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略论企业转制 我国的企业的转制，即使严格限定在改变一部分企业的所有制形式这样的含义上，从开始实践至今，也已经有十几年。例如，鄞县（鄞州）的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为私有企业就是在1994年。时至今日，还不能说我国的企业转制已经结束；而企业的所有制形式的转变，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不言而喻，由此引起了人们的经济利益和思想观念的重大变化。不过，所谓企业转制，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各人有各人的说法。事实上，人们往往是从不同的侧面谈自己的看法或者讲自己的感受。我们在这里碰到的既是理论问题，但更大程度上是实际问题。 如果时光倒退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时的经济成分结构（或者说所有制结构）、企业状况，现在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大约不会否认下列问题的存在： （1）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占绝大比重，私营企业只是在温州等少数地区小有发展。 （2）那时的国营企业，以及原来的集体或大集体企业，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按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和经营。而政府直接管理的管制型的生产，只有在作为特例的战时经济时期才是必要的、有效率的。按市场需要进行生产，则是商品生产条件下，社会需要得以实现的具体机制。我们应该记得，国营企业和旧式集体企业，是在两大方面受到巨大冲击的。一是温州、广东等地新生长起来的私营企业，其中温州更为典型。虽然开始很小，但逐渐成了气候。温州的这些私营企业，主要是加工企业，所以生产本身完全市场化，流通当然也完全市场化。现在温州的理论界，大约是不会再说这些企业是新型的集体企业了，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可是这么说、这么写的。我以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心的，并非假意。广东一带，大约商业流通类私营小业主发展得更有特色些。二是江苏，浙江的宁波、绍兴等地，那时首先得到较快发展的是集体形式的乡镇企业。这些乡镇集体企业，在生产和流通领域都给原来的国营企业以及旧式集体企业带来很大冲击。浙江的台州地区的经济形式介于温州和宁波之间，和温州形式更接近些。 我们不要忘记，国营企业整体，正是在新生长起来的私营企业（相对数量较少——那时的温州毕竟只是东南沿海之一隅）和相对而言灵活得多的乡村集体企业的持续冲击挤压下，逐渐疲惫、衰落的。按市场需要进行生产，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现在是真正大规模地在实践上得到了证明。请想一想，若论看得见的实力，那时的乡镇集体企业以及新生长起来的私营小企业，和国营企业相比，差距真是太大了。但实践则证明，充满活力、实力不断增长的却是前者；后者的实力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减弱。这就在实践上证明了市场机制的力量。不过，按市场需要生产和经营，从企业的所有制讲，决不是唯一的私有制形式。高度发达的市场形式，只是商品形式的展开而已。 我们在此，并不想把重点放在一般理论的阐述方面，而是着重于实践方面。因此，如果改革开发过了近三十年后的今天，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思维方式和观念上，坚持认为，过去管制式的管理下，社会更安逸，不必像现在那样有如此大的压力。我们只能说，那种体制消磨了多少英雄、豪杰、才俊、能人。死水一潭的社会毕竟不会有真正光明的前途的，表面上的歌舞升平之下，有多少人为维护一丁点的利益而用尽心机。这难道不是真正的社会悲剧、无言的社会悲剧吗？ 到此为止，涉及的主要是企业的经营机制的转变问题。也只能说，那时我国社会已开始了初步的转变，但国营企业经营机制的变化，实际还并不大。 当在这种情况下，要进一步地改变公有经济占比过大问题时，不言而喻，相对讲难度较小的是乡镇集体企业，即把原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转变为私有企业。所谓难度较小，因为这些集体企业除了国家税收扶持之外，主要是靠自身逐年积累，改制时这些集体企业的大多数规模也仍然较小。但是，这仍然是一个并不容易的转变过程。别的且不说，这些颇不错的集体企业，即使相对较公平地卖给了经营者，明知直接得好处的毕竟几乎就只是这些经营者。其次，众所周知，在转制卖厂的过程中，引出了不少受贿、舞弊行为。确实，这是对大众的伤害。但是，即使撇开这一点，不管看似多么周全的办法，其实都不可能改变既定的社会条件。 对于这些条件，无论人们多么不愿意，是必须面对的。如人们所熟知的，企业的经营者和该企业的普通劳动者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是严重不对称的。对这些小企业的资产采取拍卖方式也不可能改变这一点。这里还有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原因：当时的乡镇企业形成的大量应收账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的业务关系和人际关系。显然，当时的乡镇企业的经营者处于关键地位。因此，推而广之，这里存在的，不仅是信息上的严重不对称，而且是能力上的严重不对称。当时已较出色的乡镇集体企业经营者的能力，是经过多年的实践磨练逐步形成的。在此之后大批中小型国营企业转变为私有企业，与乡镇集体企业的转制情况类似。 这里所反映的问题的一般意义是：政策上的重大失误、失当所造成的后果，不仅要由当时的人们来承受，而且还将由后来的人们来承受。不过，从历史的实际进程讲，无疑，失误和曲折是难以避免的。