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管理实践欲出今日蹒跚，当求索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
尹毅夫
第二节 儒家人学的现代观
1、人性论——管理的理论依据
认识人性，才能知道如何管理人。因此，人性论就是管理的理论依据。
孔子讲：“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差别不大。在后天的生活中，人性差别就扩大了。根据这种理论，孔子强调后天的教育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提出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一名言的本源。
孔子以后，儒家关于人性论有许多种不同的见解，主要有四种：
（1）性善论与管理思想
孟子根据人性都是善的，提出“仁政”的管理方针。其核心就是“以德服人”。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shan）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以德服人才能得民心，得民心就能得天下，要实行仁政、德治的管理方针，需要做许多配套的工作，首先要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使他们有恒产有恒心，其次要进行现代伦理的教育，提高遵循伦理的自觉性；再次，要把道德高尚、能力较强的人安排在各级领导岗位上。总之，要实行仁政管理，管理者必须竭尽爱心，为被管理者兴利除害。“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也就是说，实行仁政，关键在于管理者是否有仁心。孟子说要“放心”，要“善养吾浩然之气”。在出现问题的时候，首先要“反身而诚”，检查自己的责任。孟子对管理者的个人素质是要求比较高的。不但需要高尚道德，“徒善不足以为政”（《孟子·离娄上》），而且需要高水平的管理能力。这都是“性善论”决定的。对比西方行为管理学的“Y理论”的内涵，优劣可谓“泾渭分明”。然而，如能长短互辅，使其产生综效（synergetic efficiency），岂非更好。
（2）性恶论与管理思想
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善是教育的结果。人的本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性恶》）。他的学生韩非和李斯从性恶论引出以法治国的法家理论，以至礼义教化被忽视，走向极端。但是，无论法制如何健全，人不肯实施，不会实施，法制也就成了一纸空文，怎么能“自行”呢？法制需要健全，但健全的法制也并非万能。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则是最根本的。这就是当今强调“以法治国”多年以后，终于又提出“以德立国”的原因所在。西方行为管理学的“X理论”只把人视为“经济”人，太浮浅了。
（3）性“未善论”与管理思想
西汉董仲舒认为人性中有善的因素，但开始并不能算善人。只有经过教化，才能把“未善”的性加工成善性。以谷子作比喻，谷子中有米，但谷子不是米，只有经过加工，去掉谷壳，才能成米。这就是性“未善论”。
按这种人性论，管理的重点在于教化，在于德治。也就是把谷子加工成米，把“未善的性”教化成善性。刑罚也设置着，准备惩治那些不接受教化的极少数的“斗‘筲’[1]之徒”的人。对“中民”一般不用刑罚。这种管理归纳起来就是多做正面的教化工作，少进行惩罚。德教为主，刑罚为辅。
西方行为管理学虽有“社会人”的人性论，绝没有上述精辟。
（4）性三品论与管理思想
唐代韩愈对性三品论作了最为系统、完整的论述。他认为，性包括仁、义、礼、智、信五种成分，谓之五常，是人生来就有的。“情”包括喜、怒、哀、惧、爱、欲、恶七种表现，是人接触外界以后才产生的。五常之性在每个人中是不一样多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上中下三品。韩愈说：“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善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原性》）
上品只有善，下品就是恶，中品可以引导向上成善，也可以引导向下成恶。人有三品之性，如何管理呢？韩愈说：“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同上）上品之性的人参加学习，就会更加聪明。下品之性的人害怕法律的威力而减少犯罪。所以说上品的可以教化，下品可以制服。这也就是说，对一部分人进行教化，对另一部分进行法制。对整个社会的管理，则是教化与法制相结合。这是各种形态的社会管理者都采用的两手，在封建社会则更加明显。在封建社会之前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教化”少而法制多一些，在封建社会以后，教化逐渐增多，而刑罚也将逐渐减少、减轻。这是文明发展的必然。
西方行为管理学的“复杂人”的人性论说，不过浅尝辄止而已，对比“性三品论”的厚积薄发，中国哲思博大精深昭然若揭了。
2、自利观——社会经济活动的驱动力
为了剖析问题的本质，必然牵扯到与人情相关的人性问题上来了。人情源于人性，人都是“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的，这也就是先秦诸子之一的管仲在《管子》一书中描绘“自利观”的“趋利避害”（approach the benefit and avoid the harm）。所以管子把“自利”作为说明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指导原则，他说：
