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来，记者举报官员贪腐的事情似乎颇为流行，这种模式的利弊有专业人士讨论过，大致观点是，此举是不符合新闻专业主义，“媒体人最重要的职业要求是客观与平衡，‘举报’明显的倾向性，又如何与记者的身份剥离？”但同时也承认，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太奢侈，“在这样一个边界无法厘清、规则尚未建立的时刻，媒体人做的这一切，正是为了最终能建立规则，厘清自己行为的边界。”说来说去，大部分评论者对这种模式是赞赏的。可在我看来，赞赏只是基于这种模式“理想型”的美好想象而已，该模式在实践中的“疗效”却远没有“广告”说的这么好。 比如，按照实名举报者罗昌平的说法，他举报有两个目的：“一是试探高层反腐的决心，二是拓展媒体传播的方式。”这实际上是记者举报贪腐的两个要素，可这两要素却存在逻辑和现实的困境。 以第一点来说，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记者微博举报被受理的都是举报一定级别以下的官员，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记者实名举报官员贪腐”与以往的反贪模式相比就没什么新突破，说“试探高层反腐的决心”不如说是 “奉旨举报”更确切。早就有一条划定了的红线，而举报材料又很可能是官场倾轧时有人故意泄露出来的。亦或是要借助舆论查这个人，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很难不成为调查机关或某些人眼中的棋子。播下“价值性举报”的“龙种”，收获的很可能是“工具性举报”的“跳蚤”。 再以第二点来说，微博实名举报确实拓展了媒体传播的方式，可这“新方式”也是把双刃剑。其好处是有利于举报者借助舆论保护自己，也能给予贪腐官员巨大压力。但想想看，要是普通人在微博举报有用吗？在这里，记者是利用自己的名气和资源敲开了“微博举报贪腐”之门，可普通人，这条路依然“无门可入”。最近有文章分析新浪微博疲软的原因，对于普通网友来说，“在强关系的qq空间，你发一条状态，一般总会得到几个朋友的评论，但在弱关系的新浪微博，你发一条微博，则很可能收获0转评。”可同样一条微博，大号或明星来发，“可能会获得几千的转评量，打开新浪微博的24小时热门微博榜，你算算除了大号和明星的内容，还有几条?”这说明，随着互联网兴起，相对于过剩的信息，更稀缺的是人们的注意力。注意力的特点是：不能共享，无法复制；有限、稀缺；易从众。这就导致微博上出现了注意力的“赢家通吃”局面。所以，在微博里，记者高调反腐在吸引巨大关注的时候，普通网友的维权声音就可能因此被淹没，媒体报道了不少维权失败走极端的人，当时他们不都有过微博发言不被理睬的遭遇吗？因此，记者如果真有改良社会的热忱，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去纪委举报贪官，纪委不履责就上法院告，这样可拓宽“法治”途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走“媒治”之路，与普通网友争夺注意力资源。真要坚持用微博的话，与其“越俎代庖”的在微博举报贪官，还不如多转发和报道那些遗落的维权声音。 当记者代替清官成为反腐“领秀”时，“治标不治本”就会在一次次的“反腐壮举”中延续下来，制度层面的纠正被搁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