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本文用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扩展和修正了刘易斯模型，并以之作为分析框架，描述了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发展路径和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揭示了改革开放的制度变革效应，如何通过人口红利的利用、比较优势的发挥、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和参与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本文还通过观察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最新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转折点做出预测，分析了在这一转折点到来之际，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将面临哪些挑战，以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在认识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阶段做出判断，揭示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特征，特别是具有转折意义的特征，是理解经济发展过程，从而形成具有方向性和针对性的政策思路的关键。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在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变化中，呈现出了一系列具有长期影响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变化特征的主要环节是：人口转变显现出它长期隐藏的经济含义，即通过对生产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影响，正在耗竭着长期以来所依赖的经济增长源泉——单纯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并且相应地创造了调整城乡关系、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加快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由于这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是个双刃剑，既可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迈向一个新阶梯的催化剂，也可能使中国经济发展陷入一个均衡陷阱，因此，只有科学地认识这个新阶段，才能最大限度地将其转化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本文用中国经济增长经验修正和发展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模型，并以此作为分析框架，剖析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阶段性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和制度创新的含义，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 刘易斯转折点的经济发展含义
刘易斯（Lewis, 1954）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时，舍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力不是无限供给的假设，把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区分为两个部门，我们这里将其分别称作“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1]。在传统经济部门中，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众多从而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或者说，在这个部门中，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十分低下。由于这个部门的存在，现代经济部门在增长和扩大的过程中，可以用不变的工资水平不受限制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因此，在这样一个增长模型中，制约经济增长的惟一因素是资本的积累。按照刘易斯和罗斯托（2001，第8页）的说法，经济发展的核心就是如何在现代经济部门持续实现一个特定水平的储蓄率或投资率。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很长时间内就呈现一种二元经济格局，一方面是以维持生计的工资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的传统经济部门，另一方面是由积累率制约的不断扩张的现代经济部门。直到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把传统经济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增长才逐步被合成为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增长。因此，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而经济增长本身是这个转折点到来的根本原因。
研究经济发展的主流理论，不仅认为先行的发达国家不具有二元经济的特征，而且也主要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出发，探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发展经验，因此，二元经济理论模型长期以来并没有被广泛地应用来解释经济发展现象（Ranis, 2004），关于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向劳动力短缺的转折点的研究更是乏善可陈。尽管如此，无论是通过经济学文献还是通过直接的观察，我们仍然可以归纳出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若干标识性变化。下面，我们分别阐述作为转折原因和结果的两个基本标识。
首先，人口出生率下降引起的人口转变过程的完成。人口转变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变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是传统经济部门劳动力剩余，从而二元经济发展中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主要源泉。也就是说，在健康和卫生水平的改善导致了死亡率大幅度下降的同时，生育率下降的反应要滞后很多，造成人口增长率提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长期处于很高的水平。但是，人口转变的规律表明，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开始发生改变，“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则进一步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这时，作为无限劳动力供给的一个源泉，人口因素不再助长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刘易斯（1989）本人就曾经根据人口转变的这种变化，对日本经济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时间进行过预测。
其次，劳动力短缺促成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提高。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理论范式，表面上是对性质不同的两个部门的划分，实际上，从经济逻辑上更主要的是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Fields, 2004）。虽然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迁移，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标志性现象（Todaro, 1969），但是，由于在前一部门存在的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从而劳动边际生产力极其低下和工资具有的分享特征，以及在现代经济部门工会和政府政策的作用，两个部门的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从分割到一体化的变化，产生于农业中工资增长率的相对提高。农业作为传统经济的代表性部门，也作为以不变工资率为现代经济部门源源不断提供劳动力的基础部门，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工资水平长期处于生存水平。当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大把农业中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时，如果前者继续产生对劳动力的需求，工资则必须上涨，相应地引起农业中工资水平的提高。由此引起的一个现象则是，农业工资与生产率的关系越来越符合经济学的理论预期（有关的经验论证，请参见Watanabe, 1994）。
二、 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发展
