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上海证券报》于2007年1月31日刊登了一篇新华社报道，称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存在失衡现象，并分析指出导致中国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粗放式增长方式和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前者表现为投资比重过大、消费不足，后者表现为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从而给人民币带来巨大升值压力。为了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内外失衡问题，吴敬琏先生主张放弃曾经在东亚国家盛行的出口导向模式和西方国家工业化早期以投资为主的粗放发展模式。 读了这段报道以后，发现其中的推理过于简单：因为投资比重过大、消费不足就需要放弃投资为主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因为存在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就必须放弃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这样的推理很容易导致错误的经济政策。本文认为，在得出这样的政策结论以前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的投资比重过大、消费不足？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国际收支的双顺差？
在我们看来，导致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原因实际上是相同的，因为中国缺乏内需，于是就只有通过两种方法来实现经济增长：第一，是增加国内投资；第二，是增加出口。所以，假如我们只是从内需不足的结果（投资偏重于出口过多）出发来制定所谓的应对措施，那么就有可能误导政府的干预行为。 从逻辑上来讲，其实对于中国经济来说真正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是内需为何会不足？根据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月29日提供的数据，导致中国内需不足的原因首先在于中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出了问题。在2006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0.7%，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10.4%，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更低，仅有7.4%，与此相对应，中国入库税款增长21.9%，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达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7%。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是，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均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而政府与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的所得则全都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正是国民生产总值初次分配中政府所得与国有企业所得大大高于城乡居民所得的收入分配结构，造成了今日中国内需严重不足问题的产生。 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正是因为政府和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之收入大幅增加，才造成了中国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和增长速度过快的问题，并且还导致了连续多年来宏观调控的失效，理由就在于政府实际上是很难对自己的、过热的投资行为进行有效调控的。当投资膨胀、而内需又严重不足的时候，中国也就只有通过大幅增加出口来出清国内不断增加的供给。因此，今天中国的增长方式并不是像吴敬琏先生所分析的那样，是因为中国模仿了西方发达国家早期所采取的以投资为主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与上个世纪盛行于东亚国家的出口导向的贸易模式才形成的。实际情况是，因为中国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初次分配上出现了不利于增加居民消费的分配方式，才有了今天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与出口导向的贸易模式，所以它们并不是导致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中内外同时失衡的原因，而仅仅是结果。因此，如果我们仅仅只是从结果出发来寻找应对的政策措施，不仅对于问题的解决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可能把中国经济的发展引向歧路。 在找到了中国经济失衡的真实原因之后，我们就不难发现，按照吴敬琏先生和当今中国大部分经济学家所开出的“药方”去解决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问题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首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从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成为技术创新为主的最终模式，面临人力资本供给严重不足的制约，这种制约根源于：第一，政府注重产业投资、忽略教育和研发等领域中的公共投资；第二，国有企业的高额利润基本不进入国家财政，甚至都不向公众股东分红，主要用于扩大生产规模与能力的再投资，以及面向内部管理层与员工的所谓奖励分配；第三，广大居民由于个人无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使自己及其子女的劳动技能始终处在只能从事简单劳动的水平上。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仍然处在劳动要素大量过剩的发展阶段，在这样的阶段，如果过快地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从劳动要素密集性或者资本要素密集型的转变成为技术要素与知识要素密集型的，即走技术创新的发展道路，那么就会因为劳动要素进一步被技术与知识要素的替代而导致更多的劳动失业，进而导致内需的进一步恶化，以及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更高程度的依赖，结果，中国将会因为采取这样的政策反而会使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更大的危机，极有可能导致劳动失业增加、技术创新因为人力资本供给不足而失败、以及资本被滥用的糟糕局面而导致全社会的福利水平普遍下降。 最后，由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初次分配不利于人民群众的结构下，必定会产生中国内需严重不足的问题，以致为了实现经济增长，不仅需要依靠投资，而且还需要依靠出口，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依靠投资和依靠出口后实际上是同一回事，因为由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必定会导致供给过剩、从而必须通过出口来加以平衡。在这种增长的结构下，假如我们限制对外出口，那么就必须以减少国内的投资为前提，这也就是说，在内需不能得到有效改善的情况下，限制出口实际上就是限制投资，从而限制中国的经济增长。然而，这样的调整在人口仍在大量增加，同是由存在巨大规模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肯定是行不通的。至于说今天的中国增加出口是为了增加外汇所得，更是属于无稽之谈了，中国出口的持续增加归根到底是因为本国居民没有充分的就业机会与可持续的收入增加所造成的。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改革的重点在于政府。今天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因为政府拿钱太多，而且其职能又错位。 其中的逻辑是这样的：政府过多的税收收入，包括属于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过多的利润收入，挤出了居民消费；当政府和国有企业拿了那么多的财富不是用于增加社会公共品的供给，而是用于盈利性的投资时，又进一步挤出了居民的私人消费，因为他们必须投入更多的金钱用于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支出，由此造成的消费不足就只有依靠增加投资和出口来加以平衡；投资增加和出口增加会面临资源和国际市场空间有限的瓶颈，于是在资源价格大幅上涨和人民币巨大升值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就会迫使中国改变其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但是，在政府职能错位，全社会人力资本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既不能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也不可能改变其出口导向的贸易模式；假如政府一定要推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贸易方式的政策，那么就只有减少出口和投资总量，从而使得中国的经济沿着低水平均衡的方向趋于收敛，而这不仅会危及经济安全（会有更多的人失业），而且也会进一步危及到社会政治层面上安全，因为在经济向着低水平均衡的路径收敛时，会产生更多的贫困与不满。 据此逻辑，我们可以得出的政策建议是：要使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的增长，关键在于把中国当前的以盈利为目标的政府真正转变成为以服务为目标的政府，为了达到这样的改革目标，政府就应当降低税收、退出市场竞争、承担更多的公共职能而不是权力职能，并通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提高全体居民的收入、尽可能地挤入居民消费。总之，今天中国的问题在政府，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才有可能发生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