农村消费市场。继续加大支持“三农”的力度，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强农业科技投入，建立优质高效现代农业。通过发展农业生产从根本上保证农民收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降低消费信贷的门槛，加快推进消费信贷，目前国家政策明确鼓励的贷款消费对象仅有住房和汽车两项，可适度增加贷款消费的范围，推进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第二，加快推进税制改革，发挥财政的收入再分配功能，调节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增加政府的公共支出，特别是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支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