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主流经济学的数理建模很可疑
经济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量的关系。它的若干基本概念，如价值、剩余、竞争、分配都是一种涵有数量意义的概念。经济关系可以通过数学关系建构模型。但我认为现代数理经济学所构想的多数虚拟模型是可疑的。
人民大学高德步教授在一本批评主流经济学的著作中指出：
“小阿尔费雷德·马拉伯通过战后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家及其活动的研究，对上述问题作出了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他指出：有不少经济学理论是在大学的象牙塔里构思出来的，这样的理论和建议，经常与经济的现实不符，当然不能凑效。现实经济不可能简单得用几条‘抛物线’就能客观描述。这种观点真可谓切中经济学的时弊。这些年来，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学术化’，经过精密的数学运算和精心的雕琢，真的成了象牙塔中的‘精品’，遗憾的是许多‘精品’中看不中用。”
而美国学者马拉伯则讲过一个颇为极端的说法：
“以本人之见，较为确切的描述应当是：经济学，说好听点是一门伪科学；说得不好听些，它是场猜迷游戏。这游戏通常极为粗劣且不时被一些聪明的骗子所操纵。这些人的学术报告所言远超过他们为改善人类生活而做出的任何可能的贡献。”
美国经济学家Sidney Weintraub则较为学术性地指出：
“斯莫伦基教授和雷诺兹教授是研究帕雷托最优化的，在讲授时往往把它跟福利经济学混同起来，认为价格法规最适用于静态经济，而不是实际经济。更经常的是，只假定有关费用是一组纯客观的可数量，为图简便而有意忽略重要的主观（即使用者费用）成分，因为这种主观成分会使福利经济学的具体应用复杂化。此外，令人伤脑筋的市场故障并发症会引起可疑的‘次最优’——也是低阶的——权宜的解决办法。
哲学家（以边沁的功利主义的优点最为突出）、政治理论家、法理学家以及议员们一直在对伴随公众行为的优点而来的缺陷权衡得失。现代经济学家用数学手段把概念精雕细刻，以避免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不幸的是，大多数‘效益’和许多费用都是非现实的和零散的，由于实际情况难于预测，计算自然也无法精确。
在我看来，萨缪尔斯（W.J.Samuels）教授承担了一项最难捉摸的任务——试图把纯经济学中的观念与意识形态的朦胧概念在经济学中加以区别。它的普遍存在影响了经济学的所有分支学科：看来经济学家命定要和这种矛盾打交道。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那些竭力宣扬‘绝对不受价值论约束的’经济‘科学’的人却大肆吹捧政府准则，在装模作样地要为他们的意识形态进行‘科学’约束的同时，保卫放任自由，反对平均主义措施。我认为，混乱的根源来自四十多年前莱昂内尔·罗宾斯的一道禁令，这道禁令规定：侵入心理学，政治学说和社会学都是‘超出经济学的’，不管所研究的问题可能同这些学科有什么关联。经济学家们被告诫：要严格坚持资源分配问题在‘既定’目标范围之内，不管这些目标对人类福利多么至关紧要，都是把它们看作是外加的东西。”
他讽刺那些热衷于设计抽象模型的经济学家说：
“经济学中有不少精致的理论都是从假设技术不变而‘工业技艺处于一定水平’为前提的模型中提炼出来的。可是我们所乐于称之为‘进步’的东西却多半起因于技术的变革，这就导致了咱们的模型同史实之间有某种极为严重的脱节现象。如果说1876年的美国资源分配是‘理想’的，那末美国的生活方式至今还该是1876年式的啦。要是今天的印度按照最理想的设想来分配资源，那末它的境况也就根本不可能好转。创建技术业绩的正是技术本身，不管静态福利经济学施展什么样的瞒天过海的伎俩，这终究是平凡而关藏不住的真实。”
还是让我举一个例子说明吧！我看的关于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的理论介绍的第一本书，《经济学发展轨迹——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述要》第一辑，书中第一顺序是介绍1971年诺贝尔经济奖者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的关于它研究了人均产值增长与什么有关的课题：
它设想了人均产值与三个方面有关系：一是劳动力的数量变化与人均产值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人均劳动投入量对人均产值的增长没什么贡献。二是分析资本投入的增长。为了分析资本投入的增长，它搞出了一个公式是：
设c、k、y分别是可再生产的资本量、总资本量和总产值；Gc、Gk和Gy 是一个世纪内可再生产的资本量，总资本量和总产值的增长倍数；ry、rdc、rdc/y是总产值、资本形成量和资本形成率的年增长率；mc、mk表示最初可再生产的资本量和总资本量对最初的资本形成总量的比率，那么：
1＋ rdc＝（1＋ ry）（1＋rdc/y）
（1＋ rdc）n－1
（1＋ rdc）－1 ＋mc
Gc＝
1＋mc
（1＋ rdc）n－1
（1＋ rdc）－1 ＋mk
Gk＝
1＋mk
在这里，发达国家总产值的增长率是已知的。如果能够估计到最初的资本——产值比率以及资本形成率的水平和变化趋势，就可以求得总资本的增长率。例如，一个世纪以来典型的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是3%，如果最初的资本——产值比率是6︰1，在这个世纪里净资本形成率从5%提高到15%，那么按照上述方法所求的扣除折旧的总资本增长率，将低于总产值的增长率。
