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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近来互联网开始了对他的十周年纪念潮，完全出于网友自发，而不是上级布置的任务，这与当年北大师生在游行的时候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一样。
邓公的理论，我觉得最值得回味的，是“猫论”、“摸论”和“富论”：
“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简称“猫论”。据说最早是出自62年“七千人大会”，安徽的一个县级官员之口，小平同志汇报上去，后来也为此挨批。其实这只是常识，但六、七十年代出现了很多违背常识的政策，比如居然有最著名科学家论证“亩产万斤符合科学”、还有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以当年邓公在政治的高度讲这个常识，是讲给那些狂热地追求意识形态胜过追求温饱的人听的。“猫论”一出，有还原其人性和四两拨千斤之功效。即使邓公去世十年后的今天，此话仍然有意义——这时刻在提醒我们：任何理论，如果违背了常识，它不但不可能是真理，甚至可能贻害无穷，即使它披上了“政治正确”的外衣。
“富论”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简称，这是讲给全国人民听的。这句话说到了每个人的心坎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年代，人们之所以热盅“与人斗”，在当时是很符合生存环境的，当生存的资源都被“集体”所掌握的时候，只有斗倒了别人，自己才可以掌握集体资源的配置权，以改善自身以及自己这一派的人们的生存处境。所以争权的目的在于夺利。更简单地说，这种游戏导致人们将能量都用在“斗争”上，用在“分配”上，而不是用在增加产出上。这样不可能导致蛋糕做大。邓公的“富论”一出，改变了中国整个社会努力的方向。政府工作的重点，也就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即使在那个年代，其实每个人依然渴望自己能够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其本质都符合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假设，无论口头承认与否，付出最小期望收获最多符合每个人的本性。
这句话最重要的一个字，我认为是“让”。因为这个字，他把自己与前任的区别挑明了：他让，前任不让。而在计划经济制度框架下，政府官员不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就有能力做到。因为所有的资源都被掌握在政府官员手里。而邓公的这一“让”，本质上就是将资源的支配权，从政府官员手中，逐渐下放到公民手中的过程。“让”的越彻底的地方，公民运用资源创造财富的能力就越能得到发挥，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就越迅速。而卡的越死的地方，经济越落后。
“摸论”是讲给干部们听的。他只是告诉大家，该怎么干的问题，他也不知道。这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语境中，其功效有两个，其一是给自己“脱神”。作为领导人，他承认自己只具有哈耶克所说的“有限理性”，承认自己具有“理性的无知”。所以他反对个人崇拜比较彻底，同时也就封闭了继任者神话自己的空间。其二是相当于发给干部们一个进行制度创新的许可证。既然领导者自己都不知道那条道路能更有效地完成脱贫的任务，那么放手让干部们摸索，就是最有效的方式。从现在的情况看，“摸论“收获了自己最大的红利——从当年一个人的“红光满面”，到整体国民的脱贫；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憧憬，到“MADE IN CHINA”走遍全世界。
邓公的这三论，是对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革命，是思想的解放，是产权的下放。从此以后，每个中国人自己的所得和自己的付出高度相关。这种激励制度导致中国人的效率提高，整个社会的财富迅速地增加。近年来，GDP更是达到接近10%的罕见增长速度上升。同时，企业家越来越多，财富增加的能力在迅速提升。人们的生活随着商品的丰富多彩而不断得到改善。人们的自由程度也就越来越高。市场经济的好处日益体现。
同时，学者看问题的眼界也更加开阔。人们认识到，GDP的上升，功在投资、生产、消费、和出口，而不在政府。政府的主要功能和职责是提供公共品。而原先用GDP衡量政府官员业绩的做法，无论是导向上还是理论上都有严重偏差。特别严重的是官商勾结导致财富向极少部分人积聚的效应，使人们不得不质疑到底要让“那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