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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要走在中西部前列，建设“武汉经济圈”是实现这一宏愿的重大战略抉择。 武汉是湖北的龙头。 武汉是中国中部的轴心。 复兴武汉，是六千万湖北人的期盼。 自武汉开埠以来，它曾与上海并称为我国的两大经济中心。改革开放以来，武汉的发展虽历经阵痛，但伴随新世纪的来临，武汉的发展开始凸现，其集聚和辐射效应开始放大，以武汉为龙头的“武汉经济圈”已具雏型。研究和推动“武汉经济圈”的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经过两轮改革开放大潮的洗礼，上海、北京、广州作为中国内地三大城市的地位已经无可置疑。如今，三座大都市分别率领着我国“三大经济圈”向着更高的目标——全球第六大都市圈冲刺。与此同时，有关谁是“中国第四城”的争夺也应运而生。由于这一地位的争夺与“中国第四增长极”、“中国第四经济圈”、“中国第四都市圈”的争夺混在一起，已经引起国际投资者与战略家们的关注。 武汉，你能成为中国大陆“第四城”吗？ 武汉，你能引领六千万荆楚儿女锻造“中国第四经济圈”——武汉经济圈吗？！ 第一篇：两起两落成“洼地”张之洞提升武汉价值国字号工程造就武汉现代工业中部没有崛起反而成了“面窝”武汉正在被腹地化 第二篇：敢造中国第一市“东方芝加哥”之梦武汉的真正优势是“水中智造”历史性课题三城一体“大武汉”外城战略 第三篇：打造园区产业集群一种极具竞争力的产业态苏州战胜上海的秘密在园区里的感觉真好！产业集群是一场艰苦的商战武汉的希望… 第四篇：整合华中大区城市辐射的新变化武汉人手中的三张牌领先制造也会赢重组大区运能谁来转动中国经济的巨轮？ 第一篇 两起两落成“洼地” 有人把中国经济地图比作一幅扇面，有人把中国经济地图比作一条龙。“扇面”也好，“龙形”也罢，无非是强调上海的作用。要是把京津、广深、成渝三大地区都拿进来，我们更倾向把中国经济地图比作一个以武汉为轴心的“巨轮”。 打开中国地图，以武汉为中心，作半径为1000公里左右的圆。再加上长江黄金水道、京广铁路，还有纵横交错的运输网线，这不是一幅旷世绝佳的“巨轮”吗？2002年中国内地GDP总额过1000亿元的24个城市就有20个被划在这个巨大的轮盘里面，2002年中国企业100强中有94家被划在这个巨大的轮盘里面，京津沪渝四大直辖市都在这个同心圆的圆周上。在这个巨大轮盘上，沿顺时针方向，分别是京津塘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闽厦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桂柳邕经济走廊、成渝经济圈、呼包银经济走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轮辋。 在中华复兴的征程上，多少历史巨人用不同的方式启动着这一经济巨轮。 18年经营：张之洞提升武汉价值 武汉城市的发育比较久远。大约在3500年前的商代就有了武汉的早期城市。这个地方在汉口以北20公里处的盘龙湖边，又称“盘龙城”。据考证，盘龙城是长江地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城。 然而，直到2000多年后的明成化年间，因汉水改道，汉口小镇才开始形成规模。后来，在江汉平原物流的滋润中，明末清初，汉口已发展成全国四大名镇之一。 1889年，张之洞来到武汉，开动武汉近代化列车。 张之洞到来后，在武汉办了许多大事：建立了当时亚洲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枪炮厂、棉纱厂，修筑了贯穿中国南北的第一条以汉口为起点的京汉铁路。加上后来修建的粤汉铁路，构筑起武汉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独一无二的水、铁运输的枢纽地位。张之洞大举兴办洋务，使武汉一跃成为晚清洋务重镇，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对外贸易大港。1895-1913年，在中国人创办的近代企业中，武汉排名第二，创办资本额亦位居第二。 长江黄金水道是当时中国内陆运输网络中的主干物流线，加上武汉附近的冶炼生产技术，造就了武汉的制造业文化。抗战前，武汉的钢铁、电力、机械工业初具规模，纺织工业与农副产品加工业也迅速繁荣起来。当时，武汉的金融市场也格外活跃，武汉拥有10家外资银行和28家内资银行，其他金融机构300多家。 抗战爆发后，武汉的工业企业或大量内迁，或遭战火摧毁，武汉工业刚开始繁荣就凋谢了。 建国20年：国字号工程造就武汉现代工业 “一五”期间，根据工业建设的基本任务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国家重点建设由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156项工程国的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重型机床厂，以及武汉长江大桥等重点工程的开建，使武汉成为“一五”计划期间国家重点建设的工业城市。而在同一时期，上海等原有的一批工业城市则排在了计划表的次要位置。 1955年9月，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开工，1957年建成通车，打通了京汉、粤汉铁路，“天堑变通途”，大大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在中国运输史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中国从此由水运时代真正跨进铁路时代。 国家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打造了“武钢”、“武船”、“武重”、“武锅”等一批响当当的“武”字头企业品牌。大到船舶、桥梁，小到手表、螺钉，“武汉制造”响誉全国。 1965年开始的“三线建设”进一步加强了武汉的工业地位。