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从单纯农业向安居之所的转变 长期以来，农村被国家定格为向城市提供廉价农产品的地方。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居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成为从事单一农业生产的“农民”。在1952年－1978年的26年间，中国农业增长率并不低，如粮食产量由16390万吨增加到30475万吨，年均增长率为3.3%%，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但人民公社几乎完全禁止农村的兼业化，农村因此变成地地道道的“农业”，农村居民变成地地道道的“农民”。这种单面化的结果不仅是农业生产率的低下，产量的提高完全依赖于人力投入的增加，而且破坏了农村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使之完全依赖于国家的调度和掌握。在人民公社时期，当国家常驻农村的时候，农村还能因为国家的介入而保持一定的活力；但是，在人民公社解体、国家大举退出农村之后，农村的自组织能力却不可能立即恢复起来，从而导致农村社会凋敝。
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二十多年间，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早已不仅仅是农业的代名词。就全国而言，农村非农收入已经占到全部收入的55％。但是“农村＝农业”这个观念是如此地深入人心，在政策层面上，这种观念也极其牢固。新农村建设要改变政府农村发展观，彻底抛弃“农村＝农业”观念，还农村居民完整的、能动的“人”的地位。居住在农村的人不等于就是农民，他们有权选择务农、做工、做小买卖、或者进城打工。这样一种状态也许是一种低度发展状态，但却是一种和谐状态；抛弃为农业而农业的束缚，农村就可能生发出有活力、有弹性的新型社会生活空间，变成安居之所，而不仅仅是生产粮食的田野。 二、建设体面的乡村 卫生的环境。卫生的环境不是定绿化指标，更不是要把农村建设成人人向往的花园，而仅仅是让环境达到不损害人的健康这个最低标准。具体包括洁净的饮水、卫生的厕所、下水系统、适当的牲畜饲养方式等内容。朴正熙当年在韩国推行新村运动的时候，目标之一是改造韩国的国民性。我们的新农村建设，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人的改造问题。在人民公社时代，这种改造是通过宣传和强制实现的；今天强制已经行不通，但宣传和示范却是必要和可行的。 合理的村庄布局。在收入上升较快的农村地区，重新规划村庄布局是一个急迫的问题。但有几个问题新农村建设有必要予以解决。一是土地占用过多的问题，二是新村的合理规划问题。三是房屋的建筑风格问题。已有经验表明，无视村民的财力和生活习惯搞的新村规划，最终都会失败。 基本医疗保障。当前，新型合作医疗要重点解决的两个问题是保险的范围和参保率。在目前的农村，大病对村民的影响程度大大高于小病，原因有二。其一，目前几乎村村都有了私人或者公办医生，他们的收费很低，村民的小病可以由他们处理。其二，大病对村民的影响巨大。一般农村家庭的支付能力有限，要想医治大病，就必须借款，由此背上长期的负担。如何提高参保率，是新型合作医疗正在面对的一个难题。按照中央的精神，村民参保，要以自愿为基础。但是，自愿参保会造成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即只有已经生病或者预期自己会生病的人才会有积极性参保，而年轻力壮的人不会参保。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合作医疗的负担过重，要么难以为继，要么就退化到仅仅报销政府资助的几十元钱的地步。要想保证农村合作医疗的长期性，强制性参保和某种形式的税收（如房产税）仍然是必要的。同时，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行城乡统筹，以期达到以城补乡的目的。 三、重建乡村社会 村民自治是当今村庄治理唯一具备政治合法性的形式。传统的载体——如宗族——已经失去了道义上的合理性，同时，在中国大部分乡村，它们的影响也极其弱小。同样，国家的垄断也失去了道义基础；对于从国家阴影下走出来的村民来说，国家、特别是国家在基层的代表——基层政府——并不是治理乡村的最佳选择。因此，彭真委员长当年提出村民自治是非常有远见的主张。经过二十年的实践，以村民选举为核心的村民自治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仅加强了对村干部的监督，而且也改善了村庄内部的收入分配状况。更为重要的是，村民对自己的民主权利有了深入的认识，开始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村民自治为中国基层社会学习民主和实践民主提供了舞台，为更大范围内的民主进程准备了条件。 村民选举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不发达地区的村民参选的积极性不高，这主要是因为不发达地区的村集体经济较弱，村里没有什么公共资源可供分配，参选与否和村民的关系不大。新农村建设可以成为提高村民参选积极性的一个契机。根据十一五规划的安排，未来五年内政府每年的支农资金将达到2700亿元，平均每个县超过1亿元。即使这2700亿元不全部用作新农村建设，每个县得到的资金数目也将很可观。要合理地使用这些资金，就必须尊重村民自己的选择，因为只有他们知道哪些地方最需要资金支持。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村民会因此而动员起来，参与村庄的公共决策过程，村民自治由此可以借机走上正轨。 四、低度发展、高度和谐的新农村农村的低度发展意味着放弃农村GDP崇拜，放弃遍地开花的工业化道路；通过逐步提升农业生产率提高粮食产量，通过人口向大城市地区的集中把农村居民变成城市居民，从而提高进城和留在农村的人的收入水平。在此，我们必须改变过去二十年占主导地位的以发展小城镇为核心的城市化道路，代之以发展城市化地区的新型城市化道路。一个城市化地区可以包括几个大城市、许多中型城市和更多的小城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就是这样的城市化地区。工业和人口向这些地区的集中不仅带来集聚的规模经济，而且有利于环境污染的治理。 农村的高度和谐意味着保留农村的多样性，建立必要的社会保障体系，保护乡村的自然环境，重建乡村组织和良序的乡村社会生活。在这里，保护乡村的自然环境是和我们的城市化道路有直接关系的；遍地开花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道路不利于污染的治理。必须注意的是，即使是在美国和日本，城乡收入差距也接近一倍。当农村实现低度发展和高度和谐的时候，中国可能会走出一条新的城市化道路，即当农村还有很多人的时候，城市化就停止了。这是因为，人们会在忍受城市化地区的拥挤和享受农村安宁之间做出权衡，以中国幅员之辽阔，农村将承载较大比例的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