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李海仓被害，刘恩谦被杀，乔金岭自杀，周正毅落马，杨斌判刑，胡志标坐牢，刘波“外逃”，仰融落魄美国，艾克拉木神秘“蒸发，孙大午被“冤”……2003，中国富豪所遭遇的生死记录，是历年来所没有的，是什么把他们分别推向了悲剧式的命途。在一个又一个的恶性的突发事件后，所引发的震荡，将留下的是何样的昭示？
2003年就这样转眼即逝的过去了，快得都不容得我们停下来对所发生一切有认真的回眸。
2004年还没等我们做好充足的准备，就已一页一页地翻开。
把握明天、把握未来就要对昨天做理性的认识和思考，从中梳理出昨天对今天的提示。明天的中国，只能取决于我们今天的认知和醒悟，从而使我们的脚步更加坚实有力，开创未来，走进创富时代。
2003年，对于中国富豪这个群体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多事之秋”。社会的转型期，使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仿佛游走在风头浪尖上。一个又一个的相继倒下，一个又一个的恶性突发事件所引发的震荡和全社会的关注，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命运“交响曲”呈现得是如此“命运多舛”的旋律。
李海仓被害，刘恩谦被杀，乔金岭自杀，周正毅落马，杨斌判刑，胡志标坐牢，刘波“外逃”，仰融落魄美国，艾克拉木神秘“蒸发，孙大午被“冤”……2003，中国富豪所遭遇的生死记录，是历年来所没有的。是什么把他们分别推向了悲剧式的命途？在一个又一个的恶性突发事件后所引发的震荡，将留下的是何样的昭示？
创富时代的中国，寄希望于中国的有产者，寄希望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生机和活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体现了中国市场经济的生机和活力。2003，中国富豪的生死遭遇，留给有产者和全社会的不仅是困惑，而是醒示。
生存状态危机
2003年1月22日上午，山西省闻喜县东镇的两声枪响，可以说是“震惊”了国内外。刚刚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还不到两个月的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在其办公室里被枪杀。凶犯冯引亮是作案后在现场自杀身亡的。这一突发的恶性事件，在第二天国内的大小媒体上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报道。李海仓，一个生前很低调的民营企业家，死于非命，一时众说纷纭。
李海仓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穷乡僻壤，竟建起一座现代化的十里钢城。由此，李海仓被位列200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第27位。
山西钢铁大王李海仓的不幸遇害，应该说是一次非正常状态下的非理性的突发事件，李海仓作为一个“个体”的遇害，本应是一个个案，但这个个体的个案却迅速的附加了很多社会符号，在社会各界所产生的震荡，是媒体始料不及的。在这样一个氛围中，作为致力于报道中国民营经济成长的《中华工商时报》，可以说是最先表明自己态度的。1月24日本报一篇题为《一个民营企业家之死》的社评，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社评说：除了对这样一位优秀的民营企业家的遇害深感惋惜，同样让我们关注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位中国富人的逝去会引起社会大众如此的关注，不同背景、不同读者层面的媒体纷纷对这事件给予充分的注意，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我们看来，社会公众所关注的其实不仅仅是李海仓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命运，更多的当是出于对中国的先富阶层生存状态的探询。
社评还说：一个民营企业家之死，其中折射出的一个阶层的生存文本，也许更值得追思和反省。
本报的这篇社评，可以说鲜明的把握了创富时代的脉搏，直接把视觉投入到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状态。李海仓的猝然而逝，无论是对其家庭、企业和社会都是一场无法衡量的灾难，其损失是巨大的。灾难有时是有形的，有时是无形的。
2003年2月12日，浙江皮草大王、亿万富豪、北京照地盛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祖豹，在其家乡温州的自家门口遭歹徒袭击，身中14刀当即身亡。
2003年8月17日，甘肃地产大王、亿万富豪、甘肃长青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恩谦在自己的家中被劫杀。
2003年9月7日，有河南首富之称的上市公司黄河旋风（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股人乔金岭突然自杀身亡。自杀原因令人费解。乔金岭以1．2亿美元的资产，排2002年《福布斯》内地富豪榜第58位。
在2003年这一年当中，企业家意外死亡的名单当中，还有绍兴纺织科技中心有限公司的丁遐，包头的李刚。
