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无论你打算更多地储蓄，还是把多年的储蓄拿出来投资股票，或者买房，或者做生意，在你做出决策之前，都需要对宏观经济形势以及相应的公共政策走向做出判断。如果你同意我的说法，我想提醒你：2007年很有可能是宏观经济政策出现重大转机的一年。 我所说的转机，是指已实行了4年重在抑制所谓的投资增长过快的宏观调控政策，将让位于鼓励投资、扩大就业的宏观调控政策。该等转机在理论上出于储蓄与投资必相等的要求，在实践中出于储蓄与投资均衡化矫正的要求。伴随这一转变，中国经济将出现一轮更加强劲的增长。 据我观察，中国经济之所以在4年前遭遇是否抑制投资增长过快的痛苦抉择，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海外的“中国威胁论”。这一至今仍在发酵的论调，深信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特别是矿物商品市场引发一场史无前例的需求“大爆炸”，由此出现全面而持续的价格重估。人们不断被告知，就算全世界铜矿的新增产能都瞄准中国，也不可能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需求，以至于不得不通过价格重估或者通过涨价来达成新的供需平衡。类似的品种还有铁矿石、镍、锌、石油、天然气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虽然面对同样的价格上涨，但劳动力比较成本决定了发达国家与中国不可避免地身处两种截然不同的境地，前者经济将持续减速甚至出现衰退，后者经济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不言而喻，如果中国能够抑制投资增长，舒缓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的需求，便可以为发达国家赢得尽可能多的时间，以便调整其产出结构，破解其心目中的中国威胁。 遗憾的是，4年来的实践表明，这种以限制投资增长过快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政策，越来越多清楚地表现出它的负面效应，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流动性过剩，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现阶段货币政策应当以抑制流动性过剩为着力点。 但是，恕我直言，那种认为央行持续提高存款准备金比例、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以及设定一个较长的加息周期便可以达到目的的想法，过分高估了货币政策的影响力。之所以有如此认知，主要原因还不是由于央行的负债承受力是有限度的，毕竟历史上的美国第一银行和美国第二银行都因过度负债而被迫解体，就目前来说至少过度的央行负债将不可避免地形成新的而且注定是更大的通胀压力，而是由于那种把流动性过剩单纯解读为储蓄过剩的观点根本就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说得再明白一点，如果连流动性过剩的成因都说不清，怎么可能找到有效的对策呢？ 我一再反对那种把流动性过剩片面理解为一种货币现象的观点。该等现象的确很容易识别。比如说，最近5年间，城乡居民储蓄增加值累计高达10万亿元，外汇储备累计增加值8万亿元人民币，二者合计18万亿元。但是，无论如何，流动性过剩压根就不是一种单纯的货币现象，更不能仅仅从货币供给的角度加以解读。在我心目中，流动性过剩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宏观经济现象，其成因不是储蓄增长过快，而是新增储蓄不能顺利转化为投资。换言之，如果新增储蓄能够顺利转化为投资，即使储蓄持续增长也不会导致流动性过剩。来自国统局的数据显示，最近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值仅为6万亿元。照此估算，仅在最近5年当中，因投资不足引起的流动性过剩金额就涉及12万亿元。顺便说一句，那种认为中国目前的流动性过剩涉及30万亿的说法严重缺乏依据，毕竟存款总额一年前才突破30万亿。 一味囤积居民储蓄或放任储蓄超前增长的要害在于，今天的储蓄等于明天的消费，如果今天的储蓄不在今天被转化为投资，用以满足明天的消费需求，明天就必然形成消费领域以至全面的供不应求，进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以不断恶化的城乡居民两极分化为背景，富人并不害怕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只能让掌握资产的人更加富有，却让不掌握资产的人更加贫困。 另一方面，伴随储蓄不能被顺利转化为投资，国内不充分就业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正是流动性过剩最大的危害。在很大程度上，不充分就业令国内城乡居民人均贫富差距自1997年一度缩小到的3.08倍扩大到2005年的3.61倍。数据显示，与最近4年连续超过10％的GDP年增长率作对比，同期就业人数的年均增长幅度不足1％。我非常怀疑这主要是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结果。我要强调的是，所谓4.2%的不变失业率仅仅是所谓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完全忽视了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就业权力以及失业状况，因此也远远不能真实反映全国的不充分就业状况。按照我的估计，最近4年市场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供给均超过2000万人，但新增就业人口仅700万人左右。 与此有关的是所谓国内消费需求不足问题。经济学认为增加消费需求的途径有两条，一是一个人的消费可以带动另一个人的就业，二是一个人的投资可以带动更多人的就业。里根经济学及其追随者布什父子之所以青睐减税政策，就是由于富人增加消费可以让穷人更多地就业。而中国近年来国内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则是投资增长所创造的新增就业机会远远不能满足新增劳动力供给尤其是农村居民向城市聚集所连带的就业需求。 无论如何，储蓄是用来投资的，外汇储备也不是用来囤积而是用来使用的。英国18世纪爆发的工业革命与恰当地使用外汇储备关系最为密切。对此，历史学家的研究证明，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18世纪，而不是此前100年，答案在于海外大扩张赢得的“商业革命”（准确地说应当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革命）为英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黄金供给，以至于它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建造世界上第一条铁路，普及以蒸气为动力的“飞梭”织布机，改进城市下水道系统和安全饮用水系统，提高人口城市化比例……对此，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著名的《全球通史》一书中写道：“调查结果表明，18世纪从印度和西印度蔗糖殖民地所榨取的利润与1800年在英国工业上的投资一样多。” 于是，我强烈意识到，要想找到下一步中国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正确方向，必须首先正确认识流动性过剩的真正成因，而且其中的关键不是计算流动性的规模，而是计算投资欠账的规模。
部门经济的投资欠账和宏观经济的投资欠账都是可以计算的。比如说，铁路运输部门的投资欠账至少在1万亿以上，公路建设的投资欠账也不亚于1万亿，水力建设的投资欠账则高达2万亿，此外还有教育部门的校舍投资欠账，医疗卫生部门的病床投资欠账，电力部门的环保投资欠账，以及低价住宅领域的建设投资欠账等等。当然，就宏观经济政策而言，更重要的还是计算全社会的投资欠账。 受储蓄与投资必相等的宏观经济学原理指引，按照国统局提供的居民储蓄增加值、外汇储备增加值与全社会投资增加值计算，中国自1997年开始出现流动性过剩问题以来，至今已累计的投资欠账高达13万亿，其中主要是在最近5年内形成的。 既然如此，我们真的可以对可能出现在2007年的宏观调控政策转机不闻不问吗？这实在是一个爆炸性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