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刊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出版的《政策评论》2007年二月至三月一期刊登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布鲁斯·伯克维茨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长期斗争的战略》，摘要如下： 冷战期间，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偶尔地发出一份年终电报，以打破政治评论和军事分析报告的常规。它引用在莫斯科流传的最新玩笑。一个样本：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请假一天，向其母亲展示他在市内的大楼和乡间别墅。当晚进晚餐的时候，母亲说她获得了深刻印象，但她担忧地低声说：“可是列尼亚，如果布尔什维克回来怎么办？”还有：“塔斯社报道说，最新的5年计划期间，苏联电子工业部将设计世界上最大的微型芯片。” 这些玩笑——以及美国使馆将其传播这一事实——反映出一项重要的基本真相。美国人起码在某种本能的层次上明白，尽管苏联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但它内部是虚弱的。它的经济不可救药地效率低下。它的公民们已经对自己的领导人失去信心。就连政治精英阶层也精疲力竭，并且愤世嫉俗。实际上，美国的宏大战略——遏制——就基于这些真相。美国领导人假设，如果美国针对苏联扩大其影响和控制的企图采取对抗措施，那么苏联内部的分裂最终就会要么造成其崩溃，要么使之变成某种威胁性不是那么强的东西。 把这与今天相比较。自从911事件以来，我从未听说过发生在“基地”组织身上的这种玩笑，不论在政府圈内还是在学术界都是如此。就此而言，我无法回想起听到过有关中国、朝鲜、俄罗斯的普京政权或者伊朗的原教旨主义政府的任何此类幽默。我猜想，这是因为大多数专家都起码本能地认识到，我们今天正在应付的威胁，与我们在冷战期间所面临的威胁有根本区别。 苏联的威胁是明显和即刻的。它包括三个得到充分认识的问题：准备进攻西欧的230万华沙条约组织军队；瞄准美国的1.2万枚核武器；以及一场全球范围的颠覆活动和“民族解放战争”。与此形成对照，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威胁所构成的世界末日大决战的可能性则要小一些。但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比较大。在苏联曾桀骜不驯的领域中，威胁具有很强的韧性，而且看来不大可能会很快消失。 其结果是，我们现在目睹的是对设计一项国家安全战略来说至关重要的一个新的因素的出现：可持续性。美国的目标，即确保和平，创造财富，以及提倡人权和法治，取决于我们在世界上保持主导地位。在很长时期里，我们也很可能会需要这样做。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地考虑美国如何把握自己，同时在与我们的竞争对手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 威胁、挑战者、竞争对手 可持续性并非涉及容忍“增长的限度”（70年代由罗马俱乐部推广的一个时髦词语），也不涉及避免帝国的摊子铺得太大和衰败（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80年代的担忧）。这也并非条件反射式的多边主义的代名词。这种多边主义的理由是，今天的问题太大，因而美国无法“独行其事”。 相反地，可持续性涉及在美国如何以在必要的长期内保持美国的主导地位的方式花费其军事、经济和外交资源方面，做出小心估算的评价。我们的其它目标取决于这一主导地位。因此，可持续性是使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的可能性最大化的一条途径。 在今后许多年里，可持续性都将是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个核心问题。原因在于，起码在苏联具有致命弱点的一个方面，我们的潜在敌手十分强大。考虑一下： 士气和动机。苏联公民十分仇恨其政府，以致该政权不得不把他们圈起来，以防他们逃逸。华沙条约组织的“各个盟国”把苏联看作一个占领国。到70年代，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就丧失了它在群众中曾享有的任何影响力。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由苏联公民害怕、诅咒和嘲笑的年老、养尊处优、毫无个性的官僚们组成。与此同时，德高望重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譬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安德烈·萨哈罗夫，则被看作国家的敌人。 把这与今天的“基地”组织相比较。“基地”组织的一些成员情愿开飞机撞击大楼和在地铁中引爆背包里的炸弹。人们可以说，这些恐怖分子及其同情者是罪恶的。但没有人可以说他们不是死心塌地的。在其所存在的地方，好斗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是一场产生于成千上万座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的基层运动。