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富士康跳楼事件
正是由于外来工工资低廉、劳动强度和效率高，无须福利支出，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才使得深圳制造优势得以明显凸现，用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实现了经济与城市的发展神话。 外来劳动力究竟给深圳经济带来了多大的量化价值？根据一个名叫赖德胜的学者估算，仅1979-1994年间，深圳所积聚和形成的人力资本总量就高达821.43亿元，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88.66%。占全部新生成资本的46.99%。“而在这个人力资本总量中，外来劳动力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比例”。 不对称的生存处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地人来深圳打工是有一个门槛的，这个门槛除了往返的路费外，还有收费不菲的暂住证。 虽然从90年代后期开始，国家就开始通过文件方式，委婉告诫珠三角、深圳等地“取消暂住证收费”，但直到2002年，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都以各种理由将这些政令挡在门外，甚至在国务院正式取消《收容遣送条例》、珠三角其他城市也开始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后，深圳市还换一种名称，顶风突击收过一阵“暂住人口管理费”，直到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发文，姿态强硬地禁止“各地以任何理由收取暂住费”后，暂住证收费才正式退出深圳的历史舞台。 对于拥有几百万外来工的深圳来说，暂住证收费是一个颇为丰厚的“蛋糕”。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通知前，深圳办证费用是320元左右，根据深圳1996年的一份会议纪要显示，直接参与“分切这块蛋糕”的有劳动局、人事局、公安局、计生委四家单位，它们的切留比例分别为33元、30元、72元和4％。 在利益的驱使下，当地公安、镇政府、村治保会都很热衷“查证”，于是，一些刚来、还没来得及办暂住证的外来人口，一些没钱办暂住证的外来人口，甚至一些忘了带证、去工厂上班的外来工人，都可能因为“检查时拿不出暂住证”被关进一个叫樟木头的地方。 樟木头，因此成为不少深圳外来工闻之胆寒的一个名字。
一名多年从事深圳外来劳动力研究的学者，在谈到深圳建市以来外来打工者的生存状况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深圳没有善待自己的衣食父母。这个“没有善待”，几乎涵盖了一个劳动者的所有需求：工作环境、工资待遇、社会地位、权益保障路径。 1993年，深圳葵涌镇致丽玩具厂的那场著名的大火，把深圳打工者恶劣的生产环境首次暴露到了公众面前。 该年11月19日下午，致丽玩具厂工人正赶制意大利客户的圣诞节儿童玩具时，大火发生了，但是，由于工厂在所谓封闭式管理的名义下，将门窗都堵死了，导致工人逃生无门，结果造成87名女工被当场烧死，47名被烧成重伤。 其实，同样的事件，在这场大火的前一年，就曾在宝安公明镇百星制衣厂发生，并导致了16名女工死亡，12名重伤。 由于老化的机器设备和相对落后的管理，深圳每年“大约有上万名工人伤残”，此外还有数目不菲的工人患上了职业病，就在记者前往深圳调研前夕，位于罗湖区东门中兴路的深圳捷霸电池有限公司，就有29名员工被查出再生产时受到镉污染，造成镉超标。 最为严重的表现还是在劳动时间和工资上。 在富士康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一位熟知深圳加工型企业内幕的人士表示，深圳的加工型企业，鲜有不超时加班的，富士康虽也超时加班，至少还基本按劳动法给足了加班费，夏天为每个工位提供了电扇，以及免费的消暑汤，但更多的企业，加班费并没有按劳动法的标准执行，工作环境也很恶劣，夏天车间温度高达30多度。 新浪网曾针对富士康加班问题发起一项调查，在参与调查的近两万网友中，认为它是一个普遍现象的比例高达96.02%。 深圳“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研究”课题组曾记录的一家企业，堪称“葛朗台式企业”的典型。该课题组在2005年的调查中发现，一家名叫“深圳千禧制衣厂”的企业，不仅长期拖欠克扣员工工资，当月工资要拖到第三个月才发；而且加班工资只有0.4元/小时，相当于当时法定最低标准的10%；此外，该厂还长期强迫员工月平均加班160小时以上，部分员工更高达230小时。同时，这个厂近2000名员工中，只有两人参加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全未参加。 就在富士康事件引爆社会各界对深圳打工者工资和加班强烈关注的几个月后，富士康所在地、深圳龙华的人才大市场网页上，还挂着一个编号为1561的招工信息，这个在名称栏上被称为“深圳南山公司”的企业，在提到加班费时写的是：3元/小时，而按照目前深圳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加班费应该超过5元/小时。 管理中出现粗暴践踏打工者尊严的现象，也在占深圳企业数量超过60%的加工型企业中普遍存在，有的甚至酿成了个人悲剧，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林洪金律师的卷宗里，就记载着这样一个事件：2004年，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大专毕业后去布吉一家工厂打工，有一天工作没做好，被班长骂了，她性格比较倔，和班长顶了嘴。部门经理就罚她站三天，还让她当着全厂数百工人赔礼道歉。