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促进国民经济走上良性循环,必须协调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脱离最终消费需要的投资,注定会形成过剩的生产能力并造成资源、能源的浪费,我国经济将难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率与投资率两者间长期比例不协调。1978年,我国的消费率为62.1%,“六五”期间平均为66.2%,“七五”期间平均为63.4%,“八五”期间平均为58.7%,“九五”期间平均为59.4%。2002年,我国的消费率下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58.3%,2003年进一步下降到55.5%。在消费率逐年低的同时,投资率却连年攀升。2000~2004年,中国的投资率分别为36.4%、38.0%、39.25%、42.3%和43.9%,而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大国的投资率一般为20%~30%,消费率一般为70%~80%。消费与投资增长不协调,消费率偏低,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容易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导致商品供求失衡。
消费率偏低,就是居民消费率偏低。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左右时,各国居民消费率一般为61%,而中国的居民消费率自1978年以来一直在53%以下,并且逐年下降,2003年居民消费率仅为43.4%,2004年则进一步降至41.9%的最低水平。在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达78%—79%。
投资、消费和出口被认为是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三驾马车”,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经济的较高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国内消费的贡献则很小。 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存在很大的隐患。投资如果超越或脱离消费需求走在前面,会导致投资规模急剧膨胀,进而导致产能过剩、库存增加、国内市场需求不足,迫使过剩产品寻求国外市场,造成出口增加,使得外贸顺差明显增加,增大金融风险和经济运行风险。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出口同样存在很多弊端。最近几年,虽然我国对外出口在增大,但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出口压力越来越大,不确定性风险也越来越大。从1995年开始,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2006年4月21日公布的博鳌亚洲论坛2006年年度报告指出,亚洲依旧高度依赖出口需求,为了减少风险,必须扩大内需。因此,只有走主要依靠内需增长的道路,才能有效防范外部风险,避免外部经济波动时产生的剧烈冲击,保持自身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积极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促进投资消费的协调发展,是2007年国家政策的重要取向.
为此,首先是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健全失业保险制度,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退离休人员基本养老金铁发放,加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公务员工资改革,增加城市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注重社会公平,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降低居民未来不确定性风险,稳定支出预期,稳定居民收入与消费不断增长的心理预期。
其次,加快推进税制改革,发挥财政收入再分配功能,调节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增加政府的公共支出,特别是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支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系; 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主要投向有利于扩大城乡居民消费的城乡基础设施项目、能源技术开发利用和环保设施项目、农村教育医疗基建项目等。其次是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公务员工资改革。
其三,制定促进消费的政策,重点是发展服务业和农村消费市场。继续加大支持“三农”的力度,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强农业科技投入,建立优质高效现代农业。通过发展农业生产从根本上保证农民收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降低消费信贷的门槛,加快推进消费信贷,目前国家政策明确鼓励的贷款消费对象仅有住房和汽车两项,可适度增加贷款消费的范围,推进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第二,加快推进税制改革,发挥财政的收入再分配功能,调节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增加政府的公共支出,特别是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支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