……
我们已经知道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是3%，人口平均增长率是1%，因而人均总产值的增长率是1.98%。这样，把人均联合投入增长率和人均总产值增长率相比较，可以看到，前者约为后者的1/4，剩下的3/4即1.48%，代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这就是说，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和资本投入数量的增长对人均产值增长的贡献只有1/4，生产率的提高对人均产值的增长贡献达3/4。
虽然求出了生产率对人均产值的增长率贡献达3/4，但是然后我们再问下去，何以当时中国的生产率是如此低下，而日本的生产率是如何的高呢？那么生产率又是如何决定的。那么是否还有什么公式能计算出，也就是说建立数理模型经济学到了这里时可以说是黔驴技穷。
总之，经济学建立数理模型很是可疑。
（五）
它是一套类似富人冶病的发展经济的学说，而不是一套类似穷人治癌的振兴经济的学说
1、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学术体系为主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不适用于振兴贫困国家，贫困国家的数目仍在增加
西方经济理论大多围绕已经富起来的地区开展问题研究，而对于世界贫困地区很少涉及，至今还没见到那一个贫困地区是用西方经济理论把它搞富起来，所以这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理论至今救不了世界贫困地区。
西方经济理论是以市场经济为法则的理论，市场经济是世界通用的，但是它对于振兴一些贫困国家来说，并不见得有特殊的效果，贫富分化正在拉大。
最不发达国家的数目从1971年的25个上升到2001年的49个。其中34个在非洲，9个在亚洲，5个在太平洋地区，1个在加勒比地区。这些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足300美元，近50％的人口是文盲，卫生、医疗条件差，1/6的儿童在5岁前夭折，成人寿命平均在51岁左右。总之，49个国家的人口总数是6.3亿，占世界人口10％，但总收入不足全球的1％。
2、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没有一个人是因如何振兴贫困国家和地区的专题研究而获奖的
为了了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振兴贫困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情况，先让我们看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主要贡献：（以表来查）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经济理论贡献中发现，他们对世界贫困国家和地区如何振兴没有一个人在这一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
3、与振兴贫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理论有关联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贫困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难题仍然束手无策
（1）对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有研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A.刘易斯、西奥多·W.舒尔茨等对制约劳动力转移的两个恶性循环束手无策
与贫困地区发展理论研究有较多关联的是因发展经济学而获得1979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A.刘易斯、西奥多·W.舒尔茨等两个人。
Ⅰ、刘易斯他们对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的看法
刘易斯对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有发表过看法：
他认为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本身即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释放出来，重新配置到城市工业部门，使城乡的产业有了明显分工，这既促进了工业化，又促进了城市化，还解决了农村的失业问题。因此可以说，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通过这种转移，现代工业得到了扩大，而传统农业则相对缩小，由此便可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加快。
