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富士康跳楼事件
富士康引出深圳真相 2006年11月10日，深圳龙华，富士康看上去很平静。 一个17岁、小腿长了几个红疙瘩的湖南姑娘，坐在富士康普工招聘处外的小卖铺前，向她的同伴抱怨自己长的太矮，以致没能通过富士康的面试，她失望的眼睛望着天空，说出了自己的心愿，“谁给我八百块一月，我立即跟他走”。 在湖南姑娘周围，约30多名来自河南、广西、湖南、海南、湖北等省的打工仔，或站或蹲地聚集在街边，等着自己或同伴下午的复试。而几乎就在这同一时间，离他们大约300米远的富士康厂区一间电脑装配车间里，来自四川德阳某技校的小马，由于感到在富士康干得“太累”，而且每天的工作就是“机械地重复那么几个动作，学不到东西”，所以，尽管“每个月能拿到1200元钱”，他也打定了“自离（注：自行离厂）”的主意。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有两个与他来自同一间技校的同学，这个时候也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回家或北上。 富士康是深圳规模最大、出口额最高的工业企业，自1988年在大陆投资建厂后，这个工业巨人就一直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扩张，2004年跻身全球500强之列，目前，除广东外，它在江苏、浙江、上海、山西、山东都设立了规模庞大的工厂，雇佣了超过30万大陆工人，2005年，它为深圳创下了1000多亿的出口额，整个集团的营业额更高达3000亿。 这个被业内人士评为“正在深刻改变世界代工领域规则”的行业大鳄，5个月前曾在中国内地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几乎在同一时间被国际国内多家媒体指责为“血汗工厂”，这场持续近三个月的风波，突然将一系列长期被公众社会有意无意忽略的问题推向了前台：如果“所有员工均享有社保及较为完备的福利、工资在同行业居中上游”的富士康都被指为“血汗工厂”，那么，深圳为数众多的加工企业，有多少可以被列入“血汗工厂”的黑名单？在打工者的工资“12年仅仅涨了68元”的背景下，其“工资对社会收入具有指示意义”的深圳公务员阶层，工资具有什么样的变化曲线？一个人“如果立志当一辈子城市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一线工人，将几乎无法在深圳立足”的状况，是否意味着一直被社会各界当作“中国改革开放的名片”津津乐道了20多年的“深圳模式”，本身就隐含着足以导致“严重贫富分化”的“不良基因”？ 一场没有预兆的风波 2006年6月11日，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英国《星期日邮报》突然刊出一则新闻，矛头直指代工业务在全球范围正如日中天的富士康。称其位于深圳龙华的工厂“工人每天工作15个小时生产iPod，但她们每个月的收入只有27英镑(约合人民币387元)”。 三天后，总部设在上海的《第一财经日报》，借一个化名为“陈锋”的富士康员工之口，大揭富士康的“用工黑幕”，“陈锋”表示，富士康的员工每天得工作12小时，不但“只能站着工作”，而且“互相之间不允许说话”，管理人员尤其是台干很粗暴，动不动就骂人。 6月16日，在中国业界颇有影响的《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也刊出一篇内容详尽的报道，在指出“富士康用工环境存在不足”的同时，还通过龙华一官员之口，提到了富士康在税收方面并不尽人意，与其庞大的营业额极不相称，文章结尾，该官员一句“象富士康这样的企业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也正在考虑”的委婉之词，让人浮想联翩。 几天前还风光无限的富士康，瞬时沦为“千夫所指”，不但成为纸媒热点，而且也迅速成为网络的谈资，在新浪、搜狐、腾迅、天涯等门户网站或知名社区，富士康均成为热门话题。 但是，事情远未结束，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指责”和“声讨”中，委托富士康加工iPod的苹果公司开始发力，正式宣布成立专门的调查组，前往富士康龙华工厂调查富士康的用工环境。 《第一财经日报》派出的一个报道小组，将对富士康的报道视野从龙华扩大到了昆山、烟台。 6月29日，有人针对富士康员工的加班费算了一笔账，最后得出“富士康每年少给了工人7.4亿元加班费”这一惊人的结论。 7月初，富士康掌舵人郭台铭首次公开回应媒体针对富士康的用工报道，称《星期日邮报》等媒体“报道内容失实”，富士康“正在考虑通过某种法律程序”捍卫声誉。 经过随后几天的沉寂，7月14日，富士康突然高调反击，将《第一财经日报》撰写富士康负面新闻的记者和该报一个编委告上法庭，并提出了一个在中国内地创下记录的索赔数额：3000万，同时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 深圳中院迅速立案，并迅速查封了两名当事人包括“汽车和房屋”等个人资产。 几天后，苹果调查组得出结论，认为富士康除“有时工作时间超标”存在疑义外，它的用工环境“基本符合要求”，调查组特别指出，现实的情况是，工人“都觉得加班太少，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加班机会”。