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有的新人阶层的出现，而每一代新人都有其特有的疑惑，因而有了诸多的“怎么办”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对于一系列特殊的社会问题，新人们总是要提出诸如“应该怎样理解”、“问题的出路何在”，以及诸如此类的智力挑战。大约一个半世纪前，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当时的新人——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专门写了一部小说《怎么办？》（ЧтоДелать？）。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新人挣扎于他们在思想、社会意识上面的进步性与自身所处的非主流社会地位之间。 20世纪与21世纪相交之间在中国出现的新人之一，是一个按照财富标准衡量拥有社会地位，却在思想、社会意识上与社会主流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群体。如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薇拉、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一样，当代新人也对社会现象充满忧虑，在某种程度上也愿意与社会分享自己的财富和智慧。但是，他们在付诸行动之前，思想上必然经历千万次的追问：怎么办？而那些有能力为自己的邻里、自己的国家，甚至这个世界做点儿什么事情的新人究竟怎样看待这个世界，怎么判断这个世界真正的缺失，决定了他们的行动。比尔·盖茨看到的是发展中国家公共卫生事业的不发达，他最初的生意伙伴则看到家乡西雅图需要更多的艺术。这种判断或偏好导致了他们的慈善之举的影响所在，或者说他们各自基金会的投资取向。 比尔·盖茨也好，他的前伙伴也好，看到的都是人。不过，前者看到的缺医少药的穷人，后者看到的是缺少艺术享受的不那么穷的人。使中国的新人常常处于疑惑的现象也是人。几个最经常的疑问是人越来越多怎么办，穷人越来越多怎么办，老人越来越多怎么办。自从知识分子探讨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开始，人口问题始终处于一个最重要、最中心的位置，以致在对著名的“李约瑟之谜”的智力答卷中，绝大多数是与人口相关的假说。 首先，人越来越多怎么办？就绝大多数非专业的知识分子来说，对人口增长的负面效果充满忧虑，具有悠久的传统，如今似乎也还是一种时髦。中国人口总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长期以来的人口增长率也蔚为可观。因此，用这种特殊性解释中国历史和现实，有着很大的诱惑力。 例如，历史学家艾尔文（MarkElvin）《中国历史的模式》（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一书，就是从人口的角度解释为什么早期中国如此发达，却没有形成现代经济增长的代表著作。他认为，在中国的前现代时期，在没有现代工业和科学投入的条件下，传统农业的生产率几乎已经达到了技术水平和投入水平所决定的极限，没有什么改进的余地了。这时，如果人口增长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增长的人口就会消费掉剩余产品，使人均农业产量仅仅稳定在生存水平上。由于农产品剩余的降低、人均收入水平的降低、人均需求的降低，以及劳动力变得便宜而资源和资本变得昂贵，无论对农民还是对商人来说，最符合理性的策略就是选择劳动使用型的技术，而不是资源和资本使用型的技术，导致农业经济发展在早期的较高水平上处于长期停滞状态。这种情形使得中国经济在较早突破低水平均衡陷阱之后，又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 但是，人口众多就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陷入“低”或“高”水平均衡陷阱的证据并不充分。许多相对于土地面积来说人口众多的经济，也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于这不同的看法，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就有激烈的争论。但在这方面，人们的认识演变的一个基本趋势是，随着技术进步，人类可以克服自身增长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而把人口转变为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众多的人口反而促进经济增长。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起飞的经验就表明，人口稠密并不阻碍经济增长，都是这种传统假说的反例。所以，人越来越多的担心，本来未必是一个问题，属于一种杞人忧天综合症。 美国人亨利8226;乔治把人口并不必然阻碍人类福利的增进这一事实，形象地概括为：“鹰和人都吃鸡，但鹰越多鸡越少，人越多则鸡越多。”不过，人越多鸡越多这一事实，在于人有智慧，不像鹰隼那样只取不予、竭泽而渔。因此，人口众多是否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不是负担，就取决于人类是否能够不断提高其人力资本水平。一般来说，人力资本积累表现为教育和健康水平的提高。如果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或者一个国家的人口长期处于不能够有效地增进人力资本的恶性循环状态，贫困就是不可避免的和难以摆脱的。