数位民营企业家的意外死亡，所遭遇的都是突发的恶性事件。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状态已成为中国创富时代的生态危机。这一阶层的生存状态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很多专家学者和政府要员也站出来讲话。8月19日，在由中央统战部主持召开的《有产者启示录》一书出版座谈会上，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以一个学者的道德良知说：“我们现在的企业家阶层变成一个危险的职业。我们听到很多不幸的消息：很多企业被害，有更多的企业家被造谣，被恐吓，或被资产没收，或本人被抓起来或企业被莫名其妙关闭。这样一个企业家的生存状态，我觉得与我们密切联系着。一个社会的生产绝大多数是在企业内进行的，如果企业的状态正常，社会就有很强的生产力；如果企业被搞得七零八落，这个社会生产力便不会得到保护。而企业的领头人便是企业家，如果我们缺少企业家这样的人物，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便会受到巨大的破坏。”
李海仓等企业家的意外死亡，无论是使企业家自己本身，还是关注经济态势的人士，都醒悟到，安全是一切的基础，安全是企业的第一要素，企业家的自身安全是企业发展第一前提，而企业家是创造财富的最宝贵财富。一个拥有十几亿资产的民营企业家竟发出这样的感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民营企业家是“弱势群体”。
李海仓等民营企业家所遭遇的恶性突发事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中国富豪群体中引发了对人身安全的担忧。以至于一些地方的保镖业也因此得到发展。应该说这还仅是由此而引发的表象。而更深层的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状态的危机已无法再回避了，这关系到如何正确理解财富、如何理性保护财富、如何善待财富和善待“有产者”创造财富的“生态”等诸多问题。如何从人文主义和文化的背景来改变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状态，已成为创富时代“共生”的话题，创富时代首先要解决的是有产者的生态危机。
完善游戏规则“秩序”
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必然有它自身的游戏规则。没有规则的游戏，只能在少数人中玩，并游离法律之外。与其说是这些人法律意识淡薄，还不如说这些人就善于或沉迷于在敏感领域和灰色地带淘金。很显然，不在游戏规则下的“市场运作”，来钱比什么都来得快。自誉资本运作的高手，尤其是乐于玩空手道的，其操作过程没有多少敢“裸露在阳光下。看似熟于“长袖善舞”，其实整个资金链中有一个环节出了毛病，不是乱了方寸，就彻底“崩盘”。2003年，“覆没”的富豪，就是落马在这样的游戏上。
“上海首富”、2002年度《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11位周正毅，于2003年5月27日在上海被拘捕质询，一周后，周正毅的问题被媒体披露，2003年9月初，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正毅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上海市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周氏凭借旗下的4家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和房地产行业之间“玩”的就是一个“圈地－借贷－圈钱”的“游戏”。用银行的抵押贷款收购烂尾楼，通过上市公司再来套现，将风险转嫁给银行。其实周所玩的并不是多么高明的“游戏”，但他热衷于这样的玩法，在游戏规则的秩序下，他必然要走向与法律相背的路子上去。
2003年7月14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杨斌犯虚报注册资本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合同诈骗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伪造金融票证罪，并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8年，罚金人民币230万元。9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杨斌上诉，维持原判。曾被誉为200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一匹黑马的“中国二号富豪，其“欧亚农业”在港上市也就一年左右，就“昙花一现”了，在沈阳所搞的荷兰村，如神话迅速破灭。荷兰村项目“玩的是银行的钱，“欧亚农业”的破灭，留给当地银行的是一巨大的黑洞。想补窟窿的杨斌竟开了一个国际玩笑，企图打政治牌来救“欧亚农业”，朝鲜新义州开发区的项目，更使他走上不归路。难怪百姓评说：杨斌玩大了。
被判刑的还有原爱多的总经理胡志标，2003年6月19日胡被一审判决票据诈骗罪、挪用资金罪、虚报注册资本罪，三项罪名成立，判处入狱20年，并处罚金50万元。
游荡在资本市场上“玩家”，尝到过甜头，有过风光，但资本就象个“幽灵，想和“幽灵玩游戏，市场经济的法则不陪你玩。
2003年9月，传出原诚成文化董事长刘波逃匿海外的消息，据权威媒体报道，刘波涉嫌约40个亿的贷款黑洞，以及数目不详的担保贷款。