从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城乡劳动力市场处于制度性分割状态，以及因此形成的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工资水平长期停滞等特征来观察，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增长类型。但是，与典型的刘易斯模式相比，中国的二元经济增长又有其显著的特色，表现为改革开放之前，二元经济发展同时又是计划经济式的增长；而在改革开放时期，二元经济发展是与经济体制转轨相伴随的。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农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籍政策等制度安排，却阻止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流动，微观激励机制上的严重缺陷和资源配置上的无效率，导致计划经济下的中国经济虽然实现了一定的增长率，却没有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是负数（帕金斯，2005）。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推动了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在1978-2004年期间，中国GDP以年平均接近10%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在这个期间也开始具有了二元经济发展的特征。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与改革开放效应相关的经济增长因素，来描述一个中国特色的转轨中的二元经济增长。
首先，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在整个改革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持续增加，比重不断上升，因而人口抚养比相应下降。这种人口结构特征，一方面保证了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另一方面提高了资本积累率。由此形成的这种人口红利，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得以释放，并且通过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作为比较优势得以实现，从而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过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计量表明，如果用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结构所具有生产性的代理指标的话，改革期间总抚养比的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为27%（王德文等，2004）。人口红利得到充分利用的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劳动力成本保持相对低廉。这个过程表现出鲜明的二元经济增长特征，工业化过程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得到充分保障，同时，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就业面的扩大，而不是通过工资水平的上涨实现的。
从表1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农村外出打工劳动力的规模不断扩大，2004年超过1亿人[2]。根据2001年和2005年对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两次调查[3]，我们得到了这两个年份城市农民工的平均年工资分别为12894元和16578元。利用这两个工资水平，我们可以估计出两组农民工工资变化的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假设在1997-2004年期间工资水平没有发生变化[4]。第二种情形是按照我们实际观察的结果，假设农民工工资是逐年提高的，并按照调查得到的2001-2005年期间的工资变化率推算各年的农民工平均工资水平。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变化趋势看，要么是假设没有提高，而在假设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其增长速度并不是很快。然而，用上述两个工资水平乘以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总量，我们可以获得两组农民工外出打工总收入，即表中“打工收入（I）”和“打工收入（II）”，2004年为13229亿元到15980亿元之间。这个事实的另一个侧面，则是农民家庭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2003年以后这个比重没有再上升，显然是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以及其他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的效果所致。
表1农户从劳动力流动中获得的收入
资料来源：农户工资性收入比重来自于国家统计局（2005）；外出劳动力平均工资来自于“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迁移人数来源请参见蔡昉（2006）。
其次，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常反映产出增长中不能为生产要素的投入所解释的部分，包括来自微观技术效率改进和来自资源配置效率改进两个组成部分。经济改革不仅通过在微观经营环节改善激励机制，提高了技术效率，还通过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获得了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已有的许多研究（如帕金斯，2005；Wu, 2003），都证明了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以及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率的提高。还有研究具体估计了不同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且把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改进和微观技术效率改进两种效应，发现前者对1978-1989年期间GDP增长率的贡献率为21%，而后者只有3%（蔡昉、王德文，1999）。显而易见，中国经济的生产率的提高，是在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的。
第三，对外开放为中国提供了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是国际贸易的空前发展。中国在劳动力的质量和价格上体现出来的资源比较优势，通过确立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而得到发挥。在改革开放的近30年中，在世界贸易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对外贸易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例如，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量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分别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强，以翻几番的速度提高到2004年的6%以上。此外，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流动与配置，为中国提供了来自外部的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能力。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早期阶段，资金不足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制约。因此，那个时期的外资具有填补国内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效果。随着国内储蓄率的迅速提高，以及相应而来的资金满足程度的提高，引进外资的速度不仅没有放慢，反而呈加速趋势。在中国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阶段上，引进外资主要不再是填补资金不足，而归根结底就是利用国际投资者的资源配置能力。
三、 发展阶段性特征与转折点
中国经济在改革时期之所以能够充分获得人口红利，除了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制度环境之外，还在于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促成了人口转变的提前完成。通常，在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和时间差，相应形成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和老年抚养比高的特征（Williamson, 1997）。具体来说，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的时滞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于上升期，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例相应提高。随着生育率下降，经过一个时间差即大约20年的时间，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开始上升。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导致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随后逐渐开始人口老龄化。由此分别形成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先上升后下降两条继起的变化曲线。
