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几年，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部门越来越重视就业问题，是一个值得欣慰的现象。至少，这是经济学家的一种关怀的转变：从一窝蜂地关心资本到逐渐关心劳动的转变。然而，人们也有一种倾向，就是过分渲染目前出现的就业压力和失业的严峻性，而忽略了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而这种研究倾向容易导致治理失业和扩大就业的“短视”、“躁急”的政策倾向。
的确，由于宏观经济景气的低迷，以及产业结构调整速度的加快，使得一部分没有市场、丧失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部门处于停产或开工不足的状态。这时企业管理人员不得不行使其已经获得的用工自主权，原来以冗员形式存在的隐性失业不可避免会变为公开的失业或下岗。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失业问题日益突出。但是，在观察到这种现象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第一，总体就业仍然在增长；第二，劳动力市场正在加快形成。 在改革初期，国有经济就业占全部就业的近80%，加上集体经济就业，吸收了全社会的劳动者就业。虽然个体就业开始出现，但规模和比重都微不足道。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非国有经济就业才逐渐扩大了规模和比重。到2001年，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就业的比重分别下降为32%和5.4%，非公有经济就业比重大幅度提高。值得指出的是，在分所有制形式统计的就业人数和城镇全部就业人数之间有一个差额部分，从90年代以来逐渐扩大，到2001年达到全部城镇就业的38%。解释这个差额部分的形成以及内涵是十分有趣且有意义的。 从统计的角度来说，上述就业人数的差额部分产生于不同统计来源。各种所有制单位的就业统计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劳动统计报表制度》，其调查范围为全部独立核算单位，因而产生的数字是所谓“单位就业”。而全部城镇就业统计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方案》，其调查范围为全国人口，形成的数字为“单位就业”加“单位外就业”。由于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原因，1990年以后的全部就业人数有一个跳跃，这是人口普查经常发生的事情。但这个绝对数的跳跃不否定其变化方向是具有代表性的。因此，在通过独立核算单位统计的就业人数与全部城镇就业人数之间的差额的存在和扩大，实际上反映了随着就业压力扩大、失业问题严峻化，以及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提高，单位核算范围外就业的部分倾向于扩大，形成所谓非正规就业。如果我们把这部分就业考虑之内，近年来整体就业仍然是在增长的，只是劳动力越来越多地通过新的方式进行配置，实际上也必然是较多地通过劳动力市场进行的。 劳动力市场的加速形成和发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农村的劳动力不再局限于从事农业劳动，而其就业已经广泛地分布在城乡各种行业中。2001年农村劳动力总数约4.8亿人，超过33%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转移出农业，在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等部门就业，其中很大部分转移到本乡以外。据估计，这种流动中的劳动力的人数大约在7000万左右。 第二，城市职工现在不仅不再享受传统就业体制的“铁饭碗”，而且面临着就业岗位的竞争，特别是与外地劳动力的竞争。虽然外地劳动力大多从事那些城市居民不愿意接受的工作，但潜在的工作竞争毕竟已经出现，劳动力市场开始发挥其功能。 第三，国有经济不再是劳动者就业的惟一渠道，国有经济吸纳劳动力的比重大大下降。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大，吸收了大量城市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和农村转移劳动力。正是在国有经济和传统集体经济就业比重的这种下降中，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 看不到上述两点，就会产生治理失业和扩大就业的“短视”、“躁急”的政策，而这种政策倾向不可避免地要伤害劳动力市场功能。其中一个表现就是用行政手段对失业进行量的限制，比如把失业列入政府考核内容。由于在统计失业时，是把外来劳动力排除掉的，而且，地方政府普遍认为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抢饭碗。所以，降低失业率的一个最可能采取的措施就是强化排斥外来劳动力的政策。这会阻碍城市化和户籍制度改革，延缓劳动力市场的发育。 制定治理失业、扩大和创造就业的长期政策目标是必要的，但这种政策不能是排斥市场的。首先，把就业目标作为经济政策的中心，把能否创造和扩大就业作为检验经济政策成效的主要标准。其核心是通过发展战略的转轨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加就业岗位。其次，按照优先序（优先考虑弱势群体和贫困家庭）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最后，以发育劳动力市场为中心，依靠市场解决就业问题。在确立了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后，解决失业问题的最终手段也只能是依靠劳动力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