2003年11月3日，新疆啤酒花董事长艾克拉木失踪，据说艾已逃至中东，结果啤酒花崩盘，流通市值损失十几亿元。艾的神秘蒸发，由此带出“啤酒花为其他公司所作的18亿人民币的巨额担保黑洞。消息一出，啤酒花接连15天跌停。艾间接持有啤酒花24．8％的股份，市值高达29亿元。艾在股市上“玩”的是自己“买”自己，从而达到操纵股价的目的。
上市公司董事长出逃成为2003年的多发事件。总计已有4家上市公司董事长下落不明，公司市值损失达20多亿元，流通股股东损失惨重。2003年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失踪也创下了中国股市的一个记录。
很显然，无论是被捕的，还是被判刑的，以及出逃的，都不难看出，以往的“游戏玩法是玩不下去了，在“新秩序”的游戏规则下，他们都共同走上了“覆没的道路。在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不完善条件下所滋生的“怪胎”，必将被法制所“唾弃”。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秩序，是转型时期的一个永恒主题。过去的“玩法”，已脱离了今天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而没有游戏规则的“玩法”，以及还沿用游离法律边缘或是和法律“捉迷藏”的“玩法”，那必将换来的就是出局，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
个案的特殊意义
在2003年中国富豪悲剧式人物当中，有两个人物就显得在“问题富豪”中是如此的“尴尬”，这两人属于问题富豪中“尴尬富豪”，一个是走进监狱的孙大午，一个是自我了结生命的乔金岭。然而这两个个案留给我们的是有很多说不完的话题，两个截然不同性格的民营企业家，书写的是角色冲突下的共同悲剧，两人的悲剧结局令人玩味。
2003年7月5日，河北大午农牧集团董事长孙大午被逮捕，罪名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孙大午本是一个亿万富翁，但他却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称孙大午是富豪，多少有些可笑，他属于那种连几套象样衣服都没有的“富豪”。有着富豪的虚名，但没有富豪的生活日子。
孙大午的入狱引起全社会广泛的关注，“一个少有的好人，怎么就被逮捕入狱了呢？”这是普通老百姓最简单的判断。那么孙大午犯了什么罪呢？表面上看是违反了我国金融管制的规定，实际上还可能有更复杂的背景。但就我国现行的金融管制规定来看，孙大午没有使任何人受损，倒是有许多人得益，这样的行为如果犯罪的话，只能说这种法律有问题。
有着社会道德良知的专家和学者
纷纷站出来为孙大午一案说话，呼唤判案法官的良知。茅于轼、保育钧、钟朋荣、柳传志等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并传达出一种同情、支持孙大午情感信息，使孙大午对法律充满信心。
合理的东西不合法，如何让合理的东西合法化，这是体现在孙大午案中令人费解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社会名流如此关心孙大午一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标志着支持正义的力量在中国现在状况下能否得以实现。如果孙大午被重判，将极大地打击全社会对正义的期望和对政府的信任。孙大午案，体现的是一个民营企业家命运的政治含义。
2003年10月31日，河北省徐水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孙大午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总计罚金40万元。
孙大午一案总算以一个令人相对满意的结果了结了。但由此让世人看到了中国民营企业在融资渠道上的“艰难险阻”。优良的企业、讲信用企业，竟贷款无门。不愿“同流合污”的孙大午，面对企业急需资金的情况下，不得不另寻“出路”，被逼无奈的孙大午，留下的是对我国现行金融体制的冷思考。
性格决定命运。企业家的性格同样决定着企业和他个人的命运。
像孙大午这样办企业的民营企业家实在令人费解，认死理的人，在当今社会来看这人也实在是“轴”。而更令人费解的是“河南首富”乔金岭，在他位于长葛市黄河集团的别墅内自缢身亡。
据说，乔的自杀，在当地引起巨大的震动，无论是其家人、朋友、同事及其地方官员都迷惑不解：为什么乔在贫穷困厄、创业坎坷的时候尚且热爱生命，而在他日益富有、声誉日隆、事业也是蒸蒸日上之时，却要选择突然的弃世而去呢？
关于乔自杀的诱因，众说纷纭。但绝不是用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的，也绝不能归结为一、两件乔金岭就有什么过不去的什么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从企业家自身的性格成因上去做理性分析的文章，这不能不说我们对这一阶层的人的“人文关怀太不够了。
孙大午、乔金岭等等民营企业家也是人，如何从“人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这应是一个社会问题。孙大午和乔金岭都让我们看到做为一个民营企业家“脆弱的另一面。孙大午为什么要“非法集资？乔金岭为什么要放弃一切寻求“自我解脱？孙和乔性格有差异，他们对待身边的事以及所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各不相同，所扮演社会角色的态度各异，但他们两人却有着相似的悲剧结局。他们无论怎样都也曾风光过，但也成为可悲可叹的人物。两人性格上的缺陷，也决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