这个女孩子受不了，当晚没回宿舍，独自在一家超市的楼顶哭了一晚上，回去后就傻了，被送到康宁医院。住院后第三天，厂家竟拿来一份辞工书让她签名，意思是她已同意辞工，工厂对此不负责任。 他由此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保护企业劳工的人格尊严？ 2年过去了，这个关系到深圳数百万打工者基本处境的问题，依然没找到完整答案。 外来工的工资之痛 由于缺乏与资方博弈的手段，深圳打工者的工资长期得不到有效提升。 2005年，深圳人均月工资已超过2700元，但人数占深圳总人口多数的外来一线工人，月工资却基本不超过700元，即使加上加班收入，相当部分也不超过1500。这组数据，清楚地勾画出了深圳基尼指数已达到0.45的基本路经。 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是深圳数百万外来工在工资方面与资方博弈的唯一武器，而另一方面，深圳几乎所有的加工型企业，都是按这个最低标准规定的底线数字、而不是企业的实际利润和实际创造的产品价值来确定自己员工的工资，财富的产出与收益由此脱节。 2005年，深圳特区外最低工资标准为580元，特区内最低标准为700元。 2006年，这个数字分别变为690元和810元。 有学者表示，虽然自己不太明白深圳最低工资是参照什么标准制定的，但按照深圳2005年的生活指数，如果一个工人不加班，每个月580根本不够自己生活。而工资这个概念也不应该只包含个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应该是“满足劳动者的社会再生产需求”。 他说，依照现在社会的实际水平，“满足劳动者的社会再生产需求”起码应该包括这么几项支出：住宿、吃饭、衣物、日常用品、交通、通讯、书籍、娱乐、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供未来组织家庭和生育的必要储蓄。“而在这几项中，仅‘供未来组织家庭和生育的必要储蓄’至少就超过500元，这个数字，参照全国当前的平均收入，是偏高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得看到，这个平均数包括了人口超过1/3的老人、儿童和在校学生，此外这些打工者与进一步拉底了这个平均数的农民也有本质区别，他们参与了全球分工，而不是在从事附加值极其低下的农业生产”。 他认为，“企业遵从最低工资标准而不是实际利润和劳动者实际创造的价值制定企业的工资，是包括深圳在内的中国城市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这种分配取向得不到转变，贫富分化将继续持续并扩大”。 支持这一说法的依据来自一家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该数据显示，中国的工资总额，仅约占企业利润总额的16%，而在其它很多国家，这个比例达到了35%以上。这一数据意味着，在企业创造的财富中，中国的资方占有了过多份额。 深圳针对企业员工工资的政策取向，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如果一个人只想做一个勤勤恳恳的一线产业工人，那么他注定会在深圳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而在另一方面，这个群体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深圳最大部分财富的直接创造者。 同工同酬是劳动用工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在深圳，相同企业，外来工和本地职工的待遇差别很大，这一状况早就引起过深圳劳动局的关注，该局分配调查课题组1995年对114个企业抽样调查，发现在同一个工作岗位上，外来工的月工资800元，而户籍人口的工资达到2500元，且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深圳国有企业之中，在近20年的深圳劳动力市场，深圳户籍劳动力的年平均工资至少要比外来工高出2000-3000元。劳动部门的官员曾向当地一位从事劳工研究的专业人士透露，在同等条件下，企业雇用一个当地的劳动力往往要比雇用“外来的”高出600元， 由于“一直没找到有效的纠正办法”，直到现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依然没有在深圳消除。 虽然深圳外来打工者的工资与实际的生活需求相比已经偏低，但这个偏低的工资，也存在被拖欠的风险。这一现象在2003年前尤其严重。一份来自深圳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仅97年至99年三年间，由深圳劳动部门处理的企业拖欠的工资就近4.5亿。 最近几年，深圳市劳动部门采取包括司法介入等手段，加大了打击拖欠工资的力度，一些街道还把拖欠工资的投诉点设在了大街上，这些措施，极大地增加了资方在这方面与社会博弈的成本，拖欠工资现象开始大幅下滑。不过，有学者对深圳市劳动局在此过程出台的“所有企业必须缴纳拖欠工资风险金”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一措施缺乏法理依据”，因为，“一个企业如果有实力，却故意拖欠工资，其它企业没必要为此承担风险，而如果一个企业无力支付被拖欠的工资，也实际意味着这个企业面临破产，应该进入破产程序，更没理由让其它企业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劳动部门为这个收费所陈列的理由是经不起推敲的”，他对这一措施的结论是，深圳劳动部门“在借机搭车收费，不正当地增加当地企业额外负担”。 对于如何有效防止拖欠工资，他给出了这样的建议，在通过司法介入和处以拖欠数额至少二倍以上的重罚、进一步增加资方在拖欠工资一事上的风险的基础上，本着谁受损谁受益的原则，让被拖欠工资的员工得到数倍被拖欠的工资，这样，也给被拖欠工资的工人带来投诉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