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 城镇化进程中 政府与企业应各守界限



     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耀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 城镇化进程中 政府与企业应各守界限
  城镇化作为新一届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抓手一直备受关注,本报连续刊发相关报道后,引起广大读者对城镇化的路径和模式问题的热烈讨论?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在接受《中国经营报》专访时表示,在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确定的城镇化率目标要以产业规划为依据,“产业的园区和居民的社区要同步配套。”政府和企业应该分别扮演公共服务提供者和就业岗位创造者的角色,政府不能大包大揽,企业也不能办社会。

  政府和企业不能串位

  《中国经营报》:2005年10月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至今已经过去8个年头,今年新一届政府提出城镇化概念,新农村和城镇化,是两个独立的概念,还是有先后承续?二者内在的联系是什么?

  陈耀: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完全是两个概念,新农村建设是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没有脱离农村的范围,城镇化是转移农村人口,是农业人口市民化,农民的身份发生了变化。

  不过从内在的逻辑上看,二者也有一些联系,具体表现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部分地方进行整体的村庄改造,人口集中,基础设施改善,这里的新兴农村社区与城镇化就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城镇化概念提出后,部分地区主动将当地的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联系起来,比如河南大量搞新型农村社区。但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的身份没有变,土地性质没有变,农村的土地没有实行国有化,没有变成建设用地。

  《中国经营报》:现在很多地方都希望通过地方的大企业来带动当地的城镇化,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对企业作用的明确定位,你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陈耀:现在大家讲城镇化,一般都指政府在推动。其实政府和企业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城镇化的整个过程都是可以由企业来参与的。

  城镇化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当一部分是政府来承担的,为农民转变身份,以及市民化之后要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些都是政府必须提供的。

  在上述过程中,政府的行为也需要有企业的配合,比如政府出资兴建的保障房需要企业的参与,农民转变身份后需要有就业岗位,政府解决不了所有的就业,企业的作用、产业的地位就凸显出来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在就业需求的同时,也在创造需求,这就是良性的循环。

  但这里政府与企业也要有明确的界限,政府不能包办市民就业,政府也不能办社会,政府提供的是基础设施、服务和保障。

  单纯拉大城市框架风险大

  《中国经营报》:你曾经表示,在推动城镇化的同时,还要推动工业化,是不是意味着就某一个地区而言,城镇化的进度要受工业化的制约?这与各级政府提出的城镇化目标是否矛盾?

  陈耀:我们讲四化同步,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需要良性互动。现在部分地方政府拍脑袋就提出城镇化目标,很不科学,因为这个东西在理论上应该是由产业发展的进程、水平决定的,但产业的发展水平有其市场规律,不是能人为的。

  城镇化目标要不要设定?应该说要科学地设定,设定要有依据,这个依据就是有没有产业的发展程度,什么样的产业发展支撑什么样的城镇化。比如某地方在未来20年城镇化率要达到70%,他们要提供多少就业岗位,工业、服务业的投入要有多少,要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些都要考虑到。

  我经常提出要注重城镇化的质量,不要片面追求规模,如果只是将人口从农村转移出来了,新的市民没有就业岗位,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跟不上,就只能算是低水平的城镇化。

  《中国经营报》:最近各地频频曝出“鬼城”,大量的基础建设和房地产项目完工后没有人使用,其中很多都是超前规划,举债投资,你怎么看待此现象?

  陈耀:“鬼城”现象不仅暴露出城镇化水平低下,还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底特律的事件对中国很有启示,虽然中国的城市不会破产,但投资的钱是市场化融资得来的,终归是要还的。按照正常的逻辑,政府主导基础设施的建设,引入人口,同时把产业培育起来,企业进驻,有就业、有税收,政府才能有钱还债,如果没有统筹规划,单纯从造城造房来看,融资成本就太高了,对经济形成巨大风险。

  我认为比较好的做法是,将培育多少个龙头企业,创造多少就业,与造城计划匹配起来,也就是产业园区和居民社区要同步配套考虑。社区的过度超前建设容易导致产业和企业的培育不足。当然,城市化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适当超前,但不能太过超前,产业的培育过程要与之相符合。如果一味拉大城市框架,没有产业培育方案的话,风险就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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