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耀
城镇化作为新一届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抓手一直备受关注，本报连续刊发相关报道后，引起广大读者对城镇化的路径和模式问题的热烈讨论？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在接受《中国经营报》专访时表示，在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确定的城镇化率目标要以产业规划为依据，“产业的园区和居民的社区要同步配套。”政府和企业应该分别扮演公共服务提供者和就业岗位创造者的角色，政府不能大包大揽，企业也不能办社会。 政府和企业不能串位 《中国经营报》：2005年10月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至今已经过去8个年头，今年新一届政府提出城镇化概念，新农村和城镇化，是两个独立的概念，还是有先后承续？二者内在的联系是什么？ 陈耀：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完全是两个概念，新农村建设是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没有脱离农村的范围，城镇化是转移农村人口，是农业人口市民化，农民的身份发生了变化。 不过从内在的逻辑上看，二者也有一些联系，具体表现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部分地方进行整体的村庄改造，人口集中，基础设施改善，这里的新兴农村社区与城镇化就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城镇化概念提出后，部分地区主动将当地的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联系起来，比如河南大量搞新型农村社区。但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的身份没有变，土地性质没有变，农村的土地没有实行国有化，没有变成建设用地。 《中国经营报》：现在很多地方都希望通过地方的大企业来带动当地的城镇化，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对企业作用的明确定位，你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陈耀：现在大家讲城镇化，一般都指政府在推动。其实政府和企业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城镇化的整个过程都是可以由企业来参与的。 城镇化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当一部分是政府来承担的，为农民转变身份，以及市民化之后要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些都是政府必须提供的。 在上述过程中，政府的行为也需要有企业的配合，比如政府出资兴建的保障房需要企业的参与，农民转变身份后需要有就业岗位，政府解决不了所有的就业，企业的作用、产业的地位就凸显出来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在就业需求的同时，也在创造需求，这就是良性的循环。 但这里政府与企业也要有明确的界限，政府不能包办市民就业，政府也不能办社会，政府提供的是基础设施、服务和保障。 单纯拉大城市框架风险大 《中国经营报》：你曾经表示，在推动城镇化的同时，还要推动工业化，是不是意味着就某一个地区而言，城镇化的进度要受工业化的制约？这与各级政府提出的城镇化目标是否矛盾？ 陈耀：我们讲四化同步，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需要良性互动。现在部分地方政府拍脑袋就提出城镇化目标，很不科学，因为这个东西在理论上应该是由产业发展的进程、水平决定的，但产业的发展水平有其市场规律，不是能人为的。 城镇化目标要不要设定？应该说要科学地设定，设定要有依据，这个依据就是有没有产业的发展程度，什么样的产业发展支撑什么样的城镇化。比如某地方在未来20年城镇化率要达到70%，他们要提供多少就业岗位，工业、服务业的投入要有多少，要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些都要考虑到。 我经常提出要注重城镇化的质量，不要片面追求规模，如果只是将人口从农村转移出来了，新的市民没有就业岗位，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跟不上，就只能算是低水平的城镇化。 《中国经营报》：最近各地频频曝出“鬼城”，大量的基础建设和房地产项目完工后没有人使用，其中很多都是超前规划，举债投资，你怎么看待此现象？ 陈耀：“鬼城”现象不仅暴露出城镇化水平低下，还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底特律的事件对中国很有启示，虽然中国的城市不会破产，但投资的钱是市场化融资得来的，终归是要还的。按照正常的逻辑，政府主导基础设施的建设，引入人口，同时把产业培育起来，企业进驻，有就业、有税收，政府才能有钱还债，如果没有统筹规划，单纯从造城造房来看，融资成本就太高了，对经济形成巨大风险。 我认为比较好的做法是，将培育多少个龙头企业，创造多少就业，与造城计划匹配起来，也就是产业园区和居民社区要同步配套考虑。社区的过度超前建设容易导致产业和企业的培育不足。当然，城市化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适当超前，但不能太过超前，产业的培育过程要与之相符合。如果一味拉大城市框架，没有产业培育方案的话，风险就难以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