于是，新人们又要提出另一个问题，穷人越来越多怎么办？通常，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穷人有两种版本：一种是绝对贫困人口，另一种是相对贫困人口。前者通常与不得温饱、目不识丁，以及生活在边缘化的环境中相联系；后者则是相对于富人的存在而言，属于脆弱群体，在大多数社会都存在。按照中国官方的定义，至今绝对贫困人口仍然有几千万，而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相对贫困人口也在增加，而且出现绝对化的趋势。造成贫困化的因素的多重的，贫困人口的组成也是多元化的。根据贫困原因与贫困者群体的性质，反贫困战略也是多样化的。 第一种是开发式的反贫战略。通过整体经济发展，使大多数穷人摆脱贫困状态，是这种战略的目标所在。揭橥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帮助2.5亿处于绝对贫困状况的农村人口获得了温饱，就是这种战略的一个成功案例。 第二种是瞄准型的反贫战略。随着大多数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余下的穷人越来越处于边缘化的境地，散布于整体人群之中，需要有一套瞄准机制，以便将其识别出来，把扶贫资源真正配置到这些人身上。80年代中期至上个世纪末期中国政府实施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大体上就属于瞄准型的反贫战略。 第三种是与宏观经济政策相联系的反贫困战略。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和外向化程度的提高，在整体人口从中受益的同时，一部分受教育程度低、身体状况差，或者老年人和妇女的调整能力较弱，易于陷入绝对或相对贫困状态。这时，反贫战略就与宏观经济政策融为一体，在反周期政策中，把扩大就业、防止贫困化滋生作为重要目标，同时通过建设一个旨在扶助脆弱群体的社会安全网络以防止贫困化。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老人越来越多怎么办？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出生、死亡从而自然增长模式要经历几个阶段的转变，通常经历一些共同的阶段，人口学家由此总结出所谓的人口转变规律。所谓人口转变，是指从生育率和死亡率都相当高的状况，转变到两者都很低的状况的一个过程。通常，这个过程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从而导致低自然增长率。第二个阶段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以高自然增长率为特征。第三个人口阶段特点则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从而导致低自然增长率。在第三个人口转变的阶段上，当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非常低的情况出现时，人口的年龄结构就会逐渐老化，我们看到老人越来越多的现象就发生了。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且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的人口转变较快地跨越了上述几个过渡阶段，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比较，较早完成了从出生率和死亡率都相当高到两者都较低的人口转变。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口老龄化也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来得早许多。按照联合国的定义，65岁以上老人超过总人口的7%就意味着一个国家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根据人口统计，中国目前已经进入这个时期。 进入老龄化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要为养老承担一个额外的负担。从理论上说，每一个今天的老人都是昨天的劳动力，在他们活跃于劳动力市场上的时候，都曾经为自己的养老创造并积累了一份剩余。但是在实践中，个人为自身养老的积累并不是那么一一对应的，所以，在许多国家都形成一种局面，即今天正在工作的人口为今天的老人支付养老费用，这就是所谓的“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于是，老人越来越多归根结底意味着年轻一代负担的加重。一个社会能否很好地赡养它的老年人，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生产率（养老资源的多寡）和养老保障体制（养老资源的有效配置）。 人越来越多也好，穷人越来越多也好，老人越来越多也好，我们在观察这些现象时都是从宏观结果上看的。而在这些结果的背后，都存在着微观行为作为其产生的原因。例如，人口总量越来越多，说明个人和家庭的生育意愿比较强，而生育意愿又是由一系列经济的、文化的背景所决定的。穷人越来越多，说明处于边缘状态的、脆弱的个人和家庭越来越多，既取决于个人和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也常常取决于个人的运气。老年越来越多，与个体生命的延长有关，老年人能否颐养天年，与家庭经济状况好坏，甚至家庭关系的亲疏都密切相关。 所以，“怎么办”首先涉及到个体行为的规范问题。一个健康、良好的生育文化可以使得生儿育女恰倒好处；家庭资源在人力资本上面的有效配置，可以提高家庭及其成员抵御危机、规避贫困化的能力；而健康的家庭文化和融洽亲情关系，则是老有所养的根本保障。同时，“怎么办”又涉及到社会集体行为问题。规范人们的生育行为，激励家庭的能力建设和安全建设，以及保障老年人的利益，都同时又是社会层面上一系列制度环境的功能所在。一个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安全网，都有助于解决潜在和现实的“怎么办”问题。最后，新人们对于解决“怎么办”的问题也是大有所为的。教育、健康和养老问题，既是家庭的责任，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责任。世纪之交形成的新人有两个特点，第一，他们在财富上有能力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第二，他们有忧患意识，愿意帮助弱势群体。这两个条件合并在一起，注定了新人们对待“怎么办”问题的态度和所为应该是积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