苹果还发出信号，希望充当“富士康与第一财经”之间的中间调停人。 如果此前媒体关于富士康的用工报道燃起的是一把火，那么，富士康姿态强悍的起诉，则是往这一把火里浇了一大团油。 国内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以不同方式介入到这一事件之中，连一向以冷静著称的《财经》也发表了一个特别申明，表示愿意在这一事件中与《第一财经日报》站在一起，指出深圳中院在行使自己的司法权时，无论程序还是查封行为都存在瑕疵：在没有将富士康的起诉副本送达被告的情况下，擅自启动了查封行为，这是程序不当；查封的对象并不仅仅只是两个当事人的财产，还牵涉到另一个人的资产，这对另一个财产拥有者已构成侵权。 新浪、腾迅则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调查，反应十分热烈，其中在腾讯上万参与者中，89.92%的网友均对记者表示同情和支持。 很多网友翻出富士康2004年针对台湾工商时报一记者的官司，指出两者“手法有惊人的一致性”。 在沸沸扬扬的媒体关注和网络争吵中，事情再次出现拐点。 8月30日，富士康将索赔金额从3000万降为1元，同时将《第一财经日报》社增为控告对象，深圳中院亦将两名记者的财产解冻。 随后的24小时内，富士康与《第一财经日报》快速达成谅解，嘎然终止了双方的司法纠葛。
几个值得咀嚼的细节 这场波及全国的公共事件，有几个细节显得意味悠长： 在富士康与《第一财经日报》激烈的交锋过程，承担着维护打工者权益职能的当地劳动局和工会组织，包括派有专人长驻富士康、肩负“监督和协助富士康搞好劳资关系”的龙华劳动所，始终保持缄默。而与之相反的是深圳中院办案的“高效率”。 一专业人士指出，如果不是当事双方实力悬殊，深圳中院在程序和查封范围上其实并不存在太大问题，将副本送达前履行财产保全程序，在国内司法界并非首例，而且这一行为如果发生在弱者对强者的诉讼，它甚至会被认为是“正义之举”。此外，假若当事人被查封的资产在法律上是该资产产权持有者，对其进行查封并无不当，被查封资产实际共有人可依据自己持有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另案请求法院对被查封资产进行裁决，维护自己权益。深圳中院之所以“激起公愤”，实际主要不是程序和查封对象之误，而是在于，在那样的氛围下，它被公众判定为“有失公允”。“社会公允”虽在司法程序之外，但它却是司法的目的和基础，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尊崇“锄强扶弱”的国家，“有失公允”更会被看作是对整个社会和传统的伤害。 在众多对富士康兴师问罪的社会势力中，苹果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一方面，它是“正义之师”，在当地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失声的情况下，它开始“调查劳动者工资和福利待遇”，但另一方面，可能很少人知道，在由它和富士康构成的产业链中，双方之间的利益分配模式。 苹果委托富士康加工的iPod，根据品种的不同，苹果“能获得约45%-55%的市场毛利”，这其中，它需支付品牌和市场营销费用；而富士康“获得的费用仅为其售价6%的加工费”，它用这6%支付场地、仓储、运输、水电、人工、管理等开支。一位资深社会观察家对此给予了这样的评价：其实，在富士康还没开工之前，“血汗”就已经发生了。 他接着补充道，这个“血汗”是从全球分工的角度给出的，它并不意味着富士康没有足够的利润进一步提高自己企业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2006年10月份富士康公布的上半年的财务报表也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该财务报表显示，2006年上半年富士康的纯利润高达20多亿。 对富士康掌舵人郭台铭的探究，更让这一事件具有了另外的深意。 1974年以自己母亲抬会的10万元台币起家的郭台铭，有过非常艰难的创业历程，曾“为了等一个客户见面，在雨中站了4个小时”，据熟悉他的人介绍，郭台铭是一个很爱家的人，也没有一般富人所染上的恶习，吃、穿、用都很普通，但在经营领域，他却又表现出一般人少有的远见卓识。 缺少核心技术的国家该如何建立自己在产业领域的优势、获取与国际顶级企业平等对话的筹码？这是一个困扰从巴西到俄罗斯到印度到中国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郭台铭找到了这样一个弱势制胜的密码：在通过整合下游产业链形成制造优势后，加强对产业链其他环节的技术控制能力，最终形成一个围绕核心技术的自主品牌供应链条，由此逐步获得与国际顶尖企业进行平等对话的筹码。富士康之所以能以可怕速度扩张，并“正深刻改变世界代工领域规则”，除了“世界新兴产业由于更新速度快，终端产品必须依赖流水线而不是传统的机械化，因而发展中国家反而能因为成本优势得到‘制造’这杯羹”等因素外，也与他这一法宝不无相关。 郭台铭在进入大陆后，多年来通过各种方式，累计向社会捐赠了6.6亿的现金，用于贫困地区的灾难、疾病和教育。6.6亿，这是迄今中国大陆慈善领域企业捐赠现金最多的一个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