与此同时，本·拉登在穆斯林世界的许多地方都是很受尊敬的人物。提倡暴力圣战的伊斯兰教网站在互联网上享有广泛的读者群。 这些因素影响着美国战略的每个方面。当一个敌手拥有这种基础广泛的支持和承诺时，我们的军事计划人员就不能指望对手会士气低落。在思想的战争中，外交官们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情报官们不能因为叛逃者或移民热切希望与他们所羡慕的一个政权合作，而对其怀有指望。 经济效率。苏联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其计划经济失败。到80年代，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未见增长，而美国却进一步加快军备竞赛。苏联人无法竞争，在努力的过程中精疲力竭。 与此形成对照，虽然毛泽东的继承人们在天安门广场上保留了他的画像，但他们并没有愚蠢到遵循其经济思想办事的地步。由于实行了自由市场改革，所以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接近每年双位数。这一经济实力转变成中国国防预算的稳步增长。这种增长用于开发或者从国外购买新的武器。 但我们不仅不大可能会唱衰中国经济，我们也不想让中国像苏联那样崩溃。如果是这样，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社会混乱会是无法估量的。沃尔玛商店的货架会空空如也。中美两国经济完全相互扭结在一起。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目前达到每年1690亿美元。据《人民日报》说，美国在中国的本地投资总额超过480亿美元，分布在45000个项目中。 美国的政策假定，与西方的相互交往最终会导致新的一代中国人要求民主和新的一代中国领导人同意实行民主。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目前的中国领导人估计，他们能够无限期地保持经济自由和政治控制权之间的平衡。与此同时，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国家虽然并不完全是一个威胁，但却肯定不是一个盟国。 事关重大。如果中国在军事上征服台湾，就是一个不尊重自由、也非民主产生的专制政权挫败了一个尊重公民自由的、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这可能会成为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记录显示，中国人在打赌中获胜。这对文明的未来所造成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审慎的对外政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为西方领导人所希望实施的遏制政策作了最好的广告。它公开支持国外的颠覆和革命。它定期地演习对西欧的军事入侵，并在经过红场的游行中运载导弹。这些挑衅刺激西方民主国家组成了北约等防御性联盟，使得纠集加强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所需的民众支持成为可能。 金正日是一个诡计多端的敌人。朝鲜通过威胁、整顿和两面三刀，优化了自己的政策，以保住政权和使统治阶层富裕起来。例如，虽然朝鲜在正式场合被列为一个恐怖主义国家，但10多年来，人们都没有把它与一场暴力恐怖主义打击联系到一起。与此同时，由于朝鲜已经显示出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所以它能够吓阻大多数的军事威胁。通过从不完全退出谈判，它能够获得让步。通过提出微不足道的妥协，它使韩国公众的决心陷于分裂。 要谈一谈这个老谋深算的对手：朝鲜领导人明白，只要他们避免任何过度刺激性的东西，他们就能继续在平壤过安稳的日子。这个统治阶层（教派集团和犯罪团伙的某种混杂）通过兜售武器、毒品、伪钞、水货和卖淫活动，过着舒适的生活。朝鲜的人口为2200万左右，但统治集团的人数顶多只有几十万。正如我们所发现，很难制定能够瞄准这一小撮人的有效和可以实施的经济制裁措施。 类似地，尽管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伊朗既谋求获得核武器，又促进恐怖主义，但它矢口否认这一点，从而避免了与美国之间的直接对抗。伊朗政教合一的统治者们还学会了如何利用自己国家的石油财富——并小心翼翼地减少了自己对伊斯兰教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以赢得中俄等国的支持。 来自这些国家的威胁并不在于它们会直接袭击美国（这样做会与自我保护原则不符）。主要的担忧而是，它们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盟国之一（日本、韩国和以色列等）或者可能会输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比较有效的内部控制。今天的独裁者们已经学会如何实施“精明的极权主义”。他们实行限制措施，足以造成对手的瘫痪，同时避免普遍的不同意见。 例如，俄罗斯统治者——与其苏联前任不同——很明智，因而不会把诺贝尔奖获得者投入劳改营。他们而是囚禁不得人心的寡头——这些人恰好也是政治反对派的最有可能的支持者——并悄悄地胁迫或清除掉不那么富裕和抛露头角的人物。该政权举行定期的选举，但密友们控制着广播网络。 