财富品质的质疑
2003年，一个又一个中国富豪不停的“出事”，不能不说满足了时下中国的两个需求：媒体的“爆料”，大众的“幸灾乐祸”。难怪有人说2003是中国富豪的“覆没年”。
2003年，从头至尾，在中国关于财富品质的话题始终就没有平息过。而最直接引起媒体和社会对财富话题争论的“引爆点”，不能不说是始于山西钢铁大王李海仓的突然遇害。李海仓之死的被关注，说穿了是和全社会对财富的看法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如仅就新闻事件来讲，热闹两天本应也就过去了，但恰恰相反，李海仓之死闹得如此不平静，在社会各界产生如此震荡这是媒体始料不及的。李海仓之死所产生的社会震荡，早已超过了李海仓事件的本身，很多社会问题，很多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很多关于富人财富品质等等问题仿佛一股脑地全都喷发出来，仿佛从这一突发事件中找到一个出口，很多情绪化的东西要宣泄。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在社会全面转型中一个必然结果，仅网上对李海仓生前身后的各种评说及各种言论，加起来就有500多页，而且是愈演愈烈。尤其是南方一家媒体关于李海仓欠银行30亿的失实报道，更是使得大众“群情激愤：“原罪”问题，“第一桶金来源不正等问题，大有一种要“秋后算帐”的态势。
周正毅的中箭落马，使最普通的人都了解了，非法获取项目（比如土地），再以项目为抵押，再到银行贷款获取更大的贷款等等一系列的运作手段。这种“游戏”的后面多是政商的结合，富豪的落马与当地腐败大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等等。杨斌的被判，使人又联想到牟其中、刘晓庆、仰融等诸多前例。质疑财富品质成为大众对所有富豪的一种最直接的“宣泄”。
在这一无休止的“宣泄中，有很多问题被混淆了。
其一，把富豪问题和“贫富差距”混在了一起。中国的问题不是靠“杀富济贫就能解决的。打击富豪实际上不能给解决贫穷问题带来任何的帮助，而只是对贫穷人的一种情绪上的安抚和麻醉。杀了富人，其实质是害了穷人。
其二，如何来看待中国民营资本的起家和原始资本积累。是否是以历史的眼光，是否是以一种更加理性和建设性判断来看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富豪？“富豪”这一称谓是否准确，这一称谓的本身是否就带有明显的偏差，是否应称为“有产者更准确？如何来看待有产者的资本，资本的社会化问题怎样来看。“仇富”心态的社会和历史文化成因是什么。
其三，财富品质的争论核心，就是关于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
怎样来看待一些民营企业家在财富积累过程中的“原罪问题，现在看来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对“原罪”问题首先不要大惊小怪，同时也不要小题大做。仅就“原罪来说，哪个人没有“原罪？这里就有一个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审视和看待“原罪”，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还是以片面的、主观的、非理性的、形而上学的态度来指手画脚的评头论足。
在很多人看来富人都是在“原罪的驱使下达到致富，都是靠对市场及消费者的欺诈而实现的，把财富的积累视为“肮脏的游戏。这样的形象在我们的小说家创作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同时，我们还可以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找到有力的理论依据，即资本家在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择手段，等等，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对“有产者的“阶级仇和民族恨。我们仍然没有解决“资本社会化的问题，我们仍然没有很愉快地接受“有产者的财富是全社会的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承认是搞市场经济就不得不承认社会总体财富的增加，正是在一个又一个个体的财富在不断增加的前提下，才有总体财富的增加的。这正是亚当·斯密的“自利最大化理论，而“总体收益的结果，有别于创造收益的个体意向”。这一经济思想被西方经济界认为是对经济最大的贡献。同时，我们还过分的强调和依赖那只“看不见的手”和“自利最大化”，而忽略了亚当·斯密在提出“自利最大化”的同时也强调“行为的规范”。
“原罪”存在不？存在。不择手段的肮脏游戏有没有？有。靠“寻租”、靠走私、靠骗汇等等不是没有，鱼龙混杂，这又是现实。
承认“原罪”，是赦免，还是既往不咎，是从那一个时间段上来界定，现在看来都很难办。对“原罪”的评说意义，其关键在于对民营企业家们在今后市场经济中更强调的是“行为的规范”。规范我们的制度，最终造就一批中国自己的“阳光富豪”。
斗转星移，大浪淘沙。这是自然的法则。
走进创富时代的中国，就是要让更多的无产者成为有产者。创造财富，财富是全社会的。转型的震荡，不能阻挡有产者一路高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