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个冬天有点暖，有个话题比较热，这就是有关民营企业“原罪”问题的大争论。
为什么会有民企“原罪”的争论呢？有人说，这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众多民企老总纷纷落马，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荣坤被捕，广东顺德金冠涂料集团董事局主席周伟彬被刑拘，被誉为“民营油企第一人”的天发集团董事长龚家龙被刑拘……才声名鹊起几个月的“美女富豪”吴英也赶上了热闹。
可一段时间以来落马的高官也不少，最高的当然就是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次高的就是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为什么没有“官员原罪”或“干部原罪”的争论呢？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但不是今天要探讨的，我们初步认为，这与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文化是有关系的。
我们觉得，不管是争论什么，首先要把问题和概念厘清。但不幸的是，我们发现，大多数重要争论都存在问题或概念不清的现象，包括由“郎”“顾”交锋所引发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都存在某些重大概念不清的现象。民企“原罪”争论也不例外，什么是“原罪”——我们似乎并没有弄明白说清楚。
有人认为民企“原罪”是个假问题，争论毫无意义。这显得有点粗暴，如果真是个假问题，未免会一争论再争论——早在2004年就已经争论过一次了，而且这一次重量级人物都纷纷出场，包括知名学者、高级官员和大企业家。
有人认为所谓“原罪”就是创业之中的偷税漏税、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是原来的罪。这未免简单化，如果只是一个过去的违章违规乃至违法犯罪，那就直接叫“罪”或“犯罪”，何必多此一举而且大张旗鼓叫什么“原罪”呢？岂不故弄玄虚！
还有人认为，“原罪”概念的提出，是专门为那些在改革开放中非法致富的人搞开托的，想向人们传达这样的意思：如果要发财致富，就必须“犯罪”！这实在荒唐，更是对那些在改革开放中合法致富的人的莫大侮辱！
曾在一次有关财富的讨论会上，亲耳聆听一位房地产商发言，他打开窗子说亮话，我的财富就不是完全清白的；并进一步表示，我敢肯定，在改革开放中起来的企业家，也包括所有可称为富豪的有钱人，没有谁的财富是完全清白的，“原罪”是普遍的；又进一步表示，别自以为是，换成你搞企业，也逃不脱“原罪”。
这位曾做过学者的房地产商的话点出了所谓“原罪”的要义，这就是普遍性，没有例外，此之为“原”。这也正是作为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原罪”能够拉在这里作“虎皮”的原因，按《圣经》的字面记载，“原罪”是人与生俱来，没有哪一个人能够例外。如果没有看到民企“原罪”的“原”是一个普遍性的含义，请对民企“原罪”免开尊口。
对“原罪”的普遍性含义，大家应该都是心知肚明的，除非是故作糊涂。但不同的人对民企“原罪”有不同的用法，一部分人是想借“原罪”对民企发动一场运动式声讨，乃至一场运动式的实际清算；一部分人是想借“原罪”来逃避法律的惩罚，乃至对抗法律的惩罚：“原罪”人皆有之，自然法不责众，罪过就这样化虚了，黑钱也这样漂白了——这是某些人心里面的如意算盘！
前一部分人可能不是多数，这部分人往往被归为所谓的“左派”，甚至被认作仇富者，乃至被人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后一部分人可能占多数，这其中就包括一部分民营企业家和一部分故作糊涂的专家学者——当然，也有可能是某些专家学者的确比较糊涂，对相关情况了解不多，对相关形势估计不足。
不管是所谓“左派”，还是仇富者，抑或是别的什么人，想借“原罪”对民企发动一场运动式声讨，是不现实的，更不用说运动式的实际清算了。道理是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它需要一定的违章、违规甚至违法。一切章规都是人制定的，也都能由人变通乃至推翻，这是自然而然的，难道谁制定的章规就天生“原理”？即使是法，不还有“恶法”吗？即便是宪法，不也还可以修改吗？更何况中国的改革开放——用小平同志的话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尤其需要大胆突破和创新。小岗村的农民不冒险违章违规，能有后来启动中国改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吧？从这一意义上，民企有一些“原罪”不但不是罪，反而还是“原功”，我们要毫不犹豫地为民企请功。
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方向重于道理，全局大于部分，大账高于小账，我们社会的大势仍然是继续改革开放，全局是在于继续改革开放，大账是属于继续改革开放，这一切都决定了我们必须继续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成长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如果借“原罪”对民企发动一场运动式声讨乃至实际清算的话，我们还要不要往前进？
或许正因为此，在民企“原罪”争论沸沸扬扬时，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给出了“定心丸”：中央发展非公经济的政策绝对不变化，我们还是主张不争论，还是用实践和历史来回答。事实上，当年小平同志支持年广久的“傻子”瓜子，也是基于类似的方向、全局和大账上的考虑。
但这绝不应该成为违法犯罪的企业和个人逃避法律惩罚的借口，更绝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企业与个人对抗法律惩罚的挡箭牌，我们的看法是非常现实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既看到大势和总体，也看到局部和个案，在具体的个案上，如果民企违了法，就追究；有了罪，就定罪，毫不犹豫，这没什么好说的。
有人提出对民企“原罪”进行“大赦”并明确划出时间线，说中国加入WTO之前的民企“原罪”全部清零。对此，我们感到很难苟同，道理很简单：那我们还反不反腐败？既然民企“原罪”可清零，官员腐败就不能清零——更何况官员腐败与民企犯罪往往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原罪”可清零的话，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清零！
我们的着力点不应该放在让“原罪”清零上——具体每一个个案，该追究的要追究，当定罪的都定罪，而要放到不再允许“原罪”发生上面，进一步健全法制、完善体制，为民企打造健康而安全的发展环境，同时也明确民企作为社会公民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更重要的也许是民企“原罪”争论背后的社会心理，民企“原罪”之所以一而再引发全社会沸沸扬扬的争论，极其可能反映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我们的贫富差距已经大到社会难以接受的程度，甚至可能已经接近走向对立——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高度关注、重视和发力。
一般而言，人都追求富裕，都想做个富人，如果感觉自己有朝一日也能过上富人的生活的话，他是不会仇富的，甚至对富人会有一种崇拜和追捧，乃至每天都去读一些富人们怎么发财致富的故事，如果有违章违规而致富的机会，他可能都不会放过；正如那位做过学者的房地产商所强调的，别自以为是，换成你搞企业，也逃不脱“原罪”。
但如果一个人感觉他永远都没有机会翻身，富裕的日子离他十万八千里，他已经在贫穷上定格了，他就有可能仇富；如果富人们更一个个穷奢极欲，飞扬跋扈，甚至直接伤害他的自尊，他就更可能仇富了，乃至振臂高呼：“打土豪，分田地！”
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上没有自尊的话，不管富人是正当致富还是非法致富，是有“原罪”还是没“原罪”，他都可能仇，甚至都可能走向对立面。在目前这一场还沸沸扬扬的民企“原罪”争论的背后，是不是存在这方面的因素呢？
或许，这不是我们的情形，虽然我们的贫富差距已经非常严重，基尼系数甚至超过国际警戒线，但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希望的。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在贫穷的时候，我们的同志何尝不也应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