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富士康跳楼事件
由于“国企不具备竞争力价值”，所以“深圳国企基本全部退出了竞争领域”；由于“贴牌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阶段”，所以深圳在贴了二十多年牌后，依然乐此不疲，以此为主；由于“血汗”不可避免，所以“低工资和长时间的加班自然也不可避免”。比如，龙华办事处劳动所本来派有专人长驻富士康“协调和监督劳动用工”，却依然放纵富士康每天“让工人长时间加班”而不闻不问。 有学者认为，这二个人的观点“对中国的改革产生了极大的误导作用”。 他说，中国的改革实际意味着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国家放弃扮演在经济领域总揽一切的角色，而将这个领域的大部分权力交给社会，允许私人资本、合作资本和国外资本参与其中。 不过，认同并用法律的形式保障国内私人资本、合作资本及外国资本在本国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功能、地位，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国有企业的经济意义，它们之间完全不相干。 他表示，张维迎对国企效率的判断存在一个方向上的失误。首先，他没弄清国企和这个社会最基本的价值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改革，可我们并没宣称要放弃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语境里，国企不但承载着一种经济使命，同时还提供和维持着一种社会标准，即使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它也可以被看作是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一个延伸，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形势下对国企的一个基本判断，这个判断是张维迎所缺失的”。 其次，张维迎试图从现代产权的角度证明国企不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在表述上更是有意放弃了一个前提追问：“国企效率低”究竟是源自具体的管理机制问题，还是这种经济形式“天然就不适合参与竞争”?是该进行系统的公司结构治理还是要将它们全部MBO掉？MBO掉国企后，我们的经济环境、甚至社会环境会不会面临某种结构缺失？这种缺失需要我们去承担什么后果？张维迎的判断其实无法承载这些问题。 事实上，由于竞争领域没有了国企，深圳现在的“科技创新”就面临着这样的尴尬：政府该怎么参与这场创新？它该怎么尽量公平地去体现投出去的钱（计划十一五期间投入100亿）的价值，也就是说，这笔钱对于和它在经济层面仅仅是税收关系的企业而言，究竟算是什么？如果算风险投资，等于政府实际还是参与了经济运作。如果算无偿支持，那么得到支持的企业会多缴税吗？不会。那么这个价值怎么体现？ 此外，它不可能在一个行业支持所有企业，只能重点选一、两个，那么问题又来了，对那些没被选中的企业而言，政府这种行为，是不是有帮被选中的企业搞不正当竞争的嫌疑？更何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保证这些被政府投了高额研究费用的企业不流动？这可是技术而不是不动产，别人要走你根本无法阻止。 如果有国企作为载体，“科技创新”就很顺畅，不会出现这样的选择困境。
“而科技创新，又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根本所在”。 该学者最后表示，张维迎的这些判断，来自于他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这是一种在西方纯粹的市场环境下流行的一种经济理论，但是，由于社会结构、基础和目标的均有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社会的市场经济存在明显区别，邓老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领大家共同富裕”，其实就用很朴实的语言说明了这种不同。我们始终不要忘记，邓小平说的话的全部意义。不要只记住前半句，忘了后半句。要知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道路，是方法，共同富裕才是目的。不要走了20多年的路还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 因为纯粹的市场原则下，资本并不承载这种“共同富裕”责任，而“共同富裕”却是我们致力改革、发展经济的最基本的目的。在社会主义的语境下，也很容易判断它的合理性：财富的创造依赖各种社会资源，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些资源是共有的，它即使有定价，也是在这个共有的基础上来进行交易评估而不是脱离这个标准，从所谓纯粹市场经济的角度给出的。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财富创造，也同时有义务承担起这个“共同富裕”的责任。 “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比西方社会的市场经济更为复杂、更为高级、也更具有明确的伦理目的。而至少，在张维迎、周其仁等所主张的经济观念的引导下，深圳的经济发展取向有些偏离这一目标”。 巨大产能下的谜局 5年中，中国已经从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制造大国”，向世界释放出了惊人的生产能力。 截至2005年底，中国生产着世界贸易市场二分之一的建筑陶瓷，三分之一的卫生洁具，70%以上的服装机械，50%以上的服装，70%以上的玩具、袜子、眼镜，80%以上的电子钟表，40%的化纤，一半以上的鞋和床上用品，一半以上的手机，80%以上的笔记本电脑，三分之一的家具，大部分小五金。此外中国还生产了世界35%的煤炭，50%左右的水泥，钢产量是前二、三、四名的总和。 全球范围，几乎有三分之一的货轮都在运送中国生产的商品、中国需要的能源、粮食及工业原料。 