人的本性是：“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千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执）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复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管子.禁藏》）
好一个自然主义的个人自利境界，虽亚当·斯密所描绘的伦敦桥畔的清晨熙来攘往的情景，亦不过如是！
既然人性是趋利而避害的，为政者就必须顺民所欲，故“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
总之，人民的物质生活必须得到满足，如果人民的物质生活欲望不能得到满足，不能“足其所欲，赡（音：‘善’）其所愿”（《管子·侈靡》）。硬要“强拧的瓜”是“甜的”，岂有可能？！实际因为“伤心者不可以致力” （《管子·侈靡》）。
研究至此，则应聚焦到一点：“利”字的真谛何在？
汉字“利”属会意字（associative compounds, which are formed by combining two or more elements, each with a meaning of its own, to create a new meaning）。“禾”与“刂（立刀）”合成为“利”，可以理解成用“镰刀”收割“庄稼”，其结果谓之收获。这是体现古代农业社会文明的文化结晶，智慧而聪明的中国人创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谚语，如“人不为利谁肯早起”、“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等等，所以春秋战国时代，才总结出“得人之道，莫如利之”的“经世济民”的策略。英人亚当8226;斯密，据之写出了《原富论》的巨著，奠定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基础。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认识的逐渐深化，又得出与“利”相关的“名”的概念。到了唐代的陆贽，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才提出了“诱人之利，唯名与利” 的远卓识见。古语今释，意思就是“要想调动人的积极性，只有名、利而已。”去掉古代名、利二字的历史灰尘，古为今用，正好契合今天提倡的“精神文明”（名）建设和物质文明（利）建设的实质内容；从“洋为中用”角度来思考，西方管理在激励理论上的“激励”一词是“物质刺激”和“精神鼓励”的合成词。西方人强调“物质刺激”，中国人提倡“物质文明建设”，他们说“精神鼓励”，我们讲“精神文明建设”。前者太直白乏味，后者则赋有哲理，然而，却是“一虑百致，同归殊途”的写照。
3、义利辩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惜人力、物力，一个心眼儿地向西方（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诸国）学习，现在已经开始明白了原来“羊毛是长不在牛身上的”的道理，就拿企业体制改革来说，把西方的“公司制”拿来当“蓝图”杜撰了一个16字真言——“产权清晰，责任明确，科学管理，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但是“产权”这一概念乃是体现私有资本制度的泊来品，这一撮“羊毛”能长在中国企业的身上吗？在改革的道路上还有一段漫长道路要走的时候，就想立即办成像资本主义那样的市场经济的企业体制，行吗？这是不是又走上了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试问：在中国实施“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 the Theory of Enterprise Stakeholder）”进行企业管理能在国内行得通吗？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人必须肃清人性中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错误观念，牢固树立体现政治文明的“义利辨证观”。
首先应该对中文“公”与“私”的正确观念予以澄清，才能科学地判定“自私”与“自利”的准确含义。
古代先哲以“八厶（《说文解字》：“奸邪也。韩非曰：‘苍颉作字，自营为厶，凡厶之属，皆从厶。’‘私’的古字。”）为公”的观念创造出一个汉语“公”字，用现代数学语言说：“公是厶（私）的微分的积分。”用易经的话说：“知柔知刚，知微知彰”，没有微观的“私”，怎能有宏观的“公”呢？ “公”是许多“私”（古人以“八”示多的意思；另《说文》解：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猶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的集成，和“自利”就成为同义语了。所以否定“私”也就是否定了“自利”，“公”就成了“乌托邦（utopian）”;也是极左思潮的根源所在。
从而，就可以进一步探清“自私”和“自利”的真意了。
“自私”是个贬义词，乃是“只为个人打算，不管别人死活”的意思，正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所描写的那样。英文也很有意思，叫“selfish”，即“自己吃鱼”，吃不了，放“臭”啦！也不给别人吃！而“自利”（self-interest）就不一样了，其实质就是古字的“私”（左‘禾’右‘厶’，表示‘自己种的庄稼自己吃’，充分体现‘按劳取酬’，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意。
所以“私即厶”，乃褒义词，是天性，是动力。反对的应该是“自私”；但不能反对赋有“私”意的“自利”。