利用历史数据和预测结果，我们可以完整地观察到这个人口转变在中国的变化过程和趋势。如图1显示，继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从80年代也开始了下降的过程，并且在本世纪以来下降速度明显加快，预计在2017年左右停止增长。如果我们把劳动年龄人口看作了劳动力供给的基础的话，上述趋势也就意味着在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初见端倪。2004年开始出现的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并且推动了普通劳动力工资的上涨。与此同时，城市失业率攀升和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也得到遏止（蔡昉、王美艳，2006）。这些都是可以印证上述判断的一些劳动力市场变化征兆。
图1 人口转变及其引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United Nations (2005),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4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把对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预测结合起来观察，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征兆则更加明显。为了做一个简单的预测，我们可以对“十一五”期间的非农产业增长及其就业弹性做出不同的假设。首先，对非农产业增长率分别做出8%（低增长率）、9%（中增长率）和10%（高增长率）三种假设。其次，对非农产业的就业弹性分别按照1991-2003年平均水平做出0.297的高弹性假设，以及比该平均值低半个标准差的低弹性假设0.230。非农产业发展的新增劳动力需求，将是这几个假设值的组合。与劳动年龄人口总量预测值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在设定的高位非农产业增长率和高位非农产业就业弹性的情况下，从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将持续低于非农产业劳动力需求量，而且两者差距逐年扩大。在其他各种假设的情况下，在2010年之前，也分别出现新增劳动力数量低于劳动力需求数量的情况（蔡昉，2006）。
四、 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正如在第一部分讨论过的，刘易斯转折点不仅是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的一个时点的表达，其背后更具有丰富的经济发展含义。长期以来，中国处于一种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力无限供给更是其典型特征。换句话说，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还是企业的产业组织选择和技术选择，或者整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形成，都是在这种结构特征下进行的。一旦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人们以往并不熟悉的发展环境。如何在这种变化了的环境下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需要进行一系列制度创新。下面，我们依次讨论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际，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需要进行的制度调整。
首先，刘易斯转折点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以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新古典增长理论预期在劳动力供给有限，从而存在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条件下，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必然要求技术进步引起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Solow, 1956）。历史上，苏联经济虽然取得过出人意料的高速增长绩效，但是，这种单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方式，最终没有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因此，当亚洲四小龙创造了高速增长的“东亚奇迹”时，遭到了众多西方经济学家的质疑，并断定了其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如Young, 1992；Krugman, 1994）。但是，他们忽略了东亚经济由于成功实现了人口转变，在不存在其他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的条件下，劳动力供给不仅没有构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反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并使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的时间向后延缓[5]。而随着这些经济体迎来它们增长的刘易斯转折点，其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明显加快，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加大（Bhagwati, 1996），最终实现了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到依靠生产率提高的转变。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在经历了改革后一段时期从负到正的提高之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表现并不理想。例如，一项研究显示，1979-1995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4.63%，1996-2001年期间下降到只有0.60%（郑京海、胡鞍钢2004）。另一项研究表明，1978-1993年期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7.0%，其中，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做出的贡献超过1/2，其他部分的贡献来自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而在1993-2004年期间，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为7.8%，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只有1/3，来自资本-劳动比率提高的贡献明显提高（Kuiijs and Wang, 2005）。出现这样的现象，与当年亚洲四小龙最初生产率没有提高的理由十分相象，即由于人口红利的存在，劳动力数量、质量和价格具有明显的优势，并得以形成和保持很高的储蓄水平和资本积累率，使得这种主要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传统增长方式赖以作用的条件就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方式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的转变迫在眉睫。
其次，刘易斯转折点要求形成一个新的收入分配模式。库兹涅茨（Kuznets, 1955）假设存在着一个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关系的倒U字型曲线。虽然有众多的实证反例，收入分配状况在时间上呈现一定的变化轨迹的确是事实，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存在着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联。既然都是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描述，库兹涅茨关于收入不平等先上升后下降的转折点，与刘易斯转折点之间也必然存在着一定的逻辑联系。从理论上讲，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消失，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相应提高，在新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下，经济增长对普通劳动者即原来的低收入群体的需求扩大，导致其工资水平相对于其他群体提高更快，其结果则是社会收入的不平等程度降低（Freeman, 1993; Fields, 2004）。从实证角度讲，库兹涅茨观察到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主要由于低收入群体收入份额提高，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降低（Kuznets, 1955）。
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的较低阶段上，资本是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而劳动力是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因此，资本要素的市场回报相对高，劳动力的市场回报则相对低，社会收入通常有利于资本的所有者，而不利于劳动力的所有者。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受到收入分配的构成方式的影响。如果我们把社会收入划分为资本要素收入和劳动要素收入两个部分的话，前者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大于后者。如果资本收入在全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比较大，就会形成较大的收入不平等。相反，如果工资收入在全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比较大，则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效果。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资本的相对稀缺程度相应下降，从而一个社会的就业更加充分的条件下，在全部收入分配中，劳动工资的收入份额就比较高，资本收入份额则相对降低，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倾向于更加平等。但是，这种变化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而是有赖于社会能否顺应发展阶段的要求，创造一个充分就业的环境。