为什么劳动力会从乡村大量涌向城市呢？刘易斯认定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所致。正如位于汪洋大海中的小岛一样，少数城市工业化经济部门，被大量的农村传统部门包围着，这就组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具有的“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仅糊口的、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以土著方法进行生产、自给自足的农业部门；另一个是以现代化进行生产、技术先进、劳动生产率高，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的城市工业部门。
农业部门中，存在着只有极低的，低到零点甚至负数生产率的“过剩劳动力”。按照刘易斯的定义，“过剩劳动力”就是劳动力中的这样一个部分，把这部分除掉以后，尽管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不增加，而产出的总量却并不减少，甚至还略有增加。这部分劳力，形式上是就业的，但实际上对生产并未起任何作用，或者只能起极其微小的作用。当这部分劳动力有机会得到其他工作而离开这个部门之后，余下的劳动力可以保持产出总量并不减少。因此这部分劳动力在这个部门中是过剩的劳动力，或者说他们处于就业不足或隐蔽的失业状态。在没有失业救济的条件下，这部分劳力的生活是靠劳动人口自己维持的。
在城市中的现代化工业部门中，劳动生产率自然远远高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工人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农民的工资水平。工农业工资水平的差异对农村过剩人口向城市转移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同时，城市现代工业资本家也愿意雇用这些劳动力，因为付给他们的工资低，可以赚取更高的利润。这样，两种工资水平的差异，促使“过剩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流动，并由此而引起种种经济结果。
在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由于农村劳动力充裕，因此，资本家可以把他们的工资始终压低到一个最低生活水平，并保持不变。这样，工业资本家便可以不停地赚取高额利润，然后再增雇新的工人来创造更多的利润。只要农业部门尚有“过剩劳动力”存在，这一过程将反复循环进行下去，直到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吸尽为止。
Ⅱ、我认为刘易斯等人对制约劳动力转移的多重因素中的其中两个恶性循环束手无策
我认为刘易斯关于劳动力转移的问题虽然对贫困地区的劳动力的转移规律有所揭示，但是只是揭示规律而没有对如何加快劳动力转移提出很高见的看法。
贫困地区之所以劳动力转移缓慢，是因为有很多因素所制约，其中有两个“恶性循环”制约着劳动力的快速转移：
一、资本缺少，收入低下，储蓄少三者互为因果，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城市的收入低因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起着制约作用，他们对此问题莫之奈何
从资本供给来看，国民收入低导致储蓄少，储蓄少造成资本缺乏，资本缺乏导致生产率低，生产率低又造成收入少。这样，资本缺少，收入低下，储蓄少三者互为因果，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由于劳动力的转移是由城市的收入与农村的收入差来决定的，由于收入低下，则城市的收入低因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起着制约作用，他们对此问题莫之奈何。
二、收入低下、投资不足、购买力三者互为因果，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投资不足，那么也就是说城市不需要很多的劳动力就业，这样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解决此问题也是没有任何高招
资本需求方面的恶生循环是：由于人均收入低，人们的购买力低，因而市场狭小；由于市场狭小，资本投资引诱力不足；由于资本投资引诱力不足，投资规模小，就业不充分，因而人均收入水平低。这样，收入低下、投资不足、购买力低三者互为因果，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投资不足，那么也就是说城市不需要很多的劳动力就业，这样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劳动力的转移。
刘易斯他们在解决这些恶性循环的问题上还是束手无策，所以他们只研究一个劳动力如何转移对于振兴贫困国家来说将是远远不够的。
（2）以福利经济学专题研究而获奖的，与发展贫困地区研究有关的是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印度教授阿马蒂亚·森能，对振兴贫困地区须解决如下二个“两难问题”上，他仍然是束手无策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还有一个与发展贫困地区的研究有关的是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印度教授阿马蒂亚·森，他是以福利经济学的创造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我认为他的福利经济学对如何解决贫困地区的如下二个“两难问题”上仍然是束手无策：