这些失误既和领导者的认识和决策失误有关，也取决于社会大众当时所达到的认识状况。但是，国人的相当大多数可不是这么想的。人们往往是看得自己像菩萨，看得别人像盗贼；这又和要求别人像菩萨，允许自己如盗贼，紧密关联的。 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一定程度上是和小生产式的社会心理有关。当然，这是中国式的小生产式心理。局限于如此狭小范围的耍心机、弄小手段，又怎么可能成就大事业？ 还是谈实际情况吧。乡镇集体企业的转制是一方面，国有企业的转制是一方面。关于国有企业的转制，我们下面再谈。现在首先要谈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大批大批新注册登记的企业，绝大多数是私有企业，这是促使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更为基础性的方面。从就业人口的社会结构讲，以作者所在的宁波市为例，据宁波市公安局统计，外来人口已达宁波市本地人口的45%。这些外来人口的大多数是劳动人口，其中外地来的农民工最多，如果继续留在原来的农村，不会有什么出息。外来劳动人口中的中等以上学历的较高素质者也已经明显增加了。我们在这里讲外来就业人口，可以设问：如果宁波这样的较发达的沿海城市，在最近的二十多年里私有企业没有形成广阔的发展局面，又怎么可能容纳如此庞大的就业人口呢？这一侧面的变化，无疑已经证明，这种私有经济形式是适合我国很大部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保留一点具体的历史记录，总有利于客观地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宁波市所属的鄞州（鄞县）的乡镇集体企业是1994年下半年开始转制的；江苏的乡镇集体企业的转制比鄞州晚几年；宁波市的慈溪市私有企业比鄞州发达，起步比鄞州早；上面已指出，温州从八十年代开始，实际就是以发展私有企业为主。 当改革开发之初，我国的农业还占绝大比重，离基本实现工业化似乎还遥遥无期，庞大的农业人口通过什么方式转变为工业人口呢？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虽然和当时的“文革”造成的极端环境紧密相关，但同时也表明，在我国当时的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占有绝对统治地位、工业领域国营企业占绝对统治地位那样的经济体制下，工业化确是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更具体地讲，由那时的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有效益地大量吸纳将要从农业部门分离出来的劳动力，已成了一件难以做到的事了。之所以如此，僵化的近于管制形式的经济体制、非市场形式的企业制度的巨大弊端，在我国那样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堵塞了私有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基础性的原因。邓小平所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现在，我们再来看农业之外的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问题。既然上面已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大批大批新注册登记的私有企业，大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这也就在事实上证明了，以往那种国营经济占绝大比重的所有制结构，是以畸形的形式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往沉重的教训告诉我们——现在的行政管理、事业单位管理与运作，很大程度上仍然在以事实告诉着我们，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小生产式的社会主义、小农式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特征是：众人面对的是人人几乎都能胜任的工作，因而似乎感觉满满，目光盯着的是一丁点眼前利益。与之相反，迅速发展、高度社会化的现代大生产，人们都在力求跟上时代的步伐。在高速运转的生产过程中，人们必须不断充实自己，在实践中锻炼自己，不断地学会新的本领，生产和管理都时时进行着创新。 从根本上讲，生产的这种特征，并非只决定于各个生产单位具体的生产过程，而是和社会生产的其余部分，从而和社会的整体生产紧密相联的。因此，现代大生产的高度社会化，是相应的生产单位和社会生产整体的统一结果。正是在这样的现代大生产条件下，相应部分经济体的生产资料（积累劳动）的私人占有方式已经过时了，生产和管理都不再是以往那样手工或作坊式了。由此可见，现代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厚基础，本来就不是建立在空洞的“良好愿望”之上的。 我们回到我国的社会生产的现实发展水平。上面已指出，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以往那样很高比重的公有经济，显然脱离了我国生产力实际所已达到的水平。但是另一方面，即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五四运动前后，大工业也已约占我国国民经济的10%左右，这已是社会化大生产了，这也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基础。现在众多的人们却并不看重这一点了，但这正是关键性的社会基础条件。在许多人看来，而且甚至可以说已成了一部分号称经济学家的人们的共识：公有经济要从竞争性经济中退出来。如果公有企业或公有控股企业无法在竞争性经济中生存、富有效益地经营，那就决不是现代社会的公有企业，不是现代社会的公有经济了，社会主义也就真的难逃失败和毁灭的命运了。