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4年，深圳75个机关事业单位的201名公职人员辞去在行业协会兼任的会长、理事长等领导职务，以此开始了社会组织管理改革的第一步。 9年的时间里，深圳的社会组织得到蓬勃发展同时，其产生的影响、发挥的效用，得到了社会各个层面的认可。进一步推进社会组织管理改革，已经解决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错位、越位、缺位问题，成为推进“小政府，大社会”的重要推手。 “深圳能不能出现首家上市的社会企业，从而让自我造血功能更强，服务社会的层次更高？” 当地已有13年历史的深圳慈善公益网“福德社工”团队负责人颜攀熙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颜攀熙新近的一系列工商注册尝试落败，他认为有些门槛亟待突破，这需要有关部门有更大勇气。 放弃双重管理 在直接登记之前，行业协会民间化让改革的方向明确，最初的“小步”，终于迎来通畅大道。 “当时有些协会是有情绪的，认为强令公职人员离开协会，会让协会的地位下降。官方背景去除了，那协会在政府眼里，在行业企业那里，还会不会被当盘菜？”当年从某协会被迫辞职的一位政府官员这样回忆9年前的那次变化。 2004年6月，深圳在全国率先成立行业协会服务署，这个名字颇具“香港范儿”的行政单位，直属于深圳市政府，根据当时市政府的“三定”方案，这个副局级机构的主要职能包括研究和制定促进行业协会的发展政策，综合协调、指导、服务、培育行业协会，依法监管和规范行业协会的活动。 随即出台的《深圳市行业协会民间化工作实施方案》和下发的《关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不再兼任行业协会职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将行业协会的主管单位由过去相对应的各个政府口，统一归拢到行业协会服务署。相应的举措则是原来各个政府口的公职人员从协会辞职，办公地也不再免费提供，而是自行解决。 “今天看来，那一步走得很讲究，条例中规定必须有主管单位，去掉了过去的政府口，又不能违背条例，就把所有主管单位归拢成一个，而且这个主管单位和以往大不同，它的利害关系明显弱了，这就让协会的民间性充分释放了出来。” 这位官员所说的条例，指的是1998年国务院出台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该条例规定，成立行业协会，必须要有业务主管部门。只有得到主管部门的批准，才能到民政部门注册登记。 时至今日，该条例的这一规定并无变化，但深圳市行业协会服务署在运行两年之后，于2006年年底开始与民政局下设的民间组织管理办公室合并，成为民间组织管理局。似乎并没有违背法规，但这次合并，让行业协会的主管单位和登记机关合二为一，过去的双元管理体制，实际变为一元管理体制，主管和登记合一，登记的难度降低了，管理的效率提升了起来。 “为什么最早是行业协会？因为那时深圳经济发展速度快，行业需要更能代表行业企业说话的社会组织，而且这个社会组织必须是民间化的，有了政府背景，那遇到一些需要向政府讨话语权甚至谈判的时候，它怎么可能完全代表你的利益？” 如果说当初最大的需求是行业企业话语权和利益代表，那么之后行业协会则开始了更为广泛的施展：行业自律、产业升级、甚至引导融资投资，建立行业内转型升级示范基地…… 低门槛促发展高潮 直接登记范围扩大，政府职能转移，新的社会组织大量诞生，受益也从行业企业扩大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协会服务署与民间组织管理办公室合并的同时，直接登记的范围开始扩大。2008年9月，深圳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我市社会组织的意见》，从而实现了工商经济、社会福利、公益慈善三类社会组织实行“无主管登记”，即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管理。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2009年。这一年，深圳与民政部签订《推进民政事业配套改革合作协议》，民政部授权深圳开始全面地登记管理体制探索，并开始基金会登记试点。 2012年，深圳市下发《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的意见》，将社会服务类、文娱类、科技类、体育类和生态环境类纳入直接登记范围，至此，深圳共有8类社会组织实现直接登记。 这一系列门槛放低之举，让深圳的社会组织数量出现大幅增长。截至2012年年底，该市社会组织5656家，包括社团2586家，民非3023家，基金会47家。