按照当时主管全国计划工作的李富春的思路，“大三线”大致是以甘肃省乌鞘岭以东、山西省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和广东省韶关以北的区域。显然，30多年后以广东、上海、北京为中心的三大经济圈，都被圈在了“三线”之外，而武汉却在这场“工厂再造”运动中沾了一点边。第二汽车厂、葛洲坝工程、武汉青山火电厂等一批“三线工程”的建设，无疑使武汉这座工业重镇的经济地位更加稳固。 与此同时，从“三线建设”中成长起来的成都、重庆等工业城市，使西部经济走上工业化轨道，中国经济巨轮的轮廓开始显现，从另一方面加重了武汉的物流枢纽地位。今天的长虹、嘉陵等一批名品的背后，都留有一丝“三线工程”的影子。 “三线建设”工程对国民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一方面使上海、广州、天津这些传统工业城市边缘化，一方面又造就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武汉因此成了计划经济的“宠儿”。 无论是张之洞推行的“湖北新政”，还是毛泽东领导下的“赶英超美”，都把武汉放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位置，形成了“中间开花”的结局。不过，这朵两次盛开的中部之“花”，却带有鲜明的国防味道。 改革开放20年：中部没有崛起，反而成了“面窝” 改革开放之初，武汉市的综合实力全国排名第四。按1982年底的统计，全国各大城市的工业总产值、工业净产值、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与实现的利税额排名，武汉均居第四位。20年过去之后的2002年，武汉的排名一下子落到了第11位。这仅仅是武汉市市长李宪生的说法。如果按照倪鹏飞博士的排名，武汉市在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中的排名，2002年、2003年连续两年都排在第14位上。有人将中国大陆主要的38个城市分成了8个档次，其中，武汉等8个城市被排在了第四档上。按照序列数一下，武汉位列第12位。 “两通起飞”、“中部崛起”、“扁担理论”、“东引西联”……湖北出了这么多“理论”，实施了这么多的“战略”，为什么还是发展不起来？有不少人对此进行了评析，认为关键是两点：一是自主意识不足。这些理论，无一例外的存在严重的依赖思想。二是只提目标没有措施，如“湖北要在中部地区崛起”等，这些都是发展目标，而不是战略。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复杂的发展思想体系。 武汉在中国经济的大棋盘上处于“天元”的位置上，腹地资源的强烈诱惑使人总想在“通”字上做文章。其实，长考之后才发觉：不通必亡，通也难胜。 多年来，在台海两边一直在争论着的“三通”问题，除去其政治因素外，在经济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与当初武汉实行“两通”战略之间，颇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这二者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利用巨大的潜在腹地资源。台湾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利用好大陆腹地资源。同样，武汉经济要起飞，也必须利用好大陆的腹地资源。然而，在市场分割太久太久之后，区域市场之间存在的难以逾越的“市场悬崖”便成为人们开放的障碍。 有人把“两通起飞”战略与张之洞经营武汉的做法进行一番比较后认为，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两通起飞”战略就是片面经营的概念，导致武汉制造业全军覆没。张之洞经营武汉也是从流通开始的，他到武汉来主要目的就是修京汉铁路，后来又修粤汉铁路、川汉铁路等，但他不仅仅限于流通和交通，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办铁厂、办枪炮厂、办缫丝厂、织布厂上，亦即放在近代制造业上，所以他成功了。 在一个不是充分竞争、地方割踞的市场里，“两通”不仅无法起飞，反而会导致市场的丢失，伤及制造。20世纪80年代，武汉一批名牌产品的倒台，恐怕就是“两通”战略的祭品。 1987年，湖北省社科院的学者提出了“湖北要在中部地区崛起”的口号，当时省党代会把这个口号作为省委省政府的指导思想。但是，十多年以后，这个本该崛起的地方反而塌陷下去。有人形容之：“湖北不但没有在中部地区崛起，反而成了一个面窝”。究其深层原因，在于这个口号仅仅只是表达了湖北发展的目标愿望，而没有有效的战略措施。 围棋有句术语，叫做“金角银边草肚皮”。意思是说，边边角角的地方容易控制，而棋盘上中部一带的位置难以经营，因而弈棋者通常先从边角处投子。要是这种战略思想能够用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就比较容易解释二十多年来武汉为什么没有受到重视。国家两次开放政策的释放，都与武汉无关。 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这一政策与武汉无缘。1984年，沿海14个城市对外开放，这一政策又与武汉无缘。这两次开放，对武汉造成的负面效应是明显的：在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内地各种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技术知识资源向沿海开放城市流失。内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显著下降。 1992年，长江沿岸包括武汉在内的10个城市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被批准为对外开放城市时，武汉已经失去了大量经营资本。