管制形式的公有经济普遍地走上衰落、失败、严重挫折的结局，决不表明公有经济本身的失败。恰恰相反，生产条件的社会共同占有正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在现代条件下，公有企业怎样经营才好？现在虽不能说已有十分成熟的经验，但仍有值得高度关注和肯定的事情。一是上市公司形式对企业的社会监管和重大正面效应。2004年11月，香港上市的创维公司黄宏生案件，对内地就形成了很好的正面冲击作用，周正毅案件也是如此。正是创维黄宏生案件不久，内地的上市公司中侵占巨额资金、采取种种欺诈手段套取巨额资金的高管，在2005年一、二月间纷纷案发，被追究刑事责任，此后逐渐成为常规性的司法行为。在此之前，公众的绝大多数还不认为会这样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我们在此，需作进一步的思考：从事情的直接含义讲，这是对上市公司的规范化、法制化监督问题，但推而广之，非上市公司的多主体投资成立的工商企业，以及独资企业，同样要受到这样的制约与监督。我们在香港的电视剧中就常可看到这样的情节。不仅如此，这对于公有资本或公有控股企业同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公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讲，商业侵占罪责自然也要受到制裁。这是对公有资本有效的社会监督形式。二是以公正客观的财务评价为基本社会职能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机构同样是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尽管我国在这方面目前尚是初步的。制度的完善首先取决于相关的社会条件，当客观条件基本具备时，具体制度的拟订、借鉴确是重要的；但具体制度决离不开客观条件，不可能脱离社会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决不是如人们现在所想象的，似乎后者可以脱离前者，那实在是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那些几乎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什么都好，或者整体制度比我们强的人们，其实何曾把自己定位于中国社会的某个要尽相应社会责任的一分子！又何曾思考过，自己也属于中国社会中水平其实并不高的某个阶层！ 另一方面，在现实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具体的制度设计当然是重要的，不然我们又怎会走那样大的弯路呢？不仅如此，现实的思想观念也十分重要。在此仅举一个小例子。不久前国内国有大银行酝酿信用卡跨行查询收费。反对者中有种种看法，如垄断收费的指责。金融服务商品购买者的消费者，和金融服务商品生产者的银行机构的价格博弈直至应否收费的争论，是较正常的市场关系形成条件之一。我们在此要讲的是有人提出这样的理由：国有银行是纳税人共同投资的结果，我是纳税人，这个国有银行我也有份，我现在享受国有银行的服务怎么要收费呢？作者所接触的媒体，两次听到和看到这种说法。一次是宁波日报文荟周刊登载的，一次是浙江电视台一位评论员的时评。且不说，对工、农、中、建这四家银行，当人们持有上述看法时，建行、中行、工行有的已经上市或即将上市，或者已改制成股份公司；即使仍是国有独资银行，公有企业就市场目标而论，基本着眼点只能是赚钱盈利，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商品生产企业了。这才是真正向投资者负责啊！从纳税人是公有企业投资者的角度讲，只能如此；从纳税人同时是消费者的社会一分子讲，他只能按市价付钱，因为他作为消费者购买了相应的金融服务商品；在博弈中形成公允的市价，则是他作为消费者的权利。由此可见，以往长时期里形成的对生产的管制形式的留恋、对平均主义大锅饭形式的留恋，不是说消除就能消除净尽的。不管是公有独资还是公有控股企业，作为商品生产主体，按商业规则即按市场规则运作，是必须的基本的要求。 可以对上面的叙述作点小结： （1）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经济成分的重大变化，新成立的私有企业及其发展，这是一条路。最典型的是浙江温州的私有企业群的形成和发展，这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另一条路是东南沿海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这些乡镇集体企业随后在九十年代中期前后基本上转变成了私有企业。在此之后才是大批中小型国有企业的转制，其中的大部分也是转变成了私有企业，这实际是第三条路。 （2）因此，企业的经营方式的转变，是和经济成分结构的重大变化相随的。 （3）我国经济成分结构的重大变化和企业经营方式的重大变化，既和我国社会生产力的现实发展水平紧密相关，又和领导者和公众观念的重大变化紧密相关。具体的经济政策的变化和经济制度的公布施行，反映着社会认识的相应变化。 （4）社会经济成分结构的这种转变，决不可能无痛苦、无代价的。前人的失误不仅要由当事人承受。另一方面，每一时代其实都是如此，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5）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相联系的现代公有经济，才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经济根源。因而社会主义必定有光明的前途。但是，成功的社会主义最终取决于人的实践，活生生的历史是由活生生的人来造就的。如果经过艰苦的实践之后，不能形成所占比重较适当，真正有竞争力、效益良好的公有企业（公有经济），那又怎么会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呢？不管人们主观上怎样想，以工人阶级政党自命的共产党又怎么可能在事实上真正站在劳动大众的立场上，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呢？