其中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数量达到了858家，占全市社会组织总数的15.2%，2012年新成立市级社会组织213家，其中直接登记174家，直接登记率81.7%。 当然这种激增不仅因为门槛的降低，更与深圳近年来进行的政府职能转移有关。政府的“放权”通过招投标，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或直接承接，给民间“接权”留下了广泛的空间。据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仅2012年，深圳就清理出74项可转移和购买服务的政府工作事项。 2011年，李连杰创立的壹基金在深圳直接注册成为公募基金，解决了身份的难题。本报资料室/图 直接登记的数量激增背后，则是社会各个层面的受益。比如深圳首家批准成立的郑卫宁慈善基金会，通过其残友集团吸纳了5000多名残疾人就业，并完成资助达25万余人次，因此获得首届“中国社会创新奖”并得到中央领导赞誉；罗湖区德福居养老服务中心开创“没有围墙的养老院”模式，为全区1300多名老人提供专业养老服务同时，解决了大量下岗失业困难人员的再就业问题；深圳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从2007年成立商事调解委员会，迄今成功调解商事争议金额高达10亿元…… “过去政府搞招投标，社会组织数量少，有一年甚至出现5个标，结果只来了6家社会组织，怎么办？最后干脆抓阄决定。”深圳慈善公益网负责人颜攀熙告诉记者，现在社会组织的数量和服务领域几乎能完全覆盖政府面向社会的公益类招投标，而且许多时候，社会组织能够提供的服务，也在启发着政府的购买创新。 以颜攀熙带领的福德社工为例，该组织在2007年成为首批获得政府购买的社工组织，当时的购买服务金额仅为十几万元，而目前深圳多数该类招投标都在数十、甚至上百万元。 增量之外，社会组织也迎来了更为多元化发展和更高层次的升级。比如过去的深圳电子行业协会只有一家，但目前却有15家，它们分别统领服务着电子行业进一步细分出来的各个领域，市场和企业都有了更大的受益。 仍待突破的门槛 能否在政府购买社会捐资之外，让社会组织的自我造血功能中多出金融的路径，成为当地社会组织更大的期待。 “我们去申请社会企业，结果工商注册部门回复说没有这个叫法，让我们重新申请。”颜攀熙拿着几份最近刚被工商部门驳回的申请给记者展示，“如果连注册都不通过，那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有自己的社会企业上市？” 颜攀熙早在1998年即创立社工热线，他也是中国社工协会首任督导，目前他带领的福德社工组织共有300多位工作人员，提供的社会服务涵盖多个领域，该组织2012年承接的政府购买服务总金额达1000多万元。 在颜攀熙看来，目前登记注册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的突破，接下来只待法规层面做出改变，比如《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中关于主管单位的内容是否要变化一下。而对于深圳的社会组织来说，当前政府购买总量依然会不断增加，但这是否会造成在资金方面一些社会组织过于依赖政府购买，而造成自身造血功能下降？ “我们去年七成资金来自政府购买，二成资金来自社会捐助，一成资金为自筹资金。”颜攀熙的目标是，将来这一比例调整为政府购买占五成，而自筹则增加到三成以上，当然，总量还要继续增长。
他认为自筹应该体现在社会组织的金融运营能力上，为此，他早前既已开始呼吁慈善信托及社会企业的出现，并带头做起了慈善信托，但这两项在注册方面都困难重重。因为这已经跳开了民政管理范围，进入到了企业的工商管理范畴，而工商部门则从未准许哪个企业在注册名称上出现“社会企业”的字样。 颜攀熙不久前到北京就此问题向有关部门请教，他认为，当前已经到了可以做社会组织金融领域尝试的时间段，怎么开始，民间已经有想法，而且这些想法足够本土化。“我们的社会组织登记注册没有学国外，是中国特色的路子，那我们的社会组织往金融领域走，也可以探讨尝试一条中国特色的路子。” 在这一巨大期待之外，颜攀熙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负责人一样，认为深圳的这9年尝试，足够给全国做出一个很好的指引。“深圳培养出的社工，正在往全国走，而且以我们团队来说，大多数人离开团队后都在督导、主管、主任级的岗位上，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带动其他地方的社工和社会组织提升。”颜攀熙认为这种外涌，带来的是整个国家社会人才格局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