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的儒家价值观 儒家人学的现代观



管理实践欲出今日蹒跚,当求索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

尹毅夫

第二节 儒家人学的现代观

 1、人性论——管理的理论依据 

认识人性,才能知道如何管理人。因此,人性论就是管理的理论依据。 

孔子讲:“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差别不大。在后天的生活中,人性差别就扩大了。根据这种理论,孔子强调后天的教育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提出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一名言的本源。

 孔子以后,儒家关于人性论有许多种不同的见解,主要有四种: 

(1)性善论与管理思想 

 近现代的儒家价值观 儒家人学的现代观

孟子根据人性都是善的,提出“仁政”的管理方针。其核心就是“以德服人”。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shan)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以德服人才能得民心,得民心就能得天下,要实行仁政、德治的管理方针,需要做许多配套的工作,首先要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使他们有恒产有恒心,其次要进行现代伦理的教育,提高遵循伦理的自觉性;再次,要把道德高尚、能力较强的人安排在各级领导岗位上。总之,要实行仁政管理,管理者必须竭尽爱心,为被管理者兴利除害。“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也就是说,实行仁政,关键在于管理者是否有仁心。孟子说要“放心”,要“善养吾浩然之气”。在出现问题的时候,首先要“反身而诚”,检查自己的责任。孟子对管理者的个人素质是要求比较高的。不但需要高尚道德,“徒善不足以为政”(《孟子·离娄上》),而且需要高水平的管理能力。这都是“性善论”决定的。对比西方行为管理学的“Y理论”的内涵,优劣可谓“泾渭分明”。然而,如能长短互辅,使其产生综效(synergetic efficiency),岂非更好。

 (2)性恶论与管理思想 

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善是教育的结果。人的本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性恶》)。他的学生韩非和李斯从性恶论引出以法治国的法家理论,以至礼义教化被忽视,走向极端。但是,无论法制如何健全,人不肯实施,不会实施,法制也就成了一纸空文,怎么能“自行”呢?法制需要健全,但健全的法制也并非万能。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则是最根本的。这就是当今强调“以法治国”多年以后,终于又提出“以德立国”的原因所在。西方行为管理学的“X理论”只把人视为“经济”人,太浮浅了。

 (3)性“未善论”与管理思想

 西汉董仲舒认为人性中有善的因素,但开始并不能算善人。只有经过教化,才能把“未善”的性加工成善性。以谷子作比喻,谷子中有米,但谷子不是米,只有经过加工,去掉谷壳,才能成米。这就是性“未善论”。

 按这种人性论,管理的重点在于教化,在于德治。也就是把谷子加工成米,把“未善的性”教化成善性。刑罚也设置着,准备惩治那些不接受教化的极少数的“斗‘筲’[1]之徒”的人。对“中民”一般不用刑罚。这种管理归纳起来就是多做正面的教化工作,少进行惩罚。德教为主,刑罚为辅。

 西方行为管理学虽有“社会人”的人性论,绝没有上述精辟。

 (4)性三品论与管理思想

 唐代韩愈对性三品论作了最为系统、完整的论述。他认为,性包括仁、义、礼、智、信五种成分,谓之五常,是人生来就有的。“情”包括喜、怒、哀、惧、爱、欲、恶七种表现,是人接触外界以后才产生的。五常之性在每个人中是不一样多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上中下三品。韩愈说:“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善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原性》)

 上品只有善,下品就是恶,中品可以引导向上成善,也可以引导向下成恶。人有三品之性,如何管理呢?韩愈说:“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同上)上品之性的人参加学习,就会更加聪明。下品之性的人害怕法律的威力而减少犯罪。所以说上品的可以教化,下品可以制服。这也就是说,对一部分人进行教化,对另一部分进行法制。对整个社会的管理,则是教化与法制相结合。这是各种形态的社会管理者都采用的两手,在封建社会则更加明显。在封建社会之前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教化”少而法制多一些,在封建社会以后,教化逐渐增多,而刑罚也将逐渐减少、减轻。这是文明发展的必然。 

西方行为管理学的“复杂人”的人性论说,不过浅尝辄止而已,对比“性三品论”的厚积薄发,中国哲思博大精深昭然若揭了。

 2、自利观——社会经济活动的驱动力

 为了剖析问题的本质,必然牵扯到与人情相关的人性问题上来了。人情源于人性,人都是“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的,这也就是先秦诸子之一的管仲在《管子》一书中描绘“自利观”的“趋利避害”(approach the benefit and avoid the harm)。所以管子把“自利”作为说明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指导原则,他说:

 人的本性是:“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千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执)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复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管子.禁藏》)

 好一个自然主义的个人自利境界,虽亚当·斯密所描绘的伦敦桥畔的清晨熙来攘往的情景,亦不过如是!

