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反哺农业的时机与内涵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工业从农业无偿取得积累资源，表现为各种资源从农业向非农产业流动以及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而实施这个新战略即对农业的反哺，意味着这样的资源流动方向的逆转。根据与中国国情类似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大约是在农业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分别下降到大约1/4和1/2时，反哺农业的条件就具备了。此后这个过程一直持续，直到农业产值比重下降到大约4%，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6%-8%时才停止下来。 中国在继农业产值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下降到25%左右，滞后大约十年的时间，农业就业的比重也下降到50%左右。2004年，农业产值比重下降到15.2%，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到46.9%。如果遵循反哺农业政策形成的轨迹，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用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反哺农业，已经是适宜的选择。 在许多工业化国家，对农业的反哺采取了农业保护的形式。所谓农业保护政策，一般指政府为了把一国农产品价格维持在一个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水平，而采取的一系列外贸壁垒和价格、收入支持等干预手段。从其采取的手段看，保护政策不仅造成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从而损害市场机制调节农业生产的功能，还违背自由贸易的原则，造成国际贸易摩擦甚至冲突。在WTO框架下发育市场经济，不能再走扭曲生产要素价格的路径。而且，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大大得益于自由贸易，损害自由贸易就是伤害自己的增长源泉。因此，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决不意味着推行扭曲价格的农业保护政策。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对科学发展观在“三农”事业上的深刻表述，具体而恰当地描画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完整内容。这种反哺是通过资金和其他资源向农业和农村的倾斜，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水平、改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条件、提升农村道德风尚、形成民主的乡村管理体制。也说明，对农业的反哺和对农村的支持，在内涵和外延上与科学发展观是完全吻合的。 二、城乡关系格局现状的分析 在“十五”期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提高农民收入，农民收入增长超过前两个五年计划时期。与此同时，城市经济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保持着高速度，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更快。从这种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态势来看，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判断，从而有助于我们探寻实现对农业进行反哺的有效措施和途径。 首先，大多数为农民增收减负的措施还是权宜之计，而具有长期效果并且与经济规律作用相一致的农民增收机制还没有启动。城乡收入差距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城乡之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异常，换句话说，是城乡劳动力配置与GDP分配的不对称。1990-2003年期间，农业增加值比重大幅度下降了46.0%，农业劳动力比重仅仅下降了18.3%，导致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在原来就低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保持了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巨大反差。 其次，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宏观经济环境还没有形成。如投资引导型的增长方式、重化工业化倾向等都不利于就业的创造，阻碍农村劳动力更快转移。农民收入的增长还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正常机制，整体经济增长以及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与农民收入的增长，在机制上还不一致，甚至还是彼此矛盾的。这就是说，目前的“三农”政策，仍然是一个良好愿望促成的专门政策倾向，而没有成为全部经济社会政策的核心。 最后，金融资源从非农产业和城市向农业和农村流动的机制与渠道尚未形成。农村向外的资金流出导致农村投资不足。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远远高于城市工业，而且超出的幅度越来越大，意味着资金没有按照收益最大化的原则流向嗷嗷待哺的农村经济。直到本世纪初，对农村的征税仍然大大高于财政对农业的支出，农村总存款远远高于农村总贷款。即使是那些已经转移到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由于受到劳动力市场的歧视，每人每年比应得的平均少挣2284元。以2004年全国有1.03亿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者计算，外出打工农民工每年因劳动力市场歧视而少挣2343亿元，比同样数量的转移劳动力每年汇回农村家里的钱数1624亿元还多出44%。 三、反哺农业的政策着力点 首先，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发育劳动力市场和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推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加快城市化步伐。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必须从制度上疏通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在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基础上，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将有利于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有序转移，从机制上创造农民收入的持久性源泉。
其次，通过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改进农业生产环境、保护水和耕地等农业基本资源，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业份额越是减小，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意义就越是重大，也越需要一个从科技水平、基本资源的可持续性，以及农业生产环境等方面体现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研究表明，农业比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有更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表现，而且这个特征将继续保持。这使得中国农业的赢利性丝毫不逊色于非农产业，从而期待着一个对农业投资的新高潮。 第三，按照反哺农业、支持农村的政策原则重新塑造财政和金融体制，为金融资源从非农产业和城市向农业和农村的流动构造机制、疏通渠道。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育资本市场，为农村和农业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目前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必要的发展所需资金和政府投入仍然不足。城市化和非农化都需要以稳定的农业发展为基础。因此，适合于农业产业特点和农村中小型企业发展需要的金融组织亟待形成。这应该成为金融体制和银行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 最后，把农村教育、卫生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在中国总体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已经取得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成绩的情况下，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需要从现存的城乡差距中挖掘潜力。由于农村在基础教育上大大落后于城镇，导致城乡劳动力的素质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改善农村最基础的人文发展状况，可以收到提高劳动力素质从而创造经济增长新源泉的良好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