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富士康跳楼事件
像这样一个并非没有责任感、甚至可能改写后发国家产业发展模式的企业家，怎么会和“血汗工厂”联系在一起呢？ 遗憾的是，虽然《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存在技术缺陷”，但它“相当部分的内容依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尤其是在2003年以前，富士康很多员工“每天都需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每个月一般只有1天休息时间”。 一个媒体专家的追问 在富士康风波正激烈的时候，一份来自国内某权威研究机构的调查数据-“珠三角打工者12年工资只涨了68元”，又被翻了出来。一个在国内具有极高声望的传媒人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其实社会各界在争论富士康工人的工资得失时，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这12年里，对当地社会收入具有指示意义的深圳公务员工资，究竟涨了多少？他认为，在当前国家把贫富分化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进行研究的氛围下，进行这样一种结构性判断意义十分重大。 事实上，有关深圳公务员的工资，在民间早就是一大热门话题。 2005年，差不多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一个有关深圳公务员工资的帖子，在国内多个论坛出现，并引起过众多网友的热烈关注： 我是（深圳）一名普通公务员，本科学历，5年工作经验，中级专业技术职称，进入机关单位2年多了，科员级，供职于司法机关.。 每月固定收入：5658元,加班费889元(此加班费只有公检法三机关有)，合计6547元/月(税后) 固定过节费:5.1节1000元，国庆1500元，元旦+春节4000元，这三项要扣除800元税 年终奖金:11000元(税后) 每年旅游一次，折合人民币5000元 每两年发制服一套，折合人民币1200元 每年体检一次，折合人民币100元 以上是全部收入，单位不管住房，也没车，福利房遥遥无期。 经多方求证，该帖“除原创人供职单位不好确定外，其内容基本属实”，而且该收入显示的是“一个有5年资历、没有职务的深圳普通公务员的阳光工资”。 深圳市政府智囊机构的一位部门负责人对当地公务员工资及其优厚的福利待遇感到困惑，尤其是“深圳公务员退休后是从财政口拿全额工资”，“按55岁退休，平均75岁计算，几乎深圳市一定级别的公务员，仅退休费就能拿到200万，这与社会其他机构，包括其他事业机构的相同级别的工作者差距非常明显”。 2004年4月，广东一媒体爆出一则消息，称深圳市政府正在出台一项针对公务员的“廉政公积金”政策，该政策规定，如果公务员任职期间廉政不出问题，根据级别不同，有望退休时拿到100万～200万元的廉政公积金。任职期内如果出现违规违纪行为，则酌情扣发，直至全部扣完。 这一消息随即在网上引来轩然大波，一些匿名人士从社会公平、资金来源、执行效果等角度对其进行了质疑。 2004年4月12日，针对中新社记者闻讯而来的采访，被该新闻指为消息的透露者——时任深圳市监察局局长的张伟雄作了一个很有意味的避谣，一方面，他强调自己在这一问题上从未接受过任何记者采访，另一方面他又表示，“深圳确实在探索‘廉政公积金’制度”，并对传言中的数额不置可否。而时任深圳市纪委办公厅主任的王小洁则告诉该记者，虽然有些意外插曲，他们依然将“排出干扰继续探索”，这意味着，除了优厚的工资外，深圳公务员退休时，还能拿到一笔数目不菲的“廉政公积金”。 据熟知内情的人介绍，深圳公务员的工资具有非常复杂的构造，除由财政统一发的财政工资外，还有本单位的绩效工资、奖金，以及各种各样的补助和节假日福利，而且深圳还有一点与内地不同：愈是基层，财政外收入愈高，有些富裕村镇（街道办事处）的公职人员，其全部合法收入基本可与外企级别较高的白领持平，但与后者不同的是，前者还掌控着丰富的社会公共资源。 最近10余年，深圳公务员工资和社会其他阶层，尤其是和占深圳人口大部分的外来一线工人比较，具有一个区别相当明显的变化幅度。 1991年，深圳公务员的月总收入大约在600元左右，与外来一线工人的工资比较不具有绝对优势，这个时期，深圳的基尼指数保持在0.282，属正常水平。但是，1993年，由于物价上涨，公务员工资有了大幅度提高，该年年末，深圳公务员工资超过1000元，此后经过多次调整，至2005年，深圳相当部分公务员月实际收益达到8千元左右，十余年工资绝对数额增加了10倍，但此期间，外来一线工人的工资，2005年仅有600元左右，到2006年7月才涨到了800元左右，其余收入则需要额外加班才能获得。同一年中，深圳基尼指数达到了一个显示社会已出现严重贫富分化的数字：0.45。 从绝对值看，深圳1991年GDP为236.66亿，人均10746元，2005年，它的GDP达到4926.9亿，人均60507元，分别是前者的20.8倍和5.6倍，深圳公务员工资在这一时期增长的数额，几乎“恰好就是这二者的中间值”，考虑到深圳财富累积模式和公务员工资标准与本地财政收入有相当程度的挂钩，有社会专家指出，这表明，深圳公务员在不恰当地享用数百万外来打工者创造的财富，他解释说，之所以在这里“用不恰当”而不是“不正当”，在于造成这样的结果，并不是深圳有关机构故意给外来劳动力享用本地财政设置障碍，而在一定程度是中国传统的制度设置导致了这样一个现状。 这一现状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忧虑： 目前，深圳参与创造财富的人超过1200万，经济规模庞大，加上每年数目不菲的土地收益和各项预算外行政收费，让深圳地方财政收入显得非常充裕，但另一方面，目前深圳财政的一些使用方向，却实际按的是不到两百万的户籍人口的口径在预算，由于国内地方财政“量入为出”的传统，于是深圳地方财政支付能力十分强大，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但公务员高工资高福利顺理成章，甚至还能支撑起一个低效的城市管理系统的表面繁荣。
但是，随着土地的减少、职能的规范，以及城市化进程需要承担的责任，深圳的财政就将出现“收入减少，支出却可能成倍增加”的局面，“这恐怕会让后来的管理者难以为续”。 打工者一直是深圳的脊梁 虽然从90年代中期开始，深圳其他阶层的收入逐渐与外来一线工人的收入拉开了距离。但从深圳建市至今，外来一线工人都一直是深圳最大的财富创造者。振奋全国的“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也是在1984年3月由建造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的外来工创造出来的。 1979年，深圳刚建市时，只有户籍人口31.26万，外来人口更仅有1500人。 当年7月，蛇口工业区一声炮响，在拉开特区建设帷幕的同时，也拉开了持续至今的民工潮。中国农村剩余人口，开始从广东其他地区，从湖南、四川、江西等地，涌向这个刚刚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含义和使命的城市。 从1982年起，在深圳建筑和工业领域，一线的外来工人开始反超本地劳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