 既然人性是趋利而避害的,为政者就必须顺民所欲,故“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

 总之,人民的物质生活必须得到满足,如果人民的物质生活欲望不能得到满足,不能“足其所欲,赡(音:‘善’)其所愿”(《管子·侈靡》)。硬要“强拧的瓜”是“甜的”,岂有可能?!实际因为“伤心者不可以致力” (《管子·侈靡》)。

 研究至此,则应聚焦到一点:“利”字的真谛何在?

 汉字“利”属会意字(associative compounds, which are formed by combining two or more elements, each with a meaning of its own, to create a new meaning)。“禾”与“刂(立刀)”合成为“利”,可以理解成用“镰刀”收割“庄稼”,其结果谓之收获。这是体现古代农业社会文明的文化结晶,智慧而聪明的中国人创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谚语,如“人不为利谁肯早起”、“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等等,所以春秋战国时代,才总结出“得人之道,莫如利之”的“经世济民”的策略。英人亚当8226;斯密,据之写出了《原富论》的巨著,奠定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基础。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认识的逐渐深化,又得出与“利”相关的“名”的概念。到了唐代的陆贽,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才提出了“诱人之利,唯名与利” 的远卓识见。古语今释,意思就是“要想调动人的积极性,只有名、利而已。”去掉古代名、利二字的历史灰尘,古为今用,正好契合今天提倡的“精神文明”(名)建设和物质文明(利)建设的实质内容;从“洋为中用”角度来思考,西方管理在激励理论上的“激励”一词是“物质刺激”和“精神鼓励”的合成词。西方人强调“物质刺激”,中国人提倡“物质文明建设”,他们说“精神鼓励”,我们讲“精神文明建设”。前者太直白乏味,后者则赋有哲理,然而,却是“一虑百致,同归殊途”的写照。

3、义利辩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惜人力、物力,一个心眼儿地向西方(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诸国)学习,现在已经开始明白了原来“羊毛是长不在牛身上的”的道理,就拿企业体制改革来说,把西方的“公司制”拿来当“蓝图”杜撰了一个16字真言——“产权清晰,责任明确,科学管理,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但是“产权”这一概念乃是体现私有资本制度的泊来品,这一撮“羊毛”能长在中国企业的身上吗?在改革的道路上还有一段漫长道路要走的时候,就想立即办成像资本主义那样的市场经济的企业体制,行吗?这是不是又走上了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试问:在中国实施“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 the Theory of Enterprise Stakeholder)”进行企业管理能在国内行得通吗?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人必须肃清人性中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错误观念,牢固树立体现政治文明的“义利辨证观”。 

首先应该对中文“公”与“私”的正确观念予以澄清,才能科学地判定“自私”与“自利”的准确含义。

 古代先哲以“八厶(《说文解字》:“奸邪也。韩非曰:‘苍颉作字,自营为厶,凡厶之属,皆从厶。’‘私’的古字。”)为公”的观念创造出一个汉语“公”字,用现代数学语言说:“公是厶(私)的微分的积分。”用易经的话说:“知柔知刚,知微知彰”,没有微观的“私”,怎能有宏观的“公”呢? “公”是许多“私”(古人以“八”示多的意思;另《说文》解: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猶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的集成,和“自利”就成为同义语了。所以否定“私”也就是否定了“自利”,“公”就成了“乌托邦(utopian)”;也是极左思潮的根源所在。

 从而,就可以进一步探清“自私”和“自利”的真意了。

 “自私”是个贬义词,乃是“只为个人打算,不管别人死活”的意思,正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所描写的那样。英文也很有意思,叫“selfish”,即“自己吃鱼”,吃不了,放“臭”啦!也不给别人吃!而“自利”(self-interest)就不一样了,其实质就是古字的“私”(左‘禾’右‘厶’,表示‘自己种的庄稼自己吃’,充分体现‘按劳取酬’,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意。

 所以“私即厶”,乃褒义词,是天性,是动力。反对的应该是“自私”;但不能反对赋有“私”意的“自利”。

但是“自私”和“自利”连起来成为“自私自利”这一概念,就是贬义的了。也在反对之列!

 此外,还要把“重义轻利”作为管理的基本原则。义、利关系处理是否恰当,是封建时代管理的重要内容。历代思想家反复研究,反复讨论,也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利字,左“禾”右“刂(立刀)”。以刀割禾,表示收成、收获。对于农业生产来说,这是最主要的物质利益。

 (1)“利”和“义”的本意与通意

 义字,繁体作“義”,上羊、下我。王国维考证认为:“‘我’字疑像兵器形,即手中持戈(喻为刀)对着‘羊’”[2]。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有了不同的理解:首先,当然可以把它理解为杀羊、宰羊。其次,有的人理解为“人执戈矛守卫羊群”[3],也有人根据《中庸》的“义者宜也”。语释:“宜”的意思,就是做事要做到恰到好处。原来“宜”的本义是切肉,于是推出义的本义为杀[4]。所以儒家所谓仁义是一对矛盾:仁者爱人;义者杀人。 

