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让我发言，我是来了以后才知道的，所以没有准备。我是研究中国问题学的，我就讲一点与众不同的话吧。
“五四”运动产生了两个效果，第一个是正面的效果，宣传了民主与科学，为中国请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第二个方面是负面的，激进主义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那时一些人主张废除汉字，最后引进了西方最极端的一种理论。
后来，又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化被完全摧残。到当代，中国就面临了信仰缺失、道德濒于崩溃、价值系统解体的困境。现在，中国经济崛起了，民族意识觉醒了，我们认识到：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国人从近代以来一直受欺负、自暴自弃、焚毁传统，到现在则走向了另一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愤青大行其道，激进，独尊，封闭，排外，夜郎自大，义和团情结，都大受欢迎，中华民族可谓经历了大悲大喜。
我要说的是，民族意识觉醒、恢复民族自信很可贵，宣传龙文化也是必要的，但要警惕民族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会给文化专制主义借尸还魂提供了凭据。
李泽厚说：中国近代以来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救亡总是压倒启蒙。我说：中国近现代是启蒙与民族主义的双重变奏，民族主义总是压倒启蒙。民族主义煽动起狂热情绪，凝聚人心，化解治理危机，转移社会矛盾，巩固个人统治，一次次地断送了宪政、自由、民主的启蒙运动。但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统治者可以利用它，也会被它刺伤，现代化也会因为民族主义而夭折。
中国人必须学会心胸博大、包容、理性、平和，就像日本人既很好地保留了传统，又学习了现代文明的制度。
我主张建立“现代中华文明”或者叫“文明中国”，一方面弘扬传统文化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尊师重教、以及刚才大家所说的“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的辨证思想等，另一方面要吸收现代文明的宪政、民主等因素，形成“儒家宪政主义”或者“儒墨宪政主义”，将儒家、墨家的仁义、民本、关爱融入宪政、法治国家之中。
我关注的是中国现实的道德重建、制度重建，而不是复古；既要关注龙文化、文化复兴，又要致力于现代型文明、道德的重建。我提出：2008年，作为“文明中国年”。“文明中国年”主要提倡“三公”——公民、公益、公德。
公民而非臣民，中国古代只有臣民，没有公民。
中国古代也没有公益，有像张鲁那样的“量腹而食”的原始共产主义，但他的目的是夺取政权而非公益。还有武训做慈善，但他被掘坟刨尸。现代市场经济是与公益事业相互补充的，像美国、欧洲、中国台湾，公益事业都极其发达。市场经济社会并不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完全是惟利是图的，而是有公益精神作支撑的。
中国古代也没有公德，只有仁义礼智信的私德。因为没有公民力量强大的公民社会，当然就没有公德。
所以，建设“文明中国”，不能一味地依靠复古。不能回到是“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体”的争论。
总之，宣传龙文化，表明了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中国文化也在崛起，我十分支持这个活动。但我强调的是：恢复民族自信而不要搞民族主义，关注道德重建而不要迷信古代，不要给封建主义借尸还魂提供了机会。谢谢大家！
2007-1-28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10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