普京、查韦斯、莫拉雷斯和内贾德值得称道的一点是，他们都参加了选举——并获胜。普京甚至赢得了民众71%的选票。诚然，选举程序朝着不利于其竞争对手的方向倾斜了。但这一证据仅仅表明，这些统治者在保持控制权方面手段多么巧妙——即便如此，也不能否认，他们都获得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其最终结果就是形成一系列对美国不友好、但政治上稳定的、在今后许多年里还很可能会使我们的国家安全规划工作复杂化的政权。 还可以指出另外一些，以及尚未出现的威胁和挑战。但变化趋势是明显的。今天，我们面对着更加精明、更加复杂和更加多样的一系列敌手。他们与苏联相比，更加具有韧性和适应能力。所有这些对手都将能够运用战略、战术和技术，以便在我们的薄弱环节上威胁我们。 由于这些威胁在很长时期里都很可能会伴随着我们，所以美国必须把握好自己。。因此问题是：如果我们陷入了一场长期的竞赛，那么结束竞赛——并获胜——的最佳战略是什么？ 兼顾消极性与积极性 无怪乎，美国领导人一直努力了解如何应付这些新的威胁。它们很复杂。但回顾起来，15年来美国的政策既包括过于消极和使潜在威胁失控，也包含过于咄咄逼人和太快、太远，因而过于分散地利用我们的资源。 考虑一下90年代美国是如何对“基地”组织和朝鲜作出反应的。除了在1998年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使馆遭到炸弹袭击后发动一场巡航导弹打击之外，我们当时主要把“基地”组织看作一个外交和执法方面的问题来对待。恐怖分子更加嚣张，其结果就是911事件。我们未能及时对“基地”组织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从而使本·拉登得以在其阿富汗营地中训练几千名恐怖分子，在全世界离心离德的年轻穆斯林当中传递其仇恨和暴力的信息。在今后许多年里，他们都将构成一种威胁。 在此期间，在处理朝鲜核计划问题上，我们犯了类似的错误，过分倚重外交手段，做事就好像朝鲜人是认真的谈判伙伴一般。1994年的框架协议据说规定，平壤可以用其基于钚的核计划换取外援。结果，朝鲜获取了外援，却用其钚提炼计划换取了一项基于铀浓缩的计划（正如2006年10月的试验所证明，它一直保持了其核武器计划）。 近期的美国政策——911事件所引发的——偏向了另一个极端，动用武力倾力应付一项威胁，以致我们无法准备应付其它威胁。我们的几乎全部可部署的美国军队都驻扎在伊拉克，即将派往伊拉克，或者即将从伊拉克战场回国。我们的活动达到我们武装力量能力的极限。正如我们将会看到，扩军的前景并非很好。 推动美国在伊拉克选择的是一个事实，即在我们的部队能够在该国驻扎多久问题上，时间正在流逝。此外，由于美军投入到伊拉克，所以就无法用在别处。与今天相比，美军在2004年3月以前之所以是一支更加有效的威慑力量，恰恰是由于它那时是一支有潜能的军队。 冷战期间，美国的政策注重确保威慑。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满足对兵力水平和维持联盟的明确要求。今后，美国战略和政策的可持续性将较少地取决于保持威慑，而较多地依赖于满足两项新的标准。 第一项就是保持战略上的主动行动。军界所熟悉的这个词语指的是一国控制军事或政治局势的发展方向的能力，或者起码要比我们的对手更能对其施加影响。当一国保持战略主动行动时，它就能决定何时、如何，以及按照什么条件与敌手交战，并在能够最有效地左右局势的时刻这样做。 第二个概念就是行动的灵活性和节省资源。我们需要寻求采取效率和效能最高的、既能实现我们今天的国家安全目标，又能使美国获得在今后实现其目标方面的优势的一系列行动。
一般规则 总之，要制订一项承认保持可持续性的必要性的战略，就要符合以下原则： 了解你的长期资源，努力做出付得起代价的、赢得民众广泛支持的、同心协力的和持续不断的努力。 在应付威胁方面采取积极的态度，即使这要求采取单边的军事措施。现在动用有限的武力，可以避免以后动用更多的、付不起代价的武力的必要性。 在对付盟国和潜在的联盟伙伴方面采取务实的态度；不要造成不必要的敌对、代价或摩擦。 但要阐明美国所寻求实现的持久的价值观和目标。官员们需要坦诚，不要在公开讲话中闪烁其词和工于心计。在必要情况下，我们能够不时地修正我们的价值观。但官员们如果希望保持公众对他们的支持，就必须以诚相待。 做出一切必要的努力，就长期目标达成两党共识。美国如果依据每四年在选举日所获得的51%公众支持率，是不能维持一项保持主导地位的战略的。遏制政策之所以灵验，是因为它多年来享有广泛支持。 军事力量会很重要，但软力量——美国的文化和国际商务——在挫败或改造我们的敌手方面，将逐步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常规军事力量能够显著和迅速地改变地面上的局势。但在长期里动用它却代价太高。与在长期里影响全球的人口和经济变化趋势的潮流效应相比，它也是薄弱的。像专业的海员一样，美国需要乘风破浪——而浪潮的走向对我们是有利的——以便我们能够高效和有把握地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美国能够保持其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这样做也应成为国家的政策。我们倡导民主、自由与和平的广泛目标都取决于这项政策。我们要使中国等新兴国家融入到国际社会之中，并消除宗教原教旨主义充当恐怖工具的可能性，这些目标的实现也取决于此。然而，维持我们的主导地位却要求采取巧妙的手段。在美国的战略和政策方面达到如此老练的程度，可能是所有挑战当中最为严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