但是“自私”和“自利”连起来成为“自私自利”这一概念，就是贬义的了。也在反对之列！
此外，还要把“重义轻利”作为管理的基本原则。义、利关系处理是否恰当，是封建时代管理的重要内容。历代思想家反复研究，反复讨论，也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利字，左“禾”右“刂（立刀）”。以刀割禾，表示收成、收获。对于农业生产来说，这是最主要的物质利益。
（1）“利”和“义”的本意与通意
义字，繁体作“義”，上羊、下我。王国维考证认为：“‘我’字疑像兵器形，即手中持戈（喻为刀）对着‘羊’”[2]。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有了不同的理解：首先，当然可以把它理解为杀羊、宰羊。其次，有的人理解为“人执戈矛守卫羊群”[3]，也有人根据《中庸》的“义者宜也”。语释：“宜”的意思，就是做事要做到恰到好处。原来“宜”的本义是切肉，于是推出义的本义为杀[4]。所以儒家所谓仁义是一对矛盾：仁者爱人；义者杀人。
“宜”如果是切肉，切肉不等于杀人。如果“义”和“宜”可以在切肉上统一起来，那么，义就是切羊肉的意思。羊肉在古人看来是美味佳肴，所以有“挂羊头卖狗肉”的说法。烤羊肉味道更佳，所以美字是“上羊、下火”火烤羊肉。那么，切羊肉自然是均匀分配最美好的东西。这样，义的本义就是“杀羊分肉，均匀分之”的意思。从而，我们发现：“利”是收获的成果，“义”是均匀分配。
利，后来引申为一切利益、好处。义，引申为合理分配，再引申，只要合理就是义，不限于物质的分配。“利”是泛指各种利益，“义”指合理的行为，这就是后代儒家使用“利”和“义”的通意。笔者认为：研究中国思想史，阅读古籍时，寻求字意，重要的是了解其通意，不一定寻求字意，才能“古为今用”。
（2）义以生利，义利统一
《荀子·大略》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
“利”是收获财物，“义”是分配产品。义利关系最初相当于现在所谓生产与分配关系。春秋时代晋国大夫里克说：“夫义者利之足也；贪者怨之本也。”废“义”则“利”不立，厚“贪”则怨生（《国语·晋语二》）。“鼎”是由足支撑着的，“利”是由“义”支撑着的。没有“义”，“利”就立不起来。所以说“义”是“利”的足。植物的“根”叫本。管理者如果有私心，在分配中自己多占了，这种不合理就会产生出“怨”来。百姓的埋怨产生于管理者贪心。里克将“贪”与“义”对比着，说明“贪”是贪心多占，而“义”则指合理分配，不多占。管理者贪心多占，百姓埋怨，生产的积极性不高，严重影响生产效率；相反，如果管理者大公无私，合理分配，那么百姓就心情舒畅，积极性高涨，生产效率会大大提高。生产的物质财富多了，又能合理分配，每个人所得到的“利”也都相应地增加了。这就是“义”能够生“利”的道理。“义”以生“利”，“义”是手段，“利”是目的，义、利是统一的。本文认为：“义以生利，义利统一”观，实乃研究《建立“现代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 》这一课题的理论基础。
（3）现代管理学中的义利观
古代不断讨论义、利关系问题，现代仍然需要研究义、利之辩。
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只要是人类社会，都需要进行物质财富的生产，都要有满足生活需要的物质财富，这就是利；这些物质财富都要以某种方式进行分配，任何时代都有相应的分配方式，而这些分配方式对当时社会状况来说，都是相对合理的，这就是义。如果离开具体的社会状况，来抽象地谈“合理分配”，都是无法说清楚的。解放后，三十年极“左” 路线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的经验教训，正好作为本论证的脚注。
任何社会都有物质财富并需要按一定的形式进行分配，那就是义利关系问题。所以，处理义利关系是社会管理者（政府的官员）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提高到“政治文明建设”的高度来看。
如何处理义、利关系，首先是物质财富的分配方式与多少，就是“义”的要求。其次，“义”扩大到其他领域，即处理一切人事关系，都要有相应的“义”的原则。作为管理者不仅要知道如何发展生产，增加收益，而且要善于处理物质利益分配以及其他利益的合理布局。关于这一方面，儒家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最值得本研究强调的有以下数端：
1．要进行义、利关系方面的教育，晓以大义，不争私利；
2．管理者要以身作则，以义制欲，领着大家尚义，好义；
3．在分配上要有区别，奖赏勤劳的、贡献大的，特别是哪些善于动脑筋想出好办法、提出好主意的人和助人为乐、以企业为家的、全心尽力的实干家。让他们成为合理合法的收获者。
4．分配差别主要体现贡献大小，从精神上予以肯定鼓励，而不是等价的商品交换。所以，必须有差别，差别却不宜过大。这都是原则性的，多少为宜，均视实际情况而定。
5．处理其他利益，也以物质的原则为基础，既有差别，又不过大。
6．在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中，宣传应着重于后者，处理好两者结合，既要精神鼓励，又要物质奖励。受到领导表扬和奖赏的人，在“群众”中常常被嫉妒、挨骂，是要注意防止的不协调现象。
处理义利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既要坚持原则的严肃性，又要注意处理的灵活性。古代儒家称之为“经权”关系，他们认为要执经用权，才能处理恰当。
[1]斗‘筲’（over sensitive）。“筲”，一种容器，仅容‘一’斗二升。因为斗和“筲”都是很小的容器，比喻气量狭小和才识短浅。
[2] 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编》卷12，第8页背面“我”字系列
[3] 周辅成：《孙子的伦理思想》也可以
[4] 庞朴：《儒家辩证法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