“宜”如果是切肉,切肉不等于杀人。如果“义”和“宜”可以在切肉上统一起来,那么,义就是切羊肉的意思。羊肉在古人看来是美味佳肴,所以有“挂羊头卖狗肉”的说法。烤羊肉味道更佳,所以美字是“上羊、下火”火烤羊肉。那么,切羊肉自然是均匀分配最美好的东西。这样,义的本义就是“杀羊分肉,均匀分之”的意思。从而,我们发现:“利”是收获的成果,“义”是均匀分配。

 利,后来引申为一切利益、好处。义,引申为合理分配,再引申,只要合理就是义,不限于物质的分配。“利”是泛指各种利益,“义”指合理的行为,这就是后代儒家使用“利”和“义”的通意。笔者认为:研究中国思想史,阅读古籍时,寻求字意,重要的是了解其通意,不一定寻求字意,才能“古为今用”。

(2)义以生利,义利统一

 《荀子·大略》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

 “利”是收获财物,“义”是分配产品。义利关系最初相当于现在所谓生产与分配关系。春秋时代晋国大夫里克说:“夫义者利之足也;贪者怨之本也。”废“义”则“利”不立,厚“贪”则怨生(《国语·晋语二》)。“鼎”是由足支撑着的,“利”是由“义”支撑着的。没有“义”,“利”就立不起来。所以说“义”是“利”的足。植物的“根”叫本。管理者如果有私心,在分配中自己多占了,这种不合理就会产生出“怨”来。百姓的埋怨产生于管理者贪心。里克将“贪”与“义”对比着,说明“贪”是贪心多占,而“义”则指合理分配,不多占。管理者贪心多占,百姓埋怨,生产的积极性不高,严重影响生产效率;相反,如果管理者大公无私,合理分配,那么百姓就心情舒畅,积极性高涨,生产效率会大大提高。生产的物质财富多了,又能合理分配,每个人所得到的“利”也都相应地增加了。这就是“义”能够生“利”的道理。“义”以生“利”,“义”是手段,“利”是目的,义、利是统一的。本文认为:“义以生利,义利统一”观,实乃研究《建立“现代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 》这一课题的理论基础。

 (3)现代管理学中的义利观 

古代不断讨论义、利关系问题,现代仍然需要研究义、利之辩。

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只要是人类社会,都需要进行物质财富的生产,都要有满足生活需要的物质财富,这就是利;这些物质财富都要以某种方式进行分配,任何时代都有相应的分配方式,而这些分配方式对当时社会状况来说,都是相对合理的,这就是义。如果离开具体的社会状况,来抽象地谈“合理分配”,都是无法说清楚的。解放后,三十年极“左” 路线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的经验教训,正好作为本论证的脚注。

 任何社会都有物质财富并需要按一定的形式进行分配,那就是义利关系问题。所以,处理义利关系是社会管理者(政府的官员)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提高到“政治文明建设”的高度来看。

 如何处理义、利关系,首先是物质财富的分配方式与多少,就是“义”的要求。其次,“义”扩大到其他领域,即处理一切人事关系,都要有相应的“义”的原则。作为管理者不仅要知道如何发展生产,增加收益,而且要善于处理物质利益分配以及其他利益的合理布局。关于这一方面,儒家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最值得本研究强调的有以下数端: 

1.要进行义、利关系方面的教育,晓以大义,不争私利;

2.管理者要以身作则,以义制欲,领着大家尚义,好义;

 3.在分配上要有区别,奖赏勤劳的、贡献大的,特别是哪些善于动脑筋想出好办法、提出好主意的人和助人为乐、以企业为家的、全心尽力的实干家。让他们成为合理合法的收获者。

 4.分配差别主要体现贡献大小,从精神上予以肯定鼓励,而不是等价的商品交换。所以,必须有差别,差别却不宜过大。这都是原则性的,多少为宜,均视实际情况而定。

 5.处理其他利益,也以物质的原则为基础,既有差别,又不过大。

 6.在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中,宣传应着重于后者,处理好两者结合,既要精神鼓励,又要物质奖励。受到领导表扬和奖赏的人,在“群众”中常常被嫉妒、挨骂,是要注意防止的不协调现象。

 处理义利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既要坚持原则的严肃性,又要注意处理的灵活性。古代儒家称之为“经权”关系,他们认为要执经用权,才能处理恰当。

[1]斗‘筲’(over sensitive)。“筲”,一种容器,仅容‘一’斗二升。因为斗和“筲”都是很小的容器,比喻气量狭小和才识短浅。

[2] 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编》卷12,第8页背面“我”字系列

[3] 周辅成:《孙子的伦理思想》也可以

[4] 庞朴:《儒家辩证法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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