Ⅰ、贫困地区发展传统行业，面临传统行业市场激烈竞争很难站住脚。要振兴贫困地区经济势必要发展高新技术行业才行，而发展高新技术行业却因为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跟不上，人才缺乏，资金不足等等而举步维艰，贫困地区发展传统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都走进死胡同是个两难问题，对这两难问题至今没有见到过他和其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此有何高招
贫困地区要发展，但是不能大力发展其他区域已有的行业，因为发达地区的传统行业已很成熟，市场竞争力强，贫困地区要发展传统行业，在面临着强大的市场竞争的状况时，又加剧了市场竞争的局面，这样势必造成贫困地区已发展的传统行业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下而很难在市场上立住脚。在这种情况下，贫困地区要想振兴，势必要发展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才行，但由于贫困地区往往是劳动力的素质跟不上，再加上人才缺乏，资金不足，所以发展高新技术也是举步不前。这是一个“发展传统行业易陷入沼泽地而发展高新技术难于上青天”的两难问题，他对此“两难问题”没有提出解决的方案。
Ⅱ、贫困地区往往存在着人民不能大有作为的情况，因此振兴贫困地区只能靠政府大有作为发展公有制企业才行，但由于公有制企业活力不如民营企业，对这两难问题没有见到他和其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有过很好的解决方法
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的因素很多，我们大致把它分为四大类：一是人民；二是政府；三是宏观政策；四是自然客观条件。我认为造成贫困地区的因素中，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与人民不能大有作为有密切关系，而造成人民无所作为的因素也很多，有民间资金不足和分散，人民风险创业精神不足等很难使人民自己创出新业的诸多不利条件，一个贫困地区在人民无所作为的情况下，要振兴他们所在的贫困地区，往往要依靠政府才行，政府振兴贫困地区的最常见最有效的一条途径是政府进行创业，政府创业往往是以公有制企业介入的，但事实又证明公有制企业的活力不如民营企业，怎么解决这一两难问题，他没有说明。
这些发展贫困地区的关键问题都不能解决，那就更谈不上他们会提出如何高速发展贫困地区的好方法了。
4、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至今大多是对富裕地区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即使提出振兴贫困国家的发展方法也是不实用，因为他们对贫困地区存在的上述所言的“二个恶性循环”和“二个两难问题”至今仍无解决的高招，这可能是他们对贫困国家没有亲身体会有关，阿马蒂亚·森能虽出身在贫困国家印度，但他后来还是在英国工作
从事实情况分析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几乎全部是在富裕地区生活工作的，因而他们对贫困国家没有亲身体会，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他们研究贫困地区的水平。印度的阿马蒂亚·森能早年在自己贫困的印度国家生活过，所以对研究贫困地区发展有亲身的感受，他为了使贫困国家更加快的发展，他提出了福利经济学，但是他还是离开了自己的国家而在发达国家的英国等地工作，因而他接触的还是富裕地区的情况，所以说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贫困地区没有亲身的体会，而倒使他们对富裕地区有亲身体会，这样子使他们很容易产生一些解决富裕国家出问题怎么办的方法。我可以打个比方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的经济学说是富人生病的学说，因为富人生病往往比起穷人生病来说好医，因为富人有钱，可以做好手术，可以吃好药，可以请好的医生为他服务等等；但是对贫困地区的存在的严重的问题就好比是“穷人生癌的问题”，他们对穷人生癌往往是束手无策，大家都知道，穷人治病的确很难治好，因为开刀做手术付不起钱，吃好的药也付不起钱，使用什么新的治疗方法也付不起钱，反正是无钱寸步难行，在这种情况下，穷人生癌要想冶好的可能性很小，再加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贫困国家没有亲身体会，所以没有人想到解决的方法也是很自然的，这是很好理解的事。
综上所述，这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术体系是富人治病（富国出问题）的学说，而不是穷人生癌（穷国严重问题）的冶疗学说。
作者:余荣星,QQ号:382163029,固定电话:26135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