可是，这种惊人的生产能力，在表示出了巨大的贸易额和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没有同样表现出它另一个几乎是这种生产所必然的结果：参与这种全球分工的人都变得富裕了。而这也只能是意味着，中国在第一次分配领域出现了问题。它从改革前的平均分配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分配严重不公。 导致这种不公的原因，除了经济转型时，我们与资方博弈的经验和准备不足外，就是被一些经济专业人士在对产业的认识上误导，由此延续和维持了一种不正确的产业格局和分配策略。 一资深产经专家表示，全球化趋势下的经济细分，确实让贴牌成为发展中国家迅速扩大经济总量的一种不错的选择，但作为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极其庞大生产能力的国家，不可能“只采纳这一种方式融入世界经济”，樊纲的错误之一就在于，他在谈到中国产业发展的策略时，过分强调了这种模式的重要性甚至唯一性，让人产生出“世界只留给了中国这一条路”的错误判断。 另外，很多经济学家不赞同贴牌的缘由，是在于这种分工模式会让我们在国际领域失去产业主动性的同时，让对手变得更加强大，并进一步挤压我们未来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所谓的“血汗”，是“从全球分工及其可预知的结果”这个角度给出的，而不是说当下的贴牌利润低。事实上，如果不考虑民族未来的生存空间和生存主动，仅仅从贴牌的利润来考虑，它其实是比较丰厚的。比如富士康所接的为苹果生产iPod的单，虽然它仅能拿到市场售价的6%，但这种iPod每个售价为70—99美金左右，等于说组装一个小小的iPod，能得到30—40多元人民币。利润相当可观。 “樊纲在谈到这个‘血汗’时，不但没有对这种‘血汗’进行专业上的区分，反而把它变成了现实领域的‘血汗’，由此得出了‘从保持成本优势的角度，（发生在工厂的）血汗不可避免’这个误导公众、为现实中的‘血汗工厂’寻求合理性的结论”。 更何况，我们的优势其实已经相当突出，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引进外资时，以“国家让利”的方式，在“中国所处发展序列所具备的成本吸引”之外，进一步强化过在全球产业转移方面的优势。 该专家认为，樊纲另一个错误在于，他所说的“低成本”其实也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不可能永远以“成本优势”去“招揽生意”，除非中国只打算留在世界的最后排。此外，“（人力）成本的优势也仅仅是构成竞争力优势诸多因素中的一个，除了这个因素外，还有科技、协作、管理、运输、仓储等”。 富士康一位高管对中国所具备的齐全的协作环境、低廉的仓储、运输费用和充足的专业人才供应印象深刻，他承认，“这给富士康快速挤进世界500强带来了极大帮助”。 但是，由于公众舆论充满了对“血汗”的误导，导致这些贴牌企业里的员工一直受到不合理对待。具体表现在深圳就是“12年工资仅涨了68元”，“大部分密集型企业每天得工作12个小时以上，每个月只有一天休息时间”。 而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正在开始承担这种错误判断所带来的后果。 首先是严重的贫富分化，由于第一次分配中占人数最大的劳动者所得甚微，2005年，深圳的基尼指数已达到接近警戒线的0.45。这意味着，深圳的社会生态已经极其脆弱，从这个角度，深圳目前高频率发生的抢劫、杀人事件，已不是“外来人口过多”这个因素能全部概况的，它“其中蕴含着更深沉的、几乎是必然的一种结果”。 其次是在中国人还没真正变富的时候，却已在世界范围成为贸易上的众矢之的。这就是商务部官员嘴里所说的——“中国已成为世界反倾销投诉的最大受害国”。 最近几年，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南非、墨西哥、巴西、韩国、印度都愈来愈加强对来自中国产品的调查，反倾销立案也愈来愈频繁，对象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主要出口产品。 一相关人士对此给出的说法是：中国出口企业在为数目众多的贴牌厂家买单。 他给记者勾画出了这样一幅中国与外贸有瓜葛的产业结构布局和利益博弈图： 贴牌企业由于不出现在终端市场，所以，反倾销与它们无关，但由于这些产品从我国出口，它的产品价值又会表现在我国的产品生产数额、外贸出口数额和贸易量上，并最终让这个数字变得异常庞大。而正是这个庞大的数字刺激了其他市场，并相继加强了对中国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的力度。于是，国内外贸企业被投诉风险倍增。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从这些贴牌企业，尤其是港台商人投资的贴牌企业中，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参与了直接劳动的工人，都所获甚少。 “而这类企业，在深圳、乃至整个珠三角，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广东时，曾明确表示：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先行的地区，发展得如何事关全局，并叮嘱深圳市“增强历史责任感、使命感”。 改革开放让中国现代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维度，领此风气之先的深圳，曾有过让国人振奋的制度创新，在城市建设和经济规模方面有着骄人的业绩，如果用一般的标准衡量，深圳的发展速度无疑算得上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但从它承担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田”功能这个角度、深圳又明显存在多方面的不足，在建设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深圳究竟该承载什么样的责任感、使命感？ “也许，这个责任感和使命感，需要它回到改革的初衷才能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