不仅如此，作为特大城市的武汉还面临着一系列压力：巨额政府债务与企业债务需要偿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需要再就业，大量的低收入者需要解决最低生活保障，庞大的政府机器需要保持运转……等等。当新的世纪到来之际，武汉和内地的所有大中城市一样，是带着满身的“伤痛”参与到区域经济竞争舞台上来的。 进入新世纪，武汉正在被腹地化 今年3月，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两次世纪之交武汉对外开放之比较”的文章中曾指出：“由于武汉在全国开放格局中属于晚开放类型……武汉在华中地区及长江中上游地区的传统优势地位受到挑战，城市边缘化趋势愈演愈烈。” 笔者认为，用“边缘化”来描述武汉的状态，也许过于恐怖。但是，用“腹地化”这一概念来描述，则一点也不过分。 当21世纪的钟声敲响时，武汉的地位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最为明显的是，物流改变了武汉节点的地位。 毫无疑问，历史选择武汉，是因为武汉同时拥有了长江黄金水道与京广南北大动脉。可是，十几座长江大桥的修建，京九铁路的贯通，公铁运输网的加密，长江黄金水道的退化，已使武汉渐渐失去了华中交通枢纽的功能。交通网络的密度增加后，武汉的区位优势及其腹地资源优势被摊匀了，像长江航运、南北铁路通道等等那些独有资源的垄断性价值已经缩水。 与此同时，资本之力牵动着人们的眼球。开放带来海洋文明的再次兴盛，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地区的经济圈形成，资本的快速积聚，使人们不再用资源是否富集来标示一座城市的价值。相反，资本之力重新牵着人们考察浙江，考察江苏，考察广东……人们喊出了发自内心的口号：融入上海经济圈，融入珠三角经济圈，融入环渤海经济圈…… 地球人都知道：中部人一致转身向外啦！ 南昌人说：“现在轮到我们了。” 江西人认为，他们是东部的内地，又是内地的前沿，显然具有“近水楼台”的先机。他们仔细掐算，南昌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距离几乎相等，都是700公里，与闽东南三角洲的距离更短，只有约500公里。从八十年后期开始，江西省做了十几年的“昌九经济走廊”轴心。当新的判断做出之后，江西省委省政府提出把南昌建成“现代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文明花园城市”。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今年3月做客新华网时，向全球网民描绘了江西“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经济发展定位。他们要将江西打造成产业梯度转移的承接基地、优质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劳务输出基地、旅游休闲的后花园。 湖南：丢开武汉，向珠三角“求爱”。 在打造新型城市群的实战中，湖南更是先行一步。相对于武汉而言，长沙人总认为自己居住的城市太小，因此，他们不惜把附近的株洲、湘潭两市拉进来，沿着湘江水脉，建造一个足以与外市抗衡的新都市。1997年开始，湖南长沙株洲湘潭经济一体化不断得到推进和深化，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战略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特别是湘江流域日贷环保项目、长株潭城市发展世行贷款项目的准备与实施，长株潭面貌正在发生巨变。为了打造全新的城市群，三湘人甚至不惜将省政府新机关大院南迁。三湘人给这种新城打造动作赋予了一个很动听的概念，叫做“放松长沙”。其实，他们的真实想法是把湖南建成“广东的菜园子”，开辟出珠三角产业转移的承接地。 安徽人：短暂的犹豫，还是真的分不清“东西”？ 曾几何时，安徽人自嘲“不是东西”。在发展方向的选择上，安徽人也是有很多选择余地：他们可以沿陇海线经济带发展，也可以沿京九线经济带发展，还可以沿长江经济带发展。可是，资本的力量最终还是把他们向东拉去了。“合肥都市圈”的规划研究从去年就开始了，他们打算构建以合肥市区为中心，涵盖肥东、肥西、六安、巢湖、舒城、庐江及长丰、寿县部分地区的合肥经济圈。安徽人自己也明白：打造“合肥都市圈”的过程将面临着来自周边大城市的巨大“挤压力”。城市规模不大、经济实力不强的合肥处在南京都市圈、郑州都市圈和武汉都市圈交汇区的边缘，使省内城市呈现一种离心状态。宣城、宁国、黄山正在往江浙靠拢，芜湖、马鞍山、滁州在向南京接近，阜阳、亳州在朝郑州方向走去。但是，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他们要奋力成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郑州：这座正在被腹地化的腹地中心城市，方向的选择才是最困难的。 郑州地处中华腹地，九州之中，十省通衢，全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结合部。郑州作为人口第一大省的省会城市，在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与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经济圈之间，往北靠不上去，往西往南又不愿意靠。郑州市的经济能级比石家庄、济南、武汉、北京都要小，仅比西去的西安略高一些。从经济实力来看，这座城市既无力辐射别人，也不愿意别的城市辐射自己。郑州与石家庄、太原、济南、西安、武汉等省会城市的距离都在500公里左右，但是，很明显，太原、石家庄、济南受北京的辐射更重一些，与郑州的联系不多。郑州与西安的关系则是互竞关系。郑州与武汉比较，前者比后者要小得多。所以，在武汉周边的省会城市中，最不愿意放弃的还是郑州市。 “兄弟们”一个个渐行渐远，“武汉人”，你怎么办？ (*注：为了支持武汉新特区建设，重新发表2003年研究武汉经济圈时撰写的课题报告。未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