第三，刘易斯转折点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制度需求。许多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社会经济政策和政府参与其中的制度安排，对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结果有直接的影响（Krugman, 2006），而影响利益分配格局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又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劳动力市场长期供求关系的变化，相应地带来不同群体对政策影响力的方式，从少数人占主导的“数量悖论”到多数人发挥作用的“供求法则”的转变（Olson, 1985; Anderson, 1995），从而一系列利益格局的均衡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内容涉及不同社会阶层影响政府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相对谈判地位，以及由此引起的城乡之间资源流动关系、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关系等诸方面。
在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具有现代经济部门特征的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引起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流动，为前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供给。由于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既不具有影响工资决定的集体谈判权，也无从影响地方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因此，在这个发展阶段上，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着一系列的制度性障碍。其中，最根本的制度安排是把城乡劳动力市场割裂开的户籍制度。由于这些制度性障碍的存在，地方政府往往把城市的就业压力归咎于外来劳动力的竞争，从而人为控制着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开放程度，形成排斥外来劳动力的周期性政策倾向（蔡昉等，2003）。每当转移劳动力遇到系统性政策阻挠时，他们只好退回到农村的承包土地或其他家庭经营上面，而农业和农村家庭经济则周期性地执行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功能。这种中国特色的“工资分享制”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临时性、农户收入的不稳定，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存在。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已经具备。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历史上，系统性的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通常都成为改善劳资关系、缩小收入差距、政府立法和社会政策转向有利于普通劳动者阶层的转折点。但是，国际经验也表明，如果政府的政策不能顺应发展阶段变化的要求做出正确的调整，二元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对普通劳动者的歧视性制度安排继续存在下去，将会引起劳动者阶层的严重不满，进而导致剧烈的社会冲突[6]。
五、 结语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通过一种有自身特色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的。一方面，各种有利的经济增长因素被充分地加以利用，创造了持续近30年的高速增长奇迹。另一方面，特定的发展时期所具有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也导致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实现从主要依靠常规生产要素的投入，到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的模式的转变。同时，经济增长本身也未能自动解决二元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随着人口转变新阶段的到来，中国经济迎来其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逐渐消失。由于二元经济结构不仅表现为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之间的分野，更是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一种特征性概括，因此，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同时意味着对制度创新的紧迫需求，也就是说，解决发展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充分、收入不平等、劳动者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的条件逐渐成熟。正确判断和认识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特征，并且顺应这种发展阶段转折时期的内在逻辑，推进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问题，对于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促进社会和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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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ing A Triumphal Span:
How Far Is China Towards Its Lewisian Turning Point?
Cai Fang
Abstract
Under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Lewis model revi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inese experience, this paper narrates a stylized fact of the duali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aper reveals several major growth effects accomplished in the course of the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up – gain from the demographic pidend, realization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improvement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participa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By predicting the long-term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and for and supply of labor force, the paper dopes an approaching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ames a host of challenges facing the sustained growth in China.
[1] 刘易斯使用的划分是“维持生计的部门”（主要指传统农业）和“资本主义部门”（主要指现代工业），但是，他也指出，前者并不仅限于农业经济，也包括其他具有分享收入特征的传统部门，而后者的核心不在于经济制度本身，而在于工资决定依据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此外，库兹涅茨（1997）也使用了“农业经济”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划分。本文做出的选择既是为了统一起见，也是为了使这种划分更具有一般意义。
[2] 也有一些不同的调查，显示农村外出劳动力的规模更大。例如，农调总队（2005）的调查表明，2004年外出农村劳动力为1.18亿人。
[3] 这两次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进行的。2001年的调查包括5个城市，2005年的调查包括12个城市。
[4] 例如，李德水就认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工资长期没有提高，和他们父辈20多年前外出打工时的收益水平相差不大（人民网，2005）。
[5] 一些经济学家称这种效应为人口红利，并实际估计了该因素对东亚奇迹的贡献（Williamson, 1997）。
[6] 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就是一个具备了一系列必要的变革条件，但制度调整没有做出相应的正确反应，从而导致社